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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楚国的败亡

  一、徙都陈初楚、秦在江南地的激烈争夺

  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在郢都沦陷前五个月,楚庄王之后庄辛曾尖锐指出,由于楚顷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阳”。楚顷襄王在向东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阳(今河南信阳市北,淮水北岸)这个地方停留暂避过(吴师道补曰:《史》,“东北保于陈城”,当是指此城尔)。楚顷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庄辛的话,又把他请来求教。庄辛说:

  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

  接着,以蜻[虫今]、黄雀、黄鹄为例,它们“自以为无患”,却无一不丧身于“射者”之手,作为国君,如“专淫侈靡”、“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也不免会国破家亡。庄辛这番要见安思危、亡羊补牢未为迟的富有哲理性的谈话,“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忄栗]”,决心振作起来,“以执[王圭]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谋之人。在此同时,楚顷襄王又与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县)会见,避免秦的继续进攻,解除了“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战国策·秦策一》。)的威胁。楚国君臣考虑到陈传为“太昊之墟”(《左传·昭公十七年》),历史悠久,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楚自楚庄王以来,三次攻陈灭陈,苦心经营,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诸国,互为依靠,故随后不久就正式东徙于陈,称“陈郢”。楚顷襄王定都陈后,接受庄辛等的劝告,决心收复失地,恢复楚国,在西线与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史记·楚世家》载,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说明在此前,楚举行反攻,曾收回了此两地。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史记·秦本纪》),当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说明楚顷襄王又再次组织了反攻。此江南,从秦国地理位置看,当指原巫、黔中郡一带。其时,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晋,给楚国以可乘之机,故能反自江南。据《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这次反攻,声势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能“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称之“江南”。楚、秦对江南地如此激烈的争夺,应与庄西入滇策应有关。由于秦大力争夺和固守这一地带,这一年,庄因无路得返,无法与本土呼应共击秦,只得“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号为“庄王”。都今云南晋宁。从此,荆楚文化、中原文化与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从晋宁石寨山西汉6号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看,历史上的庄滇王和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对滇地区文化的影响,从考古发掘上得到了证实。

  楚顷襄王在徙都陈之初与秦在江南地的争夺,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楚顷襄王毕竟是一个奢侈腐朽、卑弱无能之君,在与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弃了对西线的争夺,远离本土,“东伏于陈”(《战国策·秦策一》),被动挨打,楚国也就进一步衰弱下去了。

  二、黄歇上书秦昭王与太子完入质于秦

  秦拔郢、在楚本土建立南郡后,即把楚国暂置一旁,移军继续攻打三晋。公元前276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白起率军攻魏,攻取了两城。次年,秦相魏冉又举兵攻魏至大梁,韩使暴鸢救魏,被秦击败,折兵四万,魏只得割温地求和。魏冉并不满足,又继续攻魏,被魏大夫须贾劝阻。同年,赵将廉颇亦攻魏略地。公元前274年(楚顷襄王二十五年),秦相魏冉再攻魏,取蔡阳等四城,斩首四万。

  公元前273年(楚顷襄王二十六年),魏连年被秦攻伐,折兵失地,又转而亲赵,在赵的支持下,组成两国联军,对韩发起了攻击,兵抵韩地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韩向秦求救,秦昭王派白起与客卿胡阳率军往救,大败魏军于华阳之下,斩首十五万;又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接着又进围大梁,“是示天下要(腰)断山东之脊也”(《战国策·魏策四》),各国震动,燕、赵往救。魏献南阳向秦求和。秦于是释大梁之围,设置了南阳郡。

  韩、魏既服于秦,秦、赵关系亦有所改善,秦昭王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楚国。这一年,秦昭王命白起与韩、魏联合攻楚。楚国君臣对当时形势,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当秦、韩、魏三国兵未出动,楚使黄歇(春申君,当时官任左徒)就来到了秦国,向秦昭王上书。

  黄歇,黄国之后,黄被楚灭后归于楚而成为楚人(《史记新证》:“春申君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姓谱》;“陆终之后受封于黄,为楚所灭,其后以国为氏。”则黄与楚同祖。)。他“游学好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史记·春申君列传》。)他奉命至秦后向秦昭王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新序》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此举《战国策·秦策四》记黄歇上书语于下: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楚国,援也;邻国,敌也。……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信越也。臣闻,敌不可易,时不可失。……王既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矣。……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是王攻楚之日,则恶出兵?王将藉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仇雠之韩、魏。王若不藉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阳、右壤。随阳、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谷不食之地,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赵、韩、魏、齐)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钅至、胡陵、石易、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王使之独攻。王破楚於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强足以校于秦矣。齐南以泗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若不能,于以禁王之为帝有余。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一举众而注地于楚,诎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

  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临以韩,韩必授首。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若是,王以十成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候矣。王一善楚,而关二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是燕、赵无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持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由此可见,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陈言,一是陈述秦“善楚”之利,不要攻楚;二是秦、楚联合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候”(此“关中候”或“关内候”,姚本为秦察诸侯动静;鲍本比之候吏。见《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版)。;三是取齐之右壤,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然后使此四国“不待痛而服”。秦昭王正中下怀,立即命白起停止出兵,要黄歇回国,执行秦“善楚”、楚亲秦方针。黄歇的言论,虽然避免了秦一时攻楚的兵锋,但却对秦的兼并各国,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稍后范睢为秦的“远交近攻”策略的提出,与黄歇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黄歇对秦昭王的上书,对楚国是不利的。

  第二年(公元前272年,楚顷襄王二十七年),楚遵秦意,遣黄歇侍奉太子完到秦国去做人质。于是秦、楚关系又趋于和好。这一年,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秦与韩、魏伐燕,干预燕国内政。楚国亦出动了三万军队参战,配合了秦国的行动。

  公元前270年(楚顷襄王二十九年),魏人范睢至秦,向秦昭王陈策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战国策·秦策三》。)

  从此秦用范睢“远交近攻”之策,节节胜利,步步推进。

  公元前266年(楚顷襄王三十三年),秦因太子质于魏而卒,为此伐魏,取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楚乘机约齐攻魏,兵至魏郊,魏向秦求救,秦初不出。魏人唐且入秦陈说“是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战国策·魏策四》。)之害,秦昭王才发兵救魏,楚、齐闻讯后退兵。这是楚、齐对秦国态度的一次试探,秦一出兵,当即撤退,不敢对秦作正面对抗。

  三、黄歇“相楚”与楚国政治的没落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病,太子完又在秦国做人质,不能返回楚国。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太子完与秦相范睢关系亲善,黄歇于是见机对范睢说:

  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

  范睢把黄歇的话告诉了秦昭王,秦昭王要黄歇先回楚国看看,来后再作计议。黄歇与太子完计谋说:

  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

  太子完于是打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逃出了关卡。黄歇在馆舍装病不出,也不会客。估计太子完已安全脱险,才朝见秦昭王,向他禀报了这件事。秦昭王大怒,要黄歇自尽。在旁的范睢说:

  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秦昭王同意让黄歇回国。这年秋,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前262-238年)。

  黄歇十年前向秦昭王的上书提出了秦、楚联合的方针,实际上是楚附秦,助秦兼并六国,为楚国争得了十年喘息的时间。这次又露骨地说“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已非昔日“秦、楚合”,而是楚“事秦”的关系了。黄歇的这种亲秦、事秦态度,对楚国的危害极大。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为相(《史记·春申君列传》称相,《史记·楚世家》则仍称令尹。相是战国后各国的通称),封为春申君,赐予淮北地十二县。黄歇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史记·春申君列传》。)的大封君。在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中,楚国政治没落,主要表现在:

  首先,王权旁落,相(令尹)权膨胀。楚考烈王原入质于秦时,黄歇是以左徒身分陪伴的,任令尹后,身价倍增,独揽大权,无视楚考烈王及其王族。《战国策·楚策四》记李园女弟(妹)语:“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君(指黄歇)用事久,多失礼于兄弟”,就反映了这一情况。在决定是否参战等重大问题上,黄歇可不经楚考烈王知晓,就擅自决定。如据《战国策·韩策一》载,魏联楚抗秦,遣使至楚请速出兵。黄歇听说后,未向楚考烈王禀报,直接对来使说:“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令)涉魏境。”令尹权力如此之大,这在楚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楚考烈王曾入秦做人质十年,并非幼弱之主,只能说明王权已明显旁落了。正因为如此,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爱妾进献给楚考烈王,考烈王欣然接受,群臣亦无一进言反对的(《战国策·楚策四》。

  到楚考烈王病时,黄歇门下策士朱英指出:“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史记·春申君列传》。)意即既是实际上的楚王,不如趁楚考烈王之死,而成为“南面称孤”的名正言顺的楚王。王权旁落,令尹一手遮天,是政治衰落的必然结果。其次,封君坐大,结党营私。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战国策·楚策四》),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即位后,就封黄歇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由于齐、楚关系紧张,黄歇以淮北靠齐境,改清封于江东,楚考烈王又徒封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黄歇以此为都邑,着力营建,作为自己封地的政治、经济中心。

  黄歇这位大封君,与当时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一起,并称四公子(即四大封君)。他们“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史记·春申君列传》),都是权倾朝野、煊赫一时的人物。而春申君黄歇比起他们,则过犹不及。他有食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使得“为玳瑁簪,刀剑宝以珠玉饰之”、企图在楚人面前夸耀的赵平原君的使者,也大感羞惭(同上。)黄歇依靠这么庞大的食客队伍,结党营私,扩大权势,图谋不轨。如食客李园就献其妹先为黄歇妾,有孕后又进献给楚考烈王,以实现“娠姬窃国”(《楚宝》卷十一。)之谋。另一位食客朱英就干脆要黄歇在楚考烈王死后即夺取政权。

  春申君黄歇权势这么膨胀,食客这么多,俨然独立王国,楚国的政令、军令就当然难以划一了,政治危机极端表面化。

  其三,追求享受,无进取之志。楚考烈王既已被架空,也就不问国事,不思图进了。作为“实楚王”的黄歇,除了厚招宾客、培植亲信、扩张势力外,在政治上苟且偷安,无所作为;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在生活上追求享受,奢侈腐朽,集中体现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黄歇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着楚国的经济命脉。公元前248年黄歇徒封吴后,因远避兵锋,在封邑内役使臣民,无所不为。《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写(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阴县西三十里。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知役使臣民之多。黄歇于是赋税剥削大增,在封邑内建有粮仓。黄歇开渠建仓,在客观上固然有益于江东地区的开发,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供应楚国军民食用,而是为了满足自己和庞大的门客队伍挥霍的需求。在此同时,黄歇又把剥削来的收入,在吴故都墟上大兴土木,营建都邑,修建得富丽堂皇,焕然一新。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唐陆广微《吴地记》说:“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司马光《资治通鉴》亦载:“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为都邑。宫室极盛。”黄歇这位大封君的独特地位和奢侈淫逸的生活,暴露无遗。楚国人才济济,但其时却几无可用之人。当时在政坛上,除了春申君黄歇外,再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临武君。据《战国策·楚策四》载,当时鼎鼎大名的号称“天下贤人”荀子(荀况),周游列国,后辗转来到了楚国,黄歇的门客以为对黄歇不利,黄歇立即辞退了荀子。门客又说荀子名大望重,怎么能随便辞退的,黄歇又把他请了回来,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任他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令(同上。)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的学生、楚国上蔡人李斯,学成却离楚入秦,受到秦王政重用,“已而相秦”(同上。)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是楚国没落的政治所决定了的。从此亦可知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

  四、邯郸之战与楚救赵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黄歇被任为令尹后,秦即对楚发起了攻击,以试探楚国态度。黄歇为奉行其亲秦附秦路线,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给秦,秦也就继续维持“善楚”政策。接着,秦执行“远交近攻”策略,兵锋又集中指向三晋。

  其间,韩、魏早已被逐步削弱,唯赵尚强,故秦与赵的争夺极其激烈。公元前270年(楚考烈王二十九年),秦攻赵,越过韩之上党,进围赵之阏与(今山西和顺)。次年,赵命赵奢率兵往救,大破秦军,阏与之围遂解。

  公元前262年,楚割州陵与秦后,秦命白起大举攻韩,攻取了野王(今河南沁阳),绝上党通韩都新郑之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则欲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国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齿乞]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楚考烈王三年),赵孝成王误中秦反间计,改以无实践经验的赵括(赵奢子)取代廉颇,结果被白起打得大败。赵括全军覆没,本人亦战死,赵国从此削弱。此即历史上着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白起想乘胜进围赵都邯郸,攻灭赵国。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息为由,建议允许赵、韩割地请和。秦昭王同意。秦退兵后,赵拒绝割地给秦,秦昭王又想派白起攻赵,白起认为时机不成熟,托病不出征。秦昭王改派五大夫王陵进攻赵都邯郸。赵国军民奋力抵抗,王陵失利。秦昭王重又想派白起出征,白起终称病不行。秦昭王只得派王取代王陵,王亦攻邯郸不胜。范睢于是荐举郑安平为将,加强对赵的进攻。在这严峻时刻,赵孝成王向魏、楚求救。公元前258年(楚考烈王五年),赵平原君赵胜奉命前来楚国。他想在门客中选拔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人员,却只选出十九人。这时一门客毛遂自荐随往,赵平原君以为他在门下三年,未闻其能,不肯带他去。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赵平原君正在用人之际,就带毛遂同去了。

  赵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烈王还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拔剑而前,走近楚考烈王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救赵(《史记·平原君列传》。)这时,魏安僖王虽已出兵救赵,却又害怕秦国报复,故命魏将晋鄙留军壁邺(今河北磁县南),停止不进。魏信陵君恳请魏安僖王宠姬如姬窃取兵符,击杀晋鄙,领兵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秦将郑安平投降,王败退,邯郸之围遂解。

  这次救赵败秦,魏信陵君起了重要作用,当然与楚国出兵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的《春申君列传》、《平原君列传》等载,楚军救赵的统帅是黄歇。然据《史记·楚世家》载,则是景阳。黄歇执掌楚国军政大权,由黄歇主持调兵遣将,组织救赵行动,是无疑问的,而奔赴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当是景阳。

  秦罢邯郸后,立即对魏国进行报复,攻取了安邑。第二年,即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七年),秦又攻韩、赵,韩、赵惨败,各国震动。西周君恐惧,与诸侯联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龙门)攻秦。秦昭王命秦将[扌]攻打西周,取河南(今洛阳西,西周君都邑),西周遂亡(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周考王封弟揭于王城(今洛阳西,即河南),号西周,是为周桓公,亦称西周君。故此西周,是周考王分封的诸侯国。这年西周亡,依附西周的周赧王亦卒,秦取九鼎宝器。)正在救赵解邯郸之围的楚将景阳,当秦攻韩、赵时,亦继续率军援赵,故《史记·楚世家》有“(楚考烈王)七年,(景阳军)至新中,秦兵去”的记载。新中,《索隐》以“中”字误,应为新市,在巨鹿境。《正义》:“新中,相州安阳县也。七国时魏宁新中邑,秦庄襄王拔之,更名安阳也。”则此新中在安阳。

  西周亡后,东周(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西周威公卒,少子公子根与太子朝争立,韩、赵支持公子根叛立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周王畿分裂为西、东两部分,故自此又有“西周”和“东周”之称。)君虽尚存,则再不称王,从此史家以秦王纪年。故秦虽败在邯郸城下,但实力未减,仍取得重大胜利,楚等国援赵抗秦,虽解了邯郸之围,但三晋接着又遭到很大创伤,形势对楚国日益不利。

  五、楚灭鲁

  鲁国是周礼之邦,居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魏势渐衰后,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王时期,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诸侯国。公元前284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已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这为楚国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任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这年,秦攻楚,黄歇不顾楚国腹地受害,割州陵以亲秦。秦继续东进,派白起等领军攻赵,揭开了长达三年的长平之战。第二年,黄歇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占领了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

  长平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59年(楚考烈王四年),秦又攻赵,包围邯郸。赵在魏、楚的救援下,虽解邯郸之围,但秦接着又攻韩,取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四万;又攻赵,取二十余县,诸侯大震。西周君与各国合纵,对秦进行反击,结果失败。楚景阳虽领军参加了合纵攻秦行动,当然也没有成效。在这关系到楚与关东诸国存亡的重要时刻,黄歇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又发兵攻打鲁国,迁封鲁君于莒(今山东莒县),占领了鲁国土地。《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史记·六国年表》:“考烈王八年,取鲁,鲁君封于莒。十四年,楚灭鲁,(鲁)顷公迁卞,为家人,绝祀。”),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以荀子为兰陵令,前已述及,黄歇不得已而为之;攻取了鲁国土地,也并非楚国实力增强的标志。其时,赵国元气大伤,韩、魏早已不支,西周被灭,周赧王死,齐因秦“远交近攻”策略生效,不敢贸然出击,秦一时也不会攻略齐、鲁,黄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攻鲁而取其地的,故实际上并不说明楚国国力的增强。事实上,第二年,即公元前254年(楚考烈王九年),韩桓惠王朝秦,魏亦委国命于秦,楚国一筹莫展,于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十年),黄歇为避秦、韩、魏兵锋,被迫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史记·六国年表》。梁玉绳《史记志疑》:“……故《汉书·地理志》于九江寿春下注云‘楚考烈王自陈徙此’,不云自巨阳也。”可见其后又迁回陈),向自己淮北封地靠拢。

  公元前251年(楚考烈王十二年),秦昭王卒,韩桓惠王及各国将相纷纷入秦吊祭,楚国也不例外,楚考烈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史记·楚世家》),表现了楚对秦的尊重和亲秦路线的毫不动摇。楚以为秦、楚关系稳定,过两年,即于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正式灭鲁。当然,在各国衰落之际,楚国竟能一举灭掉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也应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故史家称之为“楚复强”。但如从当时各国形势看,楚灭鲁,也只是黄歇善于应变的见机而为之举,并非楚国国势的强盛。所以,灭鲁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48年(楚考烈王十五年),黄歇就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请以郡而封于江东”(《资治通鉴》(秦庄襄王二年)。

  既“边于齐”,又“事急”,说明黄歇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极大地激怒了齐国,齐、楚关系紧张;秦又灭东周,置三川郡(今河南洛阳东北),北部边境吃紧,黄歇不得不改清徙封于吴,楚国重心转往东南。因此,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

  六、楚等五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卒,子楚立,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以吕不韦有“定国立君”之功,任之为相(子楚,原名异人,秦昭王庶孙,太子柱庶子。在质于赵时,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入秦说华阳夫人(太子爱姬,楚人,无子)立异人为嗣。异人逃归后,楚服见华阳夫人,夫人大悦,异人更名为子楚。子楚继位后,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庄襄王、吕不韦继续奉行东进方针,于次年(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十四年),以东周君与各国谋伐秦,即命吕不韦攻灭东周(时东周君居今河南巩县西南)。至此,东、西周皆为秦灭。又命蒙骜攻韩,取成皋、荥阳,连同西、东周故土,合建三川郡(郡治洛阳)。秦境已与魏都大梁接壤。

  公元前247年(楚考烈王十六年),秦蒙骜攻赵,占领了赵国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城。王又攻韩,夺取了全部上党地,设置了太原郡。赵、韩既败,蒙骜即集中力量打击魏国,攻取了高都(今山西晋城)和汲(今河南汲县西南)。魏国军队屡败,魏安僖王不得已从赵国召回魏信陵君,任为上将军,主持抗秦(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邯郸之围后,不敢回到魏国,留居赵国。)魏信陵君“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史记·魏公子列传》。)魏信陵君于是率领五国军队(《史记正义》谓为燕、赵、韩、楚、魏等五国军队。)在河外大败秦蒙骜军队,并乘胜追击至函谷关而回。这时,秦虽取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但不久秦有丧,晋阳又反秦。秦之东进一时受挫。同年五月,秦庄襄王卒,太子政立,年仅十三,国事皆由相国吕不韦裁决。秦政局稳定后,继续积极进取,于次年(公元前246年,楚考烈王十七年),遣蒙骜率军定晋阳。由于魏信陵君取得反秦的重大胜利,威震天下,秦引为大患,遂派人在魏安僖王面前行反间计,诡称魏信陵君要称王,各国也要共同立他为王。魏安僖王果然中计,罢免了魏信陵君将军的职务。过四年,魏信陵君病酒而死,魏势更衰。公元前245年(楚考烈王十八年),赵将廉颇因赵孝成王卒、赵悼襄王以乐乘代己,怒而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亦奔魏,后入楚,死于寿春。赵国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势亦衰。其后,秦连续攻魏攻韩,占领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242年(楚考烈王二十一年),秦蒙骜率军大举攻魏,取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雍丘(今河南杞县)第二十城,初建东郡,对魏都大梁已成扇形包围之势,秦壤已与齐境相接,直接威逼关东诸国。三晋首当其冲,这年,赵相、魏相会盟于柯(即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次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秦继续攻魏,占领了魏地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以濮阳为东郡治所。东郡建立后,遂断“山东从(纵)亲之腰”(《战国策·秦策四》),各国震恐。于是,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关于这次合纵攻秦,《史记》有关篇章有如下记载: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史记·楚世家》)  秦始皇六年(即秦五政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史记·秦始皇本纪》)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己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史记·春申君列传》)  赵悼襄王四年,庞[火爰]将赵、楚、魏、韩、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史记·赵世家》)

  蕞,今陕西临潼北。寿陵,史家说法不一,今人以蕞为准(杨宽《战国史》以蕞为准,没有提及寿陵。)《赵世家》以赵将庞[火爰]统率五国联军攻秦;《春申君列传》以楚考烈王为纵长,春申君实主其事,没有记载庞火爰]。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楚仍为当时一大国、强国,各国推举楚国为纵长,当是可靠的。庞[火爰]是当时着名兵家(《汉书·艺文志》录有兵家《庞火爰》三篇。公元前242年,燕剧辛攻赵,庞火爰奉命反击,杀剧辛,获大胜),故由他率领联军出击。杨宽《战国史》说:“尽管庞火爰]是个着名的纵横家和军事家(《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着录有《庞[火爰]》二篇,兵权谋家又着录有《庞火爰]》三篇),但是已经无能为力,根本没有得到什么成就。”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无论是“四公子”尚存的春申君黄歇(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均已相继去世),还是着名兵家庞[火爰],均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

  七、楚徙都寿春与黄歇遇害

  公元前241年楚等五国合纵攻秦失败后,各国岌岌可危,楚国也更加惴惴不安。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载,五国伐秦失败后,楚考烈王因黄歇“用事”不力,“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门客朱英对黄歇说:“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英不然。先君时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战国策·韩策一》“观鞅谓春申”篇所载内容与此同。)黄歇觉得朱英的意见很有道理,为了避免秦国兵锋,于这年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仍名郢(寿郢)。

  楚徙都寿春后,仍无所作为。据《战国策·楚策四》、《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无子,黄歇很忧虑。赵人李园携其女弟(妹),想进献给楚考烈王,又恐无子久而失宠。李国转而投靠黄歇,成为黄歇的舍人,并把其妹献给黄歇。李园得知其妹怀孕后,便与她密谋,进而转献给楚考烈王。李园妹于是对黄歇说:“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黄歇果然把她进献给楚考烈王。

  李园妹生子后,被立为太子,李园受到重用。李园恐怕黄歇“语泄而益骄”,就秘密私养死士,企图谋杀黄歇。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黄歇门客朱英对黄歇说,在此紧要关头,你可能获福,亦可能得祸。如趁楚考烈王病死,夺取王位,就获福;如不先下手,楚考烈王一死,李园必先夺权而杀你以灭口。黄歇以为李园势弱,待他又不薄,不会危害自己的。朱英见黄歇不听取自己的意见,害怕连累自己,就离黄歇而去了。

  不久,楚考烈王死,李园果然先进入王宫,在棘门内埋伏了死士,黄歇一进门,就被杀死,并割下头颅,将其抛到棘门外。随后又尽诛黄歇全家。李园妹子悍立,是为楚幽王(前237-228年)。

  黄歇遇害,是黄歇执政以来养士自重、专权自恣的必然结果。李园为了跻入楚国最高统治集团,以妹作为工具,固属手段卑劣;黄歇为了长期垄断政权,竟以有孕之妾进献给楚考烈王,也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所以,黄歇之死,正是楚国没落政治的一次大暴露。当然,由于黄歇长期“辅国持权”,楚国尚存在政治重心,至少在统治集团内部,还较稳定,随着楚考烈王病卒和黄歇被害,这种政治重心就失去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愈演愈烈,进一步加速了楚国的灭亡。

  与此相反,秦王政这年二十二岁,平定了[土/母]之乱,亲自主持国政。自此,政治更加稳定,国力更加强大,加速了一统各国的步伐。楚国的命运就未卜可知了。

  八、楚抗秦的胜利与失败

  楚幽王即位后,正值秦王政亲政、大规模地进行统一战争阶段。公元前237(楚幽王元年),秦王政免吕不韦相,接受李斯谏逐客令和尉缭收买六国豪臣的建议,加速了统一战争的进程。次年,赵攻燕,秦以救燕为名,命王翦等攻赵,取阏与等九城,尽取漳水流域之地。

  公元前235年(楚幽王三年),秦继攻赵之后,即命辛梧率四郡兵,会同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据《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五章)载,当时楚国执政李园闻秦、魏出兵攻楚,深为忧虑,急忙派人对辛梧晓以利害关系,“今臣窃为将军私计,不如少按之,毋庸出兵。秦未得志于楚,必重梁(魏);梁未得志于楚,必重秦,是将军两重。天下人无不死者,久者寿,愿将军之察之也。梁兵未出,楚见梁之未出兵也,走秦必缓。秦王怒于楚之缓也,怨必深。是将军有重矣。”辛梧觉得有理,遂止兵不前。由于辛梧按兵不动,“梁(魏)兵果六月乃出”。所以这次秦攻楚,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果。

  秦攻楚无功,又转而攻赵。公元前234年曾大败赵军,斩首十万。但其后两年内,即公元前233年和公元前232年,秦两次攻赵,均被赵大将李牧打败。公元前230年(楚幽王八年),秦派内史腾攻韩,韩经多次被秦打击,已无力抵抗,这年遂被灭。公元前229年(楚幽王九年),秦灭韩后,即命王剪、杨端和率军分两路攻赵,进围邯郸,又使羌[广鬼]将兵助战,声势浩大。赵亦派李牧、司马尚抵抗。在关键时刻,秦以重金贿赂赵王迁宠臣郭开,要他散布谣言,诬陷李牧要反叛。赵王迁果然中计,派赵葱、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李牧不服从,被杀,司马尚则被罢废,赵国因而大大削弱。

  公元前228年(楚幽王十年)三月,楚幽王悍卒,弟犹(一作郝)立,是为楚哀王。这月,楚哀王庶兄负刍杀哀王而自立(《史记·楚世家》及《史记·六国年表》。)这是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又一次大规模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就在楚国忙于内部倾轧时,秦则趁李牧被冤杀之机,又派王翦、羌[广鬼]率军攻赵,杀赵葱,败颜聚,俘赵王,置邯郸郡。赵公子嘉率其族数百人逃到代郡,自称代王。赵国实际灭亡。

  公元前227年(楚王负刍元年),秦军已逼临燕境,燕太子丹使上卿荆轲以献地图为名,乘机刺杀秦王政,结果未遂被杀。秦命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军虽然联合抵抗,但仍败于易水之西。次年,即公元前226年(楚王负刍二年),秦王翦继续攻燕,破燕都蓟(今北京城西南),燕王及太子丹走保辽东,秦将李信追赶,燕王被迫杀太子丹献秦。由于秦军主力深入北方作战,原韩国贵族乘机在新郑反叛,秦迅速调遣军队予以平定,已被外迁的韩王安亦被处死。在此同时,秦派王翦子王贲率军攻楚,大破楚军,占领了十几个城池。

  秦败楚平韩后,立即把攻楚亡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一年)载:

  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王(秦王政)问于将军李信曰:“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王以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应为蒙武)将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因谢病归频阳(今陕西铜川西南)。

  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秦一方面按李信意见,派李信、蒙武率二十万大军攻楚;另一方面,又派王贲攻魏,围大梁,魏抵抗,秦军于是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三月后城坏,虏魏王假,魏亡。秦在魏东部地设置砀郡(郡治砀,今安徽砀山南)。王贲得心应手,战功卓着。

  李信攻楚的一路,则遭到楚国有力的抵抗,惨遭失败。据《史记·王翦列传》载,李信兵分两路,自领主力进攻平舆(今河南平舆西北),即沿汝水而下;蒙武一部攻寝(今河南沈丘东南),取得一些胜利。因鄢、郢一带(楚国本土)有楚军活动,牵制秦军东进,所以李信又转而攻打在鄢郢活动的楚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楚国曾献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地给秦,继而又叛约,进击南郡,故李信在汝水、颖水一带取得胜利后,即挥师攻打南郡(鄢郢一带)的楚国军队。)获胜后,与蒙武会师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直指寿春,企图一举灭楚。这时,屯驻在淮水北岸的楚国大军,正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李信“年少壮勇”(《史记·王翦列传》),趾高气扬地挥师前进时,突然遭到楚军的反击,仓猝应战,遂大败。楚军紧追不舍,“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同上。)李信溃不成军,狼狈逃跑。这是秦统一各国前遇到一次最有力的抵抗,显示了楚国在军事上尚有一定实力。

  李信失败后,楚军继续西进,秦王政只得亲到频阳,请王翦复出领兵攻楚。王剪按前议,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为了彻底击败楚国,不惜“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王剪)”(同上),可见这次战役规模之大是空前的。

  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王翦仍按李信进军路线,进入陈邑、平舆一线后,接受李信轻率进攻失败的教训,即停止前进,在全线上构筑壁垒固守。楚国不敢掉以轻心,亦倾全国兵力抵抗。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终不应战。王翦命士卒洗沐、投石,并“亲与士卒同食”(同上),以逸待劳。两军相持达一年左右后,楚军渐渐松懈,只得“乃引而东”(《史记·王剪列传》。),主动撤退。王翦乘机出击,大败楚军于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楚军败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立昌文君于淮南,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王翦、蒙武继续进攻,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昌文君死,项燕自杀,楚亡。第二年,王翦又进而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置会稽郡(郡治吴,今江苏苏州)。同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虏燕王喜,燕亡;又攻代,虏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王贲攻入齐都临淄,虏齐王建,齐亡。至此,秦统一六国,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九、楚国败亡的原因

  楚国历史悠久,疆土辽阔,国势长盛不衰,就在楚怀王时期,策士还认为:“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战国策·楚策一》。)不久竟和中原各国几乎同时败亡在秦国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治守旧没落,拒绝革新。楚国自入春秋中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反映在政治上开始出现了新旧力量的斗争。战国初,楚声王被“盗”所杀,“国人”立其子悼王,足见其时新旧力量的较量是极其尖锐的。楚悼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原各国、特别是魏国改革的影响下,大胆起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大举革新,楚国政治一时充满了生气。不幸楚悼王早死,吴起被旧贵统残酷地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这样过早地失败了。“楚不用吴起而削弱”,吴起变法夭折,在楚国历史上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此,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昏庸守旧,至楚怀、顷襄王时,屈原仅因内主革新,外主联齐抗秦,坚持独立自强,竟亦遭到无情打击,使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革新者感到绝望,最后在国(都)破家亡的情况下,自投汩罗江而死。楚考烈王即位后,春申君黄歇“辅国持权”,掌握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命运,成为“实楚王”的大封君。他在对外战争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谋求封地,修建宫室,淫逸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所以,楚国后期历代统治者,就是这样沿着惰性的轨道滑下去,终至灭亡。当然,楚国政治的没落守旧,非始自战国末,实际上早在春秋晚期就已出现了,特别是对吴起变法摧残以来,越来越明显,并日益顽固。关于这点,《吕氏春秋·察今》就以刻舟求剑等寓言予以讽谕:“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政治守旧没落,必然轻视人才,甚致摧残人才。楚国人才济济,是为各国所公认的。但楚国统治集团不珍惜人才也是很出名的,致使人才外流,对楚国造成危害,故史有“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之说。战国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如热情来投的异邦人吴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富有政治抱负的屈原被贬抑,就是战国时期摧残人才的典型事例。在战国末关系到楚国存亡的关键时刻,楚人李斯入秦出谋画策,助其一统中国,其师荀子来楚,却冷落一旁,就不是偶然的现象。黄歇养客三千多人,却养而不用,只是充当结党营私的工具和政治自重的资本。人才外流及对人才的摧残,与统治者的“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战国策·楚策四》。)结伴在一起,充分地暴露了楚国政治的没落性与腐朽性。楚人原有的“筚路蓝缕”精神消失了,终因抱残守阙而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徙陈失误。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后,楚国已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其政治重心放在何处,至关重要。历史表明,楚顷襄王当时东逃,并徙都于陈,是重大的失误。所谓“秦逾邑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攻楚,不可”(《史记·春申君列传》。),系策士高谈阔论之议,并不符合历史实际。陈是楚国的重镇,早在楚庄、灵、惠王时期便已被破(灭),秦既已占领鄢、郢,完全可以沿着灭陈路线,随时进攻楚国。当时两周早已成为一具僵尸,毫无实力可言,韩、魏疲惫不堪,根本无法充当楚国的军事屏障。楚国又一贯奉行牺牲韩、魏以亲秦路线,也不可能得到或团结韩、魏全力帮助和抗秦。故徙陈,无异于自投虎口,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徙陈后,楚国在此尚能生存三十余年,只是秦灭楚、一统六国时机尚不成熟,并非徙陈战略决策的正确。实际上,楚顷襄王在失鄢、郢后,犹如惊弓之鸟,“东徙而不敢西向”(《战国策·中山策》),是仓促东逃的,并未有过认真议论。徙陈后,心神稍定,又歌舞升平,尽情享受,不思图进。

  其三,亲秦路线与消极“合纵”抗秦的失误。秦自商鞅变法后,历代统治者就蓄有灭楚、一统寰宇之志。早在秦亡楚前一百余年时,楚威王就意识到秦不可亲,必须“合纵”抗秦。他在纵横家陈说合纵抗秦利害关系后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可胜焉。内与君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战国策·楚策一》。)楚怀王即位后,忘记了楚威王秦“虎狼之国,不可亲”的这一遗训,也不听昭睢、屈原等的一再劝告,既不积极“合纵”抗秦,又招致丹阳、蓝田之败,最终客死于秦。楚怀王血的教训应该说是够深刻的,但后继者楚顷襄王、楚考烈王和黄歇等仍执迷不悟,惧秦、亲秦、消极“合纵”,甚至为了自己侥幸图存,竟把祸水泼向邻国,终孤立无援,被动挨打,毫无起色。

  其四,秦的强大。入战国后,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激烈进行,关东各国利害关系不一,互相攻伐,逐步削弱,消耗殆尽。秦则不然,它自商鞅变法以后,始终把进军中原,消灭各国为主要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经济上,注重改革,不断充实国力。在政治上,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如注重用人,特别是重用有才干的外邦人,长期来坚持实行“连横”策略,在关键时刻,又采用“远交近攻”、用重金收买各国权臣、分化和削弱各国政策,凡此种种策略和政策,均取得明显成效。在军事上,执行军功政策,训练成庞大的英勇善战的军队,今天陕西临潼秦兵马俑坑所出土的各种兵马俑,充分显示了当年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地理上,秦居关中,进可取,退可守,各国虽有时叩关攻秦,却望而生畏,不敢贸然进击。当楚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楚考烈王死、黄歇遇害,楚国丧失了政治重心,秦则嬴政亲政,朝气勃勃。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史记·秦始皇本纪》。“六世”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加速了统一的步伐。一方面是秦国的日强,另一方面是六国的日弱,故“并吞战国,海内为一”的任务,就由秦王政来完成了。综观楚国历史,商末周初楚人建国后,“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英勇进取,广用人才,师夏、夷之长,是充满生机勃勃、向上的。春秋时代的创立县制、掩书土田和战国前期的吴起变法,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变革,使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富强的局面。但可惜的是这种进取创新精神,逐渐暗淡失色,至战国末诸代,贪图享受,苟且偷安,在激烈的争夺中无所作为,终不可避免地沉沦下去,直至灭亡。楚国虽亡,然而楚人长期凝聚的奋发图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眷恋故土、报效族国的爱国精神,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则是垂世千秋,永放光芒的。楚人创造的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是沾溉百代、流泽万世的,它必然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无价之宝。

  十、“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楚国虽亡,但楚人传统的爱国精神是很炽烈的。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早在楚怀王客死于秦时,楚南公就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亡后十四年,由于秦王朝“赋敛愈重,戍徭无己”(《史记·李斯列伟》),又行“繁刑严诛”《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政,人民大众实在活不下去,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性的人民大起义。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楚隐王陈胜(公元前208年,陈胜卒后,吕臣葬陈胜于砀,谥为隐王。)元年),秦王朝征发“闾左”(贫民,因居乡里之左,故称“闾左”)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渔阳),他们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不能按期到达,按秦法,失期皆斩。楚人陈胜(字涉,阳城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与吴广(字叔,阳夏人。阳夏,今河南太康)商议,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当即杀死押送的将尉,揭竿而起。他们以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起义群众首先攻下大泽乡,并进而攻占了蕲县及其周围地区。然后率众攻下了陈(即陈郢,今河南淮阳),已拥兵数万。陈胜称王,以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张大楚国之意)。

  陈胜首难,“一夫大呼,天下响应”(《汉书·贾山传》),陵(今江苏宿迁东南)人秦嘉、[钅至](今江苏沛县境)人董绁、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朱鸡石、徐(今江苏泗洪南)人丁疾、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项籍(字羽)、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彭越、六(今安徽六安北)人英布、东阳(今安徽盱眙境)人陈婴、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等纷起响应,立即汇成了以楚人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人民大起义的浪潮。陈胜占陈后,即以吴广西攻荥阳,以曾“事春申君”的“陈之贤人”周文率众进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给秦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由于陈胜、吴广是首举义旗,经验不足,又因在起义的浪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贵族、旧势力也乘机起兵,割据称王,秦王朝组织兵力反扑,同年底周文兵败自杀,吴广、陈胜又相继被害,起义斗争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而,其他各地楚人起义斗争仍高举“伐无道,诛暴秦”(《史记·陈涉世家》。)的旗帜,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陈胜卒前,秦嘉杀陈胜监军武平君畔,自立为大司马。次年(公元前208年)初得知陈胜死,立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居留(今江苏沛县东南)。刘邦领众赴留,投楚王景驹,时秦兵已至砀郡,刘邦即西向击秦,先败后胜,攻占了砀城,收编秦兵六千,又乘胜攻克下邑(今安徽砀山)。

  原陈胜部将召平(广陵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北蜀山),秦命东下发展,获知陈胜败亡,即渡江假借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张楚”的上柱国(上柱国,原楚国置,是统领军队的最高将领),使之引兵西击秦。就在刘邦取下邑不久,项梁亦已渡江西上。陈婴、英布、蒲将军、吕臣等相继率部来归附,项梁军队很快发到六、七万人,这年(公元前208年)四月,军驻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其时,驻留的秦嘉、景驹陈兵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东,阻挠项梁西击秦,项梁认为秦嘉背叛陈王而立景驹,大逆不道,遂发兵一举击溃了秦嘉,景驹自杀。可见项梁是忠于张楚政权的,维护了义军的统一。项梁收编了秦嘉军队后,进军至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已拥军十多万人了。刘邦亦领军来附。

  六月,项梁确知陈胜已卒,在薛召集起义军将领议事,以重建政权,继续斗争下去。年已七十的范增(居[巢阝]人。居[巢阝],今安徽巢县东南)以为陈胜失败在于不立楚后而自立,引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语,劝项梁立楚怀王之后。项梁同意,在民间求得楚怀王孙熊心,立其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以陈婴为上柱国,封英布为当阳君,项羽为鲁公,刘邦为沛公。定都于盱眙(今安徽盱眙),恢复了楚国。

  薛之会,历来被视为一次全面的复辟行动。其实,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楚人念祖爱国之情。项梁是项燕之子,“今君起江东,楚逢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史记·项羽本纪》),被楚人视为能恢复楚国的得力人物。楚怀王是被骗入秦死的,当时楚人就很同情他,“如悲亲戚”。悲楚怀王之死,就是后来悲楚国之亡。所以项梁和义军将领们立楚怀王之后,并仍称楚怀王,表现了楚人不忘祖业旧国,决心推翻秦王朝,是楚人固有的念祖爱国精神的承继与发扬。

  薛之会后,项梁各路义军继承陈胜、吴广遗志,继续与秦军搏杀,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八月,由于项梁轻敌,被秦章邯大败于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项梁阵亡。项羽、刘邦等为了保存实力,随楚怀王心迁都于彭城。

  九月,章邯渡河北上击赵,围赵王歇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赵向楚等求援,楚怀王心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作出了西入关、北救赵的正确决策。决定分兵两路,北路由宋义、项羽、范增等领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领兵西入关中,直捣秦都咸阳。楚怀王心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史记·项羽本纪》。)十一月,宋义领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其时,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愤而杀宋义,楚怀王心遂以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北路救赵大军,项羽于是“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同上。)十二月,项羽率军西渡漳水,命令“皆沉船,破斧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同上。)楚军呼声动天,无不以一当十,凡经九战,大破秦军,章邯败逃,巨鹿之围遂解。项羽破秦军后,诸侯将入辕门,莫敢仰视,项羽自此始为诸侯上将军。巨鹿之战是摧毁暴秦的决定性战役。它歼灭了秦兵三十余万,有力地支援了刘邦西入关中的战略行动,为最终灭秦奠定了基础。清人王源评论说:“首难者陈涉,灭秦者项王也;入关者虽沛公,灭秦者项王也。”(王源《居业堂文集·项羽论》。)项羽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在此同时,刘邦领军西进,沿途辗转攻克成武(今山东成武)、栗(今河南夏邑)、高阳(今河南杞县境)、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颖川(今河南禹县)、南阳(今河南南阳)、胡阳(今河南唐河南)、析县(今河南西峡),直抵丹水,轻取武关(今陕西商县东)。

  武关失守,关中震动。赵高逼秦二世自杀,立子婴(扶苏子),贬号秦王,派人与刘邦谈判,“约分关中”(《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不允,率军进抵关(又名蓝田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次年(公元前206年)初,刘邦率大军攻至[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奉天子玺符,在轵道(亭名,地在今西安东北)旁迎降。至此,统一六国仅十四年的秦王朝,又为以楚人为主体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所摧毁。原来楚人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果然实现。勿庸置疑,秦王政一统寰宇、创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功,是永垂史帛的,然其残暴统治,又阻碍了历史的前进,故楚人首先发动的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其功也是不可没的。从陈胜、吴广至项羽、刘邦高举的“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引导人们一代又一代英勇地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谱写出一页又一页的英雄篇章。

  秦亡后,刘邦与项羽又经历了四年内战(史称楚汉战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建立起了汉王朝。如果说,秦王政只是从军事上完成了一统六国事业,刘邦所建立的汉王朝则在文化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真正实现了全国大统一的局面。从此,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建立的一统大国,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任何人都动摇不了它。从这点看,楚人所留下的丰功伟绩是光照千秋万代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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