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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
战国时期，楚国农业又有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工程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增产。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是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载，当时楚国境内的荆山、洞庭之山、暴山(洞庭之山东南)都是着名的铁矿山。宛(今河南南阳)则是楚国着名的冶铁基地。据黄展岳《试论楚国铁器》一文研究统计，从1951年至1979年，共出土楚国铁器58批，计168件。除8件属春秋晚期外，其余均属战国时期。出土地区普及楚国各地，其中尤以湖北、湖南地区居多。出土的铁器，除兵器、容器、手工业生产工具外，主要是铁农具。铁农具品种繁多，有锄、耒、耜和镰等。《孟子·滕文公》记孟子问楚国农家许行弟子语：“许子以釜甑 、以铁耕乎?”许行弟子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铁器是用粟交换来的，足见楚国铁农器的铸造已成专业化，使用也很普及。
入战国后，楚国随着疆城向东扩展，在今江淮地区，水利事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前面提到春申君黄歇在其封地内，兴修水利，增辟税利，盘剥民众，但在客观上，对江淮地区、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的经济开发是有利的。据《越绝书》载，黄歇继承了孙叔敖筑陂的方法，以无锡湖治以为陂，陂渎连贯，注入太湖，灌溉良田。又据《大清一统志》记：
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今江阴之山川，多以春申取义。
原来在淮水流域修筑的芍陂，继续得到修筑和利用，可灌溉周围良田数万顷，对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楚国后期之所以东徙寿春，并以此与秦对抗，芍陂的继续修筑带来的粮食充足，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铁工具的使用，楚国的耕地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吴起变法时，针对楚国地广人稀这一实际，向楚悼王明确地提出：“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果断地“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项措施，固有打击旧贵族一面，但对开发周边地区、扩大耕地面积，带去先进的生产方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楚国所谓“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与楚地广阔，耕地面积逐步扩大，是分不开的。
楚国的粮食一直是比较充盈的，战国时期更是如此。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威王时，策士苏秦为赵合纵，曾到楚国游说。他对楚威王说：
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偌大国家，又兵多将广，马匹辎重，数以万计，它所需要的粮食供应，其数量是极其巨大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楚国库存粮食，仍很充盈，“粟支十年”。楚怀王时，张仪为秦破纵连横，称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接着又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战国策·楚策一》)，可见楚国兵力、粮食当与秦相当，才形成当时两强对峙之势。战国末，楚已偏安江东弹丸之地，尚能对抗“空秦国甲士”，足见楚国仓禀充足，原策士所称“粟支十年”，当符合楚国粮食储备实际，并非溢美之辞。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时，越趁齐楚矛盾激化之机，亦兴兵攻齐，齐则唆越攻楚，称雠、庞、长沙之处为楚国产粟(粮食谷物)之地，越果然西攻楚。长沙等处当是楚国产粮和粮食库存的地方。
楚国粮食丰实、农副产品多，在《楚辞》有关篇章中亦得到证实。如在《招魂》中，说在那荒蛮的雷渊地带，“五谷不生，丛营是食些”；而在《大招》中，则盛赞“自恣荆楚，安以定只。……五谷六仞，设菰梁只。鼎盈望，和致芳只”。可见楚国腹地，农业生产发达，稻、稷、麦、豆、麻，五谷丰收，堆积如山。食鼎到处都是，做好的食物香气扑鼻。由于粮食丰收，贵族所喝的酒也很讲究，“四酎并孰，不涩嗌只，清馨冻饮”、“吴醴白蘖，和楚沥积”(《招魂》)。粮食品种多种多样，有“[禾巨]黍”(《天问》)、“稻梁[禾爵]麦，[如/手]黄梁些“(《招魂》)，有的还加工成各色各样的点心，“[米巨][米攵]蜜饵，有[饣长][饣皇]些”(《招魂》)，香甜可口。
战国时，楚国粮食丰收、品种多，不仅在古文献中有充分反映，近年来考古发掘，也进一步得到证实。如据《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记，楚都江陵纪南城陈家台手工作坊遗址，发现有五处稻米遗迹。至于其他农副产品，在湖北、湖南各地楚国遗址中均有发现，和文献资料所记完全吻合。
二、手工业
战国时期，楚国手工业发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其中尤以冶金、丝(麻)织、漆器、琉璃、竹木器、建筑等为最突出。
在冶金方面，楚国青铜铸造业继续得到发展。除铜绿山铜矿开采长盛不衰外，湖南麻阳九曲湾、长沙铜官山等也是重要的产铜和开采基地。所以，楚国产铜区多，为青铜冶铸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据目前考古发掘所见，郢都是重要的青铜铸造基地。如前所述，在今江陵纪南城内的陈家台，发现有两座铸炉的残迹，在其附近有铜渣、锡渣及其他铸造工具的残片。此外，还发现有稻米的遗迹，说明这里铸造规模大，人手多，是楚国一个传统的青铜器铸造场所。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战国时期，楚青铜器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铜器群为代表。其中钟的铭文记：“佳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根据此铭文与墓葬特点等分析，年代为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五十六年)或稍后，其时，曾已成为楚国的附庸。曾的都城可能在随(今湖北随州)，故又名随(曾，是否即文献上的随，目前说法不一。）曾早在春秋时就已成为楚的属国，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直接受到楚国影响，在青铜器铸造上，亦“可以代表楚国的青铜铸造水平”(张正明《楚文化史》。）该墓出土文物甚丰，其中各种青铜器，如鼎、簋、钟、炒炉等各种礼器、容器、杂器，总重量达10吨左右，“如果加上浇冒口系统以及熔化浇注时必不可免的烧损、飞溅、飞边等损失，铸成这些铸件需要铜、锡、铅等金属料约十二吨”(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第7期)。在这一青铜器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钟。全套编钟64件，钟1件，共65件，重量达2千5百多公斤，加上笋(钟架横梁)、(钟架立柱)的青铜构件，总重量达5吨之多，是迄今我国出土最多最重的成套编钟。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通高1.534米，重203.6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乐器。显然，铸造如此巨大的器物，必须要有大熔炉、高温炉和强鼓风设备，才能铸成。在铸造技艺上，使用了分范合铸和复印花纹等一系列综合技术。如编钟的中层甬钟，用陶土制成瓦形钟模，钟体纹饰，则分别使用花盒翻制花纹分范，再组合成型，干部分范制成后插入甬范，钟体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浇口和排气孔在芯上开设，这样，整个铸型使用的范和芯，多达100块以上(详见华觉明《曾侯乙钟及构件的冶铸技术》(《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在中室出土了建鼓。建鼓是用铸接、焊接的方法制成的。建鼓的鼓座用青铜铸成，有八对大龙穿插蟠绕在座体之上，又有许多小龙攀附在大龙身上，构成一个龙群体。龙群由22个铸件和14个接头通过铸接和焊接相互联结并和座体接合在一块，是传统分铸法的熟练运用。在焊接技术上，既使用了强度较高、操作较烦难的铜焊，又使用了强度较低、操作较简便的锡焊。用于锡焊的低熔点的铅锡合金，在墓中亦同时出土。这种铅锡合金和焊接技术，是我国古代史上的首次发现。
该墓还出土了尊和盘各一件。尊唇和盘口纹饰为缕空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由内部的铜梗支承，是用失蜡法和漏铅法制造出来的。故此尊盘，具有极高的科学与艺术价值，被视为楚青铜器精品中之精品(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群，反映了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铸造业在浑铸、分铸、大焊、小焊、失蜡法或漏铅法、镶嵌、错金银等各项技术的先进水平，“代表了铁器普遍应用之前先秦金属工艺的高峰”(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的铸焊技术和失蜡法》。
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除了鼎、钟等重礼器和其他容器取得突出成就外，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兵器和铜镜等也有重要的发展。现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等地楚墓中，均出土了不同数量的铜剑、戈、矛、镞等兵器。其中仅湖北江陵雨台山墓群就出土了属于战国时期的100多件青铜剑和有铭文的铜戈，如“ 作宝戈”、“周之戈”等(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此外，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出土了一件全弩。木臂，后端安装铜弩机，弩长518厘米，是我国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全弩(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战国时楚青铜兵器品种多、制作精，既坚硬又锋利，且已使用防锈工艺，和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一样，闪闪发光。楚、越关系一直很密切，拥有优良传统的越国铸剑技术也传到楚国来了(据《越绝书》载，越干将、莫邪是传奇式的技艺精湛的铸剑大师。）现在所见到的楚国战国时出土的青铜兵器中，尤以青铜剑出土的数量最多。这说明青铜剑已从原来奴隶主贵族佩带之物转变为士兵作战的实用武器了。
各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镜，楚国数量之多，列于各国之首。楚式镜有圆、方两种，镜背纹饰多种多样，最突出的是“山”字形，称山字镜。山字，最多是四个，也有少量三个、五个、六个不等。楚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人们已从重礼的氛围中逐步解脱出来，注重生活实用和对美的追求了。
春秋战国间，楚国的铁器制造业有了显着的发展。除了铁农具数量增多外，铁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极为进步发达。铁兵器有剑、戈、矛、镞、匕首等种类。春秋战国间，楚铁剑已开始盛行，除春秋晚期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柄钢剑外，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出土了有铭文“楚王[今/]酉]章”字样的铁剑(《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7月第1版)。）黄展岳在《试论楚国铁器》一文中说，已出土的31件楚铁剑除2件是春秋时期的，余均属于战国时期。从此可见，除铜剑外，铁剑也日益被广泛应用在战争中。此外，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很多，有削、刮刀、釜、坩锅等。其中釜、坩锅均出土于纪南城遗址中。釜高384厘米，口径252厘米，是仅见的较大的铁釜。坩锅高16厘米，口径235厘米。在长沙楚墓中，还出土了铁鼎。根据楚国冶铁业的发展看，春秋战国间，已有了块炼铁和白口生铁，并进而发展到块炼渗碳钢，掌握了韧性铸铁技术。《荀子·议兵》说楚“宛钜铁 ，惨如蜂虿”，《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秦昭王语：“吾闻楚之铁剑利”，真实地反映了楚国掌握了这种先进的炼铁技术。战国时期，楚国丝织业发展迅速，成就突出，成为楚国物质文化的一大特色。《楚辞·招魂》记：“翡翠珠被，烂齐光些。阿拂壁，罗帱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这些美丽的丝绸物，从各地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完全得到证实。据统计，从1942年湖南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起，至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止，楚国丝织品的考古发现，已达几十起之多，其中如1953长沙仰天湖25号墓出土的丝织物以及记有丝织品名称的遗册(竹简)、1957年长沙左家塘44号墓出土的锦、绢等丝织品、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绮、纱等丝织品、1965年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绮、绢以及记丝织品的竹简、1975年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绢、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纱、纨、绮、[纟弟]、锦等丝织品，以及1982年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大批保存完好的丝织品，都是蜚声中外的我国古代的丝绸珍品。据古文献和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所见，楚国丝织品计有纱、罗、绢、纨、缟、[纟弟]、缣、组、绮、锦、绦等品种。纱，是经纬稀疏而轻薄的丝织品。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纱巾，深褐色，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25×16根，即绉纱，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就出土过(熊传新《楚国丝织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绉，是一种用拈丝作经，两种不同拈向的拈丝作纬而织成，轻薄而又呈绉缩现象。罗，即纱罗。《释名·释采帛》：“罗，文罗疏也。”《楚辞·招魂》：“罗帱张些。”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素罗，是一件保存完整的绞经网孔状织物。绢，是用生丝织成的平纹织物，质地细薄挺爽，除白色绢外，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绢。绢可作书画，亦用作衣衾里、衣衾面和绣地。如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人物卸龙帛画”，即为绢地。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衣衾和绣品所用绢数量最大，计55件(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纨，即细绢，一种细腻洁白的丝织物。现见于考古发掘资料，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有纨。缟，绢的一种，细密而素白。随州曾侯乙墓亦出土有缟。[纟弟]，一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物。《急就篇》卷三颜师古注：“[纟弟]，厚缯之滑泽者也。”《管子·轻重戊》谓“鲁梁之民俗为[纟弟]。”在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纟弟]的残片，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麻鞋面为[纟弟]，说明楚人亦穿[纟弟]。缣，双丝的细绢。《释名·释采帛》：“缣，……其丝细致，数兼于绢，染兼五色，细致不漏水也。”长沙识字岭345号墓出土有缣。组，用丝编织成的带状织物，用作带饰或衣衾的领和缘。《礼记·内则》：“织组[纟川]。”郑玄注：“薄阔为组，似绳者为[纟川]。”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组计10件，其丝线有黄、红、紫等不同颜色，编织出三角形等不同的花纹组。绮，花纹的丝织品，古有“文缯”之称。江陵马山1号墓和长沙等地就出土有文绮。锦，先以彩色的经纬丝，用平纹地组织提花织成的丝织品，故以彩色大花纹为特色。长沙、随州等地均有楚锦出土，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多达十余种锦，这些锦按经线的不同颜色，可分为二色锦和三色锦。花纹则多种多样，不失为“美锦”之称。绦，以丝编织的窄带，故有丝绦之称。上面所引用的“[纟川]”，即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绦甚丰，按其组织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两类，而后者是首次发现的先秦绦类，“在我国针织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张正明《楚文化史》。）在丝织业发达的基础上，刺绣品也纷呈异彩，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所见，长沙、江陵等地均有楚战国时刺绣品出土，其中尤以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最丰，计21件。绣线颜色有红、黄、绿等十余种，图案则典雅秀丽，丰富多彩，多以龙、凤为主题，反映了楚人习俗的特点。
见于考古发掘资料，楚墓出土的麻织品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楚人麻织业亦很发达。从长沙406号墓出土的麻布片和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麻鞋看，说明楚人亦穿麻织品。《尚书·禹贡》说：“荆州厥贡丝[厶/呆]]。”[厶/呆]] ，即麻，反映了楚人植麻织麻的悠久历史。
入战国后，楚国漆器大为发展，不仅数量多，而且髹漆工艺先进，造型生动别致，纹饰富丽多彩，“可谓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枝奇葩”(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迄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达数千件之多，其中尤以战国中期最多，地点则以江陵最为突出(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漆器种类繁多，包括食用器具(耳杯、盒、卮、[木尊]、豆、俎、案、盘、碗、壶、勺等)、日常生活器具(床、枕、杖、几、箱、桶、禁、虎子、扇、梳、篦等)、乐器(鼓、瑟、琴、笙、笛、箫、[竹/虎] 等)、舞具(盾等)、娱乐器具(六博盘、棋盘等)、工艺品(鹿、木雕座屏、卧鹿立鸟等)、丧葬器(镇墓兽、虎座立凤、木桶、[竹/令] 床、棺等)、兵器(弓、盾、甲、箭杆、剑盒、剑鞘、戈鞘、矛鞘等)。在漆器的制作上，大都以木、竹为胎骨，也有皮胎、夹胎、藤胎和“积竹胎”。皮胎用的是牛皮，如有方盒、甲、盾等。夹胎，即使用脱胎法，如削鞘、奁等即用此法制成，标志着我国脱胎漆器工艺的新发展。楚人当时使用的漆是天然漆。它具有耐酸、碱和抗潮防腐作用，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髹漆颜色也多种多样，如有黑、朱、绿、紫等色。从长沙、信阳等地楚墓出土的漆器看，当时人们还掌握了金、银彩绘技术。
琉璃，又称料器，即早期的玻璃，是入战国后蓬勃兴起的手工业。据后德俊研究统计，见于春秋时期的琉璃，仅一件在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的含有玻璃相的已被烧结的石英珠，其余均系战国时期出土的琉璃(后德俊《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0年5月第1版)。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北江陵、松滋、随州、湖南长沙等地，尤以长沙出土最丰，共出土珠、璧、瑗、环、管、印、剑珥、剑首等200多件(高至喜《从长沙楚墓看春秋战国时期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其中尤以珠、璧为大宗。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楚琉璃的化学成分系铅钡玻璃(从本地所产石英矿、铅矿、重晶石、硝石等炼制而成)，是楚人自己制造的，具有中国传统工艺的特色。在随州、江陵、长沙等地都出土了美现的“晴蜓眼”式的琉璃珠，与西方的玻璃珠很相似，其原因是西方的玻璃珠曾传到东方，“楚人就利用自己原有的技术来仿造西方的琉璃珠了”(张正明《楚文化史》。）从此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工艺，又吸收外来技术，开创了我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人的博大胸怀和积极开拓精神，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楚国地处江南，竹、木成林，品种多，质地好，楚人就地取材，在竹、木器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竹器业当首推竹编织品。从各地发掘出来的竹编织器看，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多富有实用价值。如有竹笥、竹箱、竹盒、竹筐、竹篮、竹席、竹扇等。篾片细薄，花纹简繁得当，编织技术精湛，一般用人字编织法、方格十字编织法、矩形编织法、盘缠编织法等编织而成，其花纹亦成人字形、回字形、矩形，美观大方。其中典型的如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竹扇，呈菜刀形，用一经三纬方法编织而成，是我国最早的一柄竹扇。除竹编外，还有竹雕，但仅见江陵拍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竹卮。用斫削而制成的竹器，方法较简易，品种极多，如有竹筒、竹筷、竹枕、竹弓、竹[木必]和各种乐器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木[木必]并存的竹[木必]。[木必]，兵器的柄。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了二十余件的戈、矛、戟的竹木必]，均以圆形或棱形木棒为内心，外裹两层青竹篾，以丝线紧缠，外髹黑漆，极其坚固耐用。这种积竹、木为一体的兵器柄，为楚国所独有。
在木器制造方面，楚国车船的制造在春秋时期的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从淮阳马鞍冢车马坑(战国晚期)出土的车看，车的轮径、轴长、辕长等都超过淅川下寺车马坑(春秋中期)出土的车。战国时楚车，除了战车外，还有安车。安车是一种适宜于人坐的轻便小车，如《楚辞·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腾众车使径待”中的“车”，应该就是这种小车。入战国后，除了战船外，还有适宜于乘坐的小船和便于运输的货船。如《楚辞·九章·涉江》“乘[舟令]船余上沅兮”的“[舟令]船”，就是开有窗户的轻便小船。鄂君启节铭文所说的“[舟夸]”(舸)，就是南输北运的货船。
战国时出土的木器以凿雕品为最突出。凿，即使用镟凿方法，故其成品多数为容器，如有杯、盒、盘、卮、[木尊]等，最常见的是耳杯和圆盒。耳杯古称羽觞，有圆耳、方耳两种。圆盒多为弧壁，也有直壁。除圆盒外，还有方形、矩形木盒。雕，即使用镂雕、透雕、浮雕、圆雕等方法，使木器成为兼实用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器具。滕壬生说：“雕刻的，主要是雕像，当时雕刻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绘画是一致的，而且多是雕绘结合，如异形漆豆、鸳鸯豆、鸳鸯盒、蟠蛇卮、漆木鹿、虎座凤架鼓、座屏、辟邪、镇墓兽、虎座立凤等最具特色。”(滕壬生《楚漆器研究》。)所以目前所见的件件雕刻木器，都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工艺品。如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的一件高158厘米、宽18厘米的彩绘木雕座屏，雕刻成蟒、凤、雀、鹿、蛙等共55种动物，镶嵌其间，和谐一致，相映成趣，是一件高水平的工艺珍品。又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车辕上，雕刻有龙首，使这件实用的木器具上，又增添一点艺术装饰，更富有神韵色彩。《庄子·徐无鬼》说，郢都有一位姓石的木匠“运斤成风”，把一个人鼻子上的一层白粉削去，此人“鼻不伤”，“立不失容”。从出土的众多木器具看，证明楚人技艺高超，此故事并非无稽之谈。
楚国疆域广袤，木材资源丰富，又因处在山青水秀环境之中，故其房屋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代表，宫室建造则以“层台累榭”为特色，成为我国南方房屋建筑的基本风格。春秋时期郢都、章华台等建筑布局及其众多的建筑物，对后来的建筑业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土木建筑不易保存，故在考古发掘中难以寻觅，然而在《楚辞》等有关篇章的记载中，则可窥见战国时期楚国建筑业发展的一般情况。如《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穴/矢]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氵爰]些。光风转蕙， 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又：“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此宫室临山傍水，重重叠叠，冬暖夏凉，园中小溪、池塘纵横曲折，室内则布置得富丽堂皇，无论从选址、布局、建筑或室内装饰，都达到了高超水平，是典型的园林建筑群。又如《楚辞·大招》：“夏室广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坛，观绝[雨/留]只，曲屋步地阎]，宜扰畜只。”这幢建筑物坐北朝南，周阁相连走廊曲折，廊外驯养马群，可便于外出游猎。有的房屋又建筑在水中，如《楚辞·九歌·湘夫人》：“筑室兮水中，茸之兮荷盖。”体现了南方水乡建筑的特色。
三、商业与货币
战国时期，楚国疆域几乎囊括半个中国，故其物产丰富，商业活跃，在战国时代的各国经济贸易中举足轻重。《荀子·王制》记：“南海则有羽翮、齿甲、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此南海，当泛指居南方的楚国广阔疆域。当时楚国输往中原和其他各地的物品，除了荀子所述产品外，还有谷类、丝织品、漆器、玑、珠等，以及“金木竹箭”《国语·楚语下》。)、“长松、文梓、[木便]、[木冉]、豫章”、“鱼鳖、鼋、鼍”(《战国策·宋卫策》。)、“洞庭之鳟”、“云梦之芹”、“云梦之柚”(《吕氏春秋·本味》。)、“江陵千树桔”(《史记·货殖列传》。)等土特产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楚国丝织品还远销到今西伯利亚地区(据C.N.鲁金科着、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载，在西伯利亚地区阿尔泰巴泽雷克古代游牧民族的贵族墓葬中发现有与楚国相同的龙凤纹绣丝织物。
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1979年第2辑)。称，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东山时期，文郎文化在东南亚一带传播，出现了铁器和漆器。此铁器、漆器可能是从楚国输传过去的。《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语：“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此器物，即铁器，可见汉初继承楚国传统政策，并未禁止中国铁器的南运，战国时期楚国铁器、漆器等物品输往今越南一带是可信的。
在频繁的贸易中，楚国也从中原等各地输入各种物品。如“秦篝齐缓，郑绵络些”、“晋制犀比，费百日些”(《楚辞·招魂》。)、“吴酸蒿蒌，不沾薄只”、“吴醴白[艹/檗]，和楚沥只”(《楚辞·大招》。)、“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楚辞·九歌·国殇》。)等土特产品，则来自秦、郑、晋、吴等国。如前所述，我国玻璃生产始自西周，然楚国玻璃则自春秋末战国初兴起，其中“晴蜓眼”式的琉璃珠，其纹饰、颜色与西方同类的玻璃珠相同，可见由于楚国与南亚地区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西方的玻璃工艺也就经过南亚地区而传入楚国了。
由于商业发达，所以战国时楚国商人活跃，除了一般商人外，还有官商。一般商人，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所说的“昭奚恤令吏执贩茅者而问之”的“贩茅者”，就是经营小本生意的一般商贩。又如《庄子·外物》所说的“索我于枯鱼之肆”，则是这类小商人所经营的店铺。官商，最典型的是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所提供的证据。它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用节方法、制度和楚国地理、水陆交通及政治、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1960年又发现一枚，见《安徽日报》1961年2月23日。）鄂君，名启，因封于鄂(今湖北鄂州市)，故称鄂君，是楚怀王时期的一个封君兼巨贾的大官商(启节铭文有“大司马邵(昭)易阝(阳)败晋币(师)于襄陵之 (岁)”记载，可知为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之器。）鄂君启节，计舟节二、车节三，共五枚。节面有铭文。舟节铭文载：“屯三舟为 [舟夸](舸)，五十[舟夸]。”车节铭文载：“车五十乘。”即规定鄂君启拥有车五十乘、船一百五十艘的庞大商队。车队、船队从鄂出发，可到达楚国各地，持有金节可“母(毋)政(征)”，享有免税的特权。惟马、牛、羊等例外，得由大府征税。同时，节文又规定：“母(毋)载金(铜)、革(皮革)、黾(竹箭)、箭。”可见军用物资是禁止出境的，反映了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在时间上明确规定：“岁赢返。”即一年一往返，不得在外面长期停留。从启节上述各项规定看，说明入战国后，楚国随着商业的发展，在管理上也是很具体严格的。
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铜贝和其他铜币广泛流通外，金、银币也出现了。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
金币是战国后大量发展起来的，战国晚期则达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均有楚金币出土，“经初步统计，解放后出土的楚国金币已达3万余克。在出土的楚国金币中，以‘郢爰’的数量最多，所以，学术界过去一般以‘郢爰’作为楚国黄金货币的代称”(黄德馨《楚爰金研究》。）郢爰的“郢”，即郢都。1971年3月，江陵纪南城出土了一件郢爰，重175克，但在今河南淮阳、安徽寿县和江苏、山东等地亦出土了大量的金币，故有学者认为“郢爰的广泛铸行，是在楚都东迁以后”(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
爰金取象于龟，除钤印“郢爰”外，还有钤印“陈爰”、“[专阝]锾”、“鬲阝]爰”、“卢金”等币文与无字金版、金饼等。以银为币，是楚国独创。1974年在河南扶沟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银布)(《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一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就是楚国制造银币的物证。币成铲形，是中原地区货币的特点，从此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商业贸易的密切。金银币，属于称量货币，需要切割使用，故非等量货币。但它已属“初级铸币”，“充当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黄德馨《楚爰金研究》)，反映了楚国商品流通领域的活跃。在金银币发展的同时，楚国的度量衡器具已日趋齐备。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白公胜在夺权斗争中，为了笼络人心，曾以“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为号召，可见春秋时期楚国的度量衡已出现了。但在考古发掘中所见到的实物，都是战国时期的。度器，目前见于考古发掘资料，一是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铜尺，二是长沙战国楚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铜尺，长度分别为22.5厘米和23厘米。量器，主要是在安徽、江苏等地发掘的几件铜量器具。衡器，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都出土了不少天平和法码，其中以湖南最多，时间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江陵雨台山410号战国初期楚墓出土的四枚铜法码，是已知最早出土的法码。从出土的法码看，均为环形，故称“环权”。出土的环权个数不一，1945年长沙近郊出土的一组环权，共10枚，应是最完整的一套法码。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1958年常德德山墓分别出土了一件木杆铜盘天平，是迄今所见最完整的两件天平。
四、城市与交通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入战国后，楚国的城市也有发展。
郢都，是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它地居江湖之会，“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北联中原通衢，南凭长江天险，历来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城市之一。全城呈方形，东西长4.45公里，南北宽3.58公里，城内面积约16平方公里。土筑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城墙高4?米，是我国南方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大的一座古城遗址。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可见人口众多，文化发达，经济繁荣。
除郢都外，陈、寿春、宛、吴等也是楚国的重要都市和商业繁华的城市。其中陈(今河南淮阳)，一直是古陈国的都城，历587年。自春秋后，楚国虽三次灭陈为县，使陈受到破坏，但亦累累增筑，成为楚国北境的军事重镇和南北贸易的枢纽。尤其是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徙都于此后，这里就成为楚国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史称陈郢。寿春(今安徽寿县)，是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都于此的，故称寿郢。后春申君黄歇受封淮北，此处为其采邑，故名寿春。《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寿春是楚亡前最后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商业也很繁荣。宛(今河南南阳)，是当时楚国冶铁中心，亦一着名都会，“俗杂好事，业多贾”(《史记·货殖列传》。）吴(今江苏苏州)，江东一大都会。其余如鄢、鄂、上蔡、下蔡等都是历史悠久、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
城市的繁华与水陆交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楚国自春秋后水陆交通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如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楚武王第三次伐随，自己不幸病卒途中，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行成”(《左传·庄公四年》)，终于逼随求和。楚国不仅打通了伐随的陆路通道，且在溠]水架桥，其随军交通设备也很齐备。又如公元前666年(楚成王六年)，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其后楚成王北上抗齐签订召陵之盟，以及城濮之战、之战等大规模战役，车步并用，均说明楚国通往中原车道是相当宽敞方便的。楚国与中原等地的商品交往，也就是沿着这些通道源源不断地进行的。
战国时期，楚国的水陆交通随着版图的扩大，以郢都为中心，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关于这方面，鄂君启节铭文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往北，经过鄢、邓，至南阳盆地(楚国冶铁基地和北境商业贸易中心宛在此)，然后沿着着名的“夏路”，出方城，通向北方诸国(《史记·越世家》：“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楚通诸夏，路出方城。”)。折东，经象禾(今河南泌阳北境)、 焚(今河南遂平)，可达居巢(今安徽寿县南)，与淮水流域相通。另因汉东之道早已打通，故亦可渡汉水、[氵员]水，经黾塞亦可达淮水流域各地。又从邓迤西，经丹淅、越武关，可达秦境。
往东，除了上述陆路外，由于水上交通发达，故可沿江东下，至吴越之地，直达东海之滨。往西，《史记·货殖列传》指出：“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楚成王灭夔(今湖北秭归)，是经枝江、宜昌陆路去的。水路则溯江而上，经三峡而通往巴蜀之地。
往南，水上一路，由江入湘，直达今广西全州西北；另一路由江入资、沅、澧、油(即古油水，源自湖南石门境，东至公安北古油口入江)，至今湖南各地。水陆路是相连的，楚南有洞庭、苍梧，故今汉湖湘地区，在战国时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庄入滇，今云南、贵州也留下了楚人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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