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春秋三传详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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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释"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这句话才是《左传》严格意义上解经的开始,而前文孟子、声子、仲子那些内容则是"先经以始事"(杜预语),把一段经文叙事中的前因给说上两句。

  在经学史上,为《左传》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刘歆可能是第一人。刘歆的时代正是公羊学大兴的时代,刘歆虽然力挺《左传》,但学风毕竟也受到了公羊学风的影响,在《左传》里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学者们普遍认为,刘歆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时人普遍都把《公羊传》、《榖梁传》当作经学,认为这两部书是真正的《春秋》的教辅,而《左传》不过是一部独立成章的史书罢了。尽管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左传》的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另外两传,但在当时,如果《左传》不被凿实为和《公》、《榖》一样也是《春秋》的教辅,肯定是不会获得官学经典的地位的。

  于是,刘歆治《左传》,也像公羊家一样,就以这句"不书即位"来看,他就从中发掘出了"不书"和"不称"的所谓"义例"--也就是说,凡是《左传》记载"不书",都代表着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凡是"不称",又代表着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但如果我们单纯从文法和字义来看,还真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的确,在一些经师(如服虔、贾逵)那里,"不书"意味着这样一层涵义:原版的鲁史《春秋》在这里其实是记载了鲁隐公的即位的,孔圣人在"修"《春秋》的时候出于某种深刻的考虑,把即位的文字给删掉了。

  反方意见肯定也是坚强地存在着的,杜预和孔颖达就说:隐公是摄政,根本就没行即位典礼,既无即位之事,当时的史官自然也就没记,而孔子沿用鲁史旧文,也没给添上一笔"公即位",《左传》跟着解释一下,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Ⅰ)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不书即位,摄也。假摄君政。不修即位之礼,故史不书于策,传所以见异于常。……[疏]"不书即位,摄也"。○正义曰:摄训持也。隐以桓公幼少,且摄持国政,待其年长,所以不行即位之礼。史官不书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发传以解之。公实不即位,史本无可书。



  显而易见,双方论辩的焦点集中在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左传》派和公羊派各执一词,势同水火。

  作为公羊学的一代宗师,何休对《左传》学的兴起忿忿不平。他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天下系于一统,学术思想决不能走入后现代的多元化。于是,何休以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自居,着书三部:《公羊墨守》、《榖梁废疾》、《左氏膏肓》,其意图是:坚定扞卫公羊学,坚决打倒另外两派。这意图单从书名上就看得出来,所谓"墨守",即取先秦墨家善于防守之喻,"废疾"和"膏肓"基本能当成文人嘴里的脏话来听了。

  何休在《左氏膏肓》里力驳隐公摄政之说。因为《左传》学家拿周公摄政之事作为摄政一事的参照系,所以何休便着力分析周公摄政和所谓鲁隐公摄政之间的不同:按照古代的制度,诸侯年幼,天子会委任贤能的大夫去辅佐他,并没有摄代之义。当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周公死的时候并不称"崩"。可看看鲁隐公,活着的时候称"侯",死的时候称"薨",这分明都是诸侯之礼,哪是什么摄政王呢?

  --插入解释一下:按《礼记·曲礼》,同样是死,但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天子死了叫"崩"(古装电视剧里常说"皇帝驾崩"),诸侯死了叫"薨"(hōng),大夫叫"卒",士人叫"不禄",庶人叫"死"(Ⅰ)。这就像我们现代社会里,领导死了叫"逝世",小流氓死了叫"挂了",只不过现在都是约定俗成,没有严格要求而已。

  何休这里的意思是:当初周公摄政,死时并没有按天子之礼称"崩",而鲁隐公却在活着的时候称"侯",死的时候称"薨",完全是诸侯之礼,由此可见他并非摄政,而是即位为鲁国国君。

  何休继续分析:周公摄政的时候,仍然以周成王为领导,只是帮他管理政务罢了,所有大事都要禀明周成王而后才付诸实施,周公之死又是在卸任退休之后,所以他的死被称为"薨",而不是"崩",是依诸侯之礼而非天子之礼。可再瞧瞧鲁隐公,所谓摄政,连国君的名份也一并摄了去,以桓公为太子而非国君,所有大事都由自己独断专行。最终,鲁隐公是在任上被谋杀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死在国君的位子上,所以才生称"公",死称"薨",这和周公摄政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按《公羊传》的说法,诸侯是没有摄政一说的。(Ⅱ)



  (Ⅰ)《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Ⅱ)[汉]何休《左氏膏肓》(《汉魏遗书钞》):古制诸侯幼弱,天子命贤大夫辅相为政,无摄代之义。昔周公居摄,死不记崩,今隐公生称侯,死称薨,何因得为摄者?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直摄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后乃死,故卒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则位亦摄之,以桓为太子,所有大事皆专命以行。摄位被杀,在君位而死,故生称公,死称薨,是与周公异也。且公羊以为诸侯无摄。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何休前边说鲁隐公"生称侯",后来又说"生称公",他是自相矛盾了吗?当然不是,这个问题稍后再说。)

  面对何休的咄咄逼人,同时代的另一位经学大师郑玄起而迎战。郑玄是融通今古文经学的一位集大成者,而这次论战堪称汉代学术界顶尖高手的对决。

  郑玄针锋相对,呼应着何休那三个气势汹汹的书名也写了三本:《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在摄政这个问题上,郑玄以姑苏慕容的功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从《公羊传》里拎出一句话来:"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这话的背景是:宋穆公的位子是哥哥传给他的,哥哥当初不传子而传弟,宋穆公感念恩德,后来便立下遗嘱要在自己死后把位子传给哥哥的儿子。郑玄引的这句话就是宋穆公对他这位侄子说的:"我现在坐这个国君的位子,不过是摄政罢了。"言下之意是:我只是暂时代理一下国政,这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最后也一定会还给你的。郑玄言简意赅,随后又点了一笔:"这是你们《公羊传》里自家的话,明明是说摄政,你何休又凭什么非难《左传》呢?"("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

  郑玄的诸多驳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风格一以贯之。何休咧着嘴说:"郑先生这是闯进我家,拿起我的武器来打我呀。"("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何休和郑玄这些论战作品后来都已散佚,后人只能从各类典籍中辑引而已。《礼记正义》引《箴膏肓》让我们得以看到郑玄还有一些下文:周公还政于周成王,退归臣子之位,而后才死,怎么可能称"崩"呢?隐公是死在国君之位的,不称"薨"又该称什么呢?(Ⅰ)

  这次论战高下分明,《左传》从此开始过上了一段扬眉吐气的日子。但就上述这个具体论辩的细节而言,虽然郑玄大占上风,但他的分析并不十分严密。宋穆公说的"吾立乎此,摄也",考之具体背景,更像是一番自谦之辞--宋穆公明明就是合法的国君,也明明可以合法地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传位给侄子那是他高尚,传位给儿子那是理所当然。所以,宋穆公说自己"摄也"倒更像是一些领导说:"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只是大家的总勤务员",如果根据这句话来推论这位领导当真不是领导而只是一名勤务员,这在一般情况下显然是荒谬的。至于周公当初到底是摄政还是称王,这是整个经学史上的一大疑团,辩者如云,而在《春秋》学里,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对鲁隐公身份的解读。--先秦文献里有不少关于周公称王的记载,而周公还有一个"周文公"的称呼,见于《国语·周语上》韦昭注(Ⅱ)和晋人傅玄的《傅子·附录》(Ⅲ),杨宽《西周史》即取其说。但汪受宽《谥法研究》细辨其非,认为这个说法不过是三国和晋代人拍脑门儿拍出来的而已(Ⅳ)。这问题直到现在也没辩清楚,王晖曾归纳"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是周公既摄政又称王;二是周公既未称王,也未摄政;三是周公虽摄政,却未称王"。(Ⅴ)

  如果仅从先秦文献上看,对周公称王的说法实在太多,许多线索都对周公不利(或者也可以说是"有利"),《韩非子·难二》曾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持此论者还有很多,即便看看《史记》的摄政说,也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史记·周本纪》是说"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说"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而周公临死之前的遗愿是归葬成周,但周成王还是把他和周文王葬在一起,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而且,成王还准许鲁国以郊祭之礼和天子之乐来祭祀周公,这也正是"周礼尽在鲁矣"的一个源头所在。要知道,如果在周朝立国之初"礼仪之邦"的基本等级制度已然分明的话,或者基本礼制当真定于周公之手的话,那么,这种规格的祭祀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周公确曾作过天子。

  后世的许多经学家们本着君臣大义而死活不愿承认这一观点,直至现代,这问题总算脱经入史,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到了史学领域,研究起来才不那么棘手了。种种证据,无论从文献来看,还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周公称王一事似是大有可能(Ⅵ),就算仍有歧义未决,也都是就是论事而已,只辩史实,不谈义理,而回过头来再看郑玄、何休之争,围着"崩"和"薨"纠缠不休,似乎既很无谓,也很无味。



  (Ⅰ)《汉魏遗书钞》辑本:《礼记正义》引《箴》曰:周公归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记崩?隐公见死于君位,不称薨云何?

  (Ⅱ)《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语"是故周文公之《颂》曰……"韦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谥也。

  (Ⅲ)[晋]傅玄《傅子·附录》:周文王子公旦,有圣德,谥曰文。

  (Ⅳ)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0页。

  (Ⅴ)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第155-156页。

  (Ⅵ)详见:王玉哲《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



  的确,我们现代人看着郑玄、何休这两位当时顶尖学者的辩论,大约都会觉得非常无谓:一个人死就死了,"崩"也是死,"薨"也是死,值得那么较真么!

  但古人还真就是这么较真的,因为这小小字眼的背后就是厚重的"春秋大义"。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斗争就是摆在眼前的:一字之差,周公的身份便大为不同,而真真假假效法周公的人怎能不为此紧张呢?--最着名的例子就是王莽,处处效法周公,甚至还曾使汉家改元为"居摄",此即影射周公摄政而来,在高尚的幌子之下行夺权之实。

  周公摄政称王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激烈,想想秦汉以后皇帝和权臣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受托孤而辅政的重臣与稚龄皇帝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皇族内部的人际关系问题(比如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和方孝孺理论,就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之事来辅佐建文帝)。所以周公问题之所以是一个经学上的千古大难题,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现实政治上的大难题,而一旦牵扯上了现实政治,这问题便没有了事实上的对错,而只剩下站队的对错了。

  另一方面,纯粹从经学意义而言,"崩"也好、"薨"也罢,所谓褒贬,都在这些小小字眼里微妙地隐藏着,而中国的历史观念正是由此发源,并且传之久远。汪荣祖即视孔子为"中国传统史观之祖",当然,他是相信《春秋》纵然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也必是孔子后学所为。汪荣祖说明道:"《资治通鉴》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斯皆《春秋》书法也。历代作者视为当然,益可见《春秋》寓褒贬于书法,入史学之深也。然则《春秋》一书,非仅编年之滥觞,亦史观之渊泉也。"(Ⅰ)

  这种史观就意味着:褒贬是第一位,史实是第二位。那么,既然在修史的书法上可以堂而皇之地观念先行,因观念问题而剪辑乃至窜改史料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正当性。仍以《资治通鉴》为例,这一点正是它屡遭当代史家诟病之处。

  周公摄政称王的问题并没有在古代专家那里有个了结,"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这个问题并也没有随着何休、郑玄论战的结束而终止--如上所述,这在古代实在可称得上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问题,牵涉到"立国之常经"和"天地之大法"。

  我们不妨把争论再看下去: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因在《史通》一书中菲薄圣贤而饱受诟病。在刘知几看来,《尚书》、《春秋》各有疑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不都那么光辉夺目。刘知几似乎是在以史家考据作风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折磨着儒家弟子的信仰,但也有人推测,刘知几那么说其实是意在言外的。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对此有一段评语,说看了这些话而大骂刘知几诋毁圣贤的,都是义人;能看出刘知几这是由质疑古史来寄托自己胸中愤懑,都是明白人。(Ⅱ)



  (Ⅰ)[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第30页)

  (Ⅱ)[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三:此等书,怒其非圣无法而严为摈者,谊人之辞也;会其读史寄愤而悬为解者,晓人之辞也。



  那么,刘知几的胸中愤懑都在愤懑些什么呢?论者认为正是汉魏隋唐以来拿古代圣贤作风来遮脸的种种篡弑诛伐。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为刘知几这个千古"名教罪人"说公道话,认为刘感愤时事,又怕因言获罪,这才佯狂非圣,意在言外。(Ⅰ)

  浦起龙和钱大昕的阐释是否成立,很难确证,反驳者也不乏其人,但毕竟谁也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所以只能说,用他们的观点来作参考,我们可以约略推知一些古史、经义与时政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

  再看《春秋》,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首先便前承着周公的身份问题,而周公的身份问题又关系着后世许多高层权力斗争中的站队问题,既攸关国本,也攸关性命。学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可谓艰难。

  争议仍在继续。及至宋代,欧阳修议论道:既然《春秋经》把鲁隐公的头衔写作"公",他老人家当然是即位为君了。苏轼起而辩驳,专门写了一篇论战文章《论鲁隐公》。

  苏轼的观点大体和郑玄相似,进而讨论隐公之摄政是否符合礼制。苏轼引了《礼记·曾子问》的一段,说曾子请教孔子:"如果在国君死后太子作为遗腹子出生,大伙儿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卿大夫们跟从摄主,面朝北,站在西阶的南边……"(Ⅱ)

  郑玄也是注过《礼记》的,他当初在这里解释摄主是"高级干部代理君主执掌国政",(Ⅲ)但苏轼的解释更为详细,讲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继承原则--大略来说,摄主是死者的弟弟,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男孩,摄主就交班,立这个孩子为合法继承人;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那就由摄主来作合法继承人。

  苏轼感叹说:"秦汉以后,这套礼制没人搞了,女人开始当摄主了。岂不闻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摄政而国家不乱的,不过千里挑一而已。更恶劣的情况是:母后摄政导致了外戚篡权,比如王莽就是个坏典型。就算按古礼而立的摄主终于也篡权了,那好歹也是自家弟兄,肥水没流外人田,可外戚篡权却连皇室血脉都给改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天子驾崩,太子要守丧三年,这三年中,国政由高级干部代管(Ⅲ)。照此说法,只要有高级干部在非常时期作一下临时代理就可以了,用不着摄主呀。苏轼反驳说:"话不是这么说的哦。太子如果岁数够大,可以按这种方法办,但如果太子只是一个新生儿,或者小儿童,那么,依照三代之礼和孔子之学,绝对没有把位子让给异姓的道理,所以一定是要有摄主的。鲁隐公的情况就是这样。"



  (Ⅰ)[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史通"条:刘知几沉潜诸史,用功数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为史官,再入东观,思举其职,既沮抑于监修,又见嫉于同列,议论凿枘,不克施行,感愤作《史通》内外篇。当时史局遵守者不过贞观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之例,故其书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辙加弹射,又恐谗谤取祸,遂于迁、固以降,肆意诋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非议上圣,阳为狂易辱圣之词,以掩盖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诸外篇,窃取庄生《盗跖》之义。……

  (Ⅱ)[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曾子问》郑玄注:摄主,上卿代君听国政。

  (Ⅲ)《礼记·檀弓》: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



  苏轼接着又批评同一阵营的前辈郑玄,说他是个"陋儒":"郑玄把摄主解释成'高级干部代理君主执掌国政',如果国君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难道这位高级干部还就继位为君了不成?"苏子曰:"摄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为母后摄政是理所当然的,这还了得!所以我是一定要说上两句的!"(Ⅰ)

  经学之争,罕有定谳。一般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关于隐公即位的记录有不少人就认为是鲁史原本有载而被孔子给"削"去了--比如王阳明就持这种看法(Ⅱ),但论来论去,不管正方还是反方,都在借此而强调尊卑嫡庶的伦常秩序,从这层意义而言,大家的矛盾其实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稍稍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里,据经学家们认为"疑似"孔子笔削的痕迹有:"春"是原本没有而由孔子"笔"上去的,为的是把"春"放在"王"的前边,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应该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各有各的说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义无限;"正月"虽然朴素一些,也不是没有深意。

  社会要发展,着力所在,是开发新知识,还是解读旧知识?一个经典思路是:古人已经把道理说尽,我们只要全力发掘即可。--很多人相信,如果搞清楚孔子的"笔削",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便会尽显无遗。读书人苦读圣贤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深入探究"春秋大义"便是如此一件意义深远的事。

  那么,这就难免使一些人憧憬:如果能找到《春秋》所依据的鲁史旧文,两相对照一下,那就很容易知道孔子到底"笔"了哪些、"削"了哪些,犯不着绞尽脑汁、费尽猜疑了。清人赵翼就曾这样感慨过,说: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可惜我们见不到了,没法参校圣人的笔削之处,但以《汲冢纪年书》(即《古本竹书纪年》)来做参照,会发现两部书的文风、体例差不太多,对一些史事两书也都有记载,看来当时的国史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而孔子只是在个别字眼上作了改动,以示褒贬之意。(Ⅲ)



  (Ⅰ)[宋]苏轼《论鲁隐公》

  (Ⅱ)[明]王阳明《五经臆说》

  (Ⅲ)[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春秋》底本"条: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

  另参:[唐]刘知几《史通·六家》: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纪年》最为分了……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其着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



  对孔子"微言大义"的深入发掘,在后文还会出现很多,前辈们还由此总结出很多"义例",粗略来说就是:如果对张三称呼张先生,那就是褒,而直呼张三那就是贬,称呼小张那也是贬,等等等等。但这些"义例"到底可不可靠,历来争议很多,比如《镜花缘》里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镜花缘》虽是小说,却真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书中借角色之口大量发表对经史子集的长篇议论--说如果本来应该直呼张三之名,但那年代资讯传播手段不发达,不知道张三到底叫什么,这可怎么办?

  《镜花缘》里经常是些很有趣的议论,其中还说到孔子的所谓"达例"和"特笔":说来也简单,那些所谓"义例",如果是孔子从旧史上照抄下来的,是谓"达例",如果是孔子自己定的,是谓"特笔",比如"正月"是史之旧文,而在"正月"前边加个"王"字就是圣人之"特笔"。学者读《春秋》,要知道哪些是"达例",哪些是"特笔",才能明白圣人的 "微言大义"。(Ⅰ)--这是沿袭吕大圭的说法,但事情是否当真如此呢?不知道,反正有立论就有驳论,清人顾奎光《春秋随笔》便以为《春秋》虽然有达例和特笔,但理解经义还是要从大处着眼(Ⅱ)。惠士奇则干脆指称"《春秋》无达例"。(Ⅲ)

  达例与特笔,这也算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对《春秋》的读法,看起来更像是猜谜语,或者说,《春秋》就像是屠龙刀,都说屠龙刀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参破此秘密者便可以号令江湖,于是,屠龙刀的持有者便要煞费苦心地去"参悟"。但我们知道,屠龙刀里当真是有"天大的秘密"的,而《春秋》里是否也有"天大的秘密",直到今天我们也无从得知,只是那一个个被历代高人破解出来的"秘密"成为了历史,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历史。



  (Ⅰ)详见:[明]李汝珍《镜花缘》第五十二回。

  (Ⅱ)[清]顾奎光《春秋随笔》卷上:吕大圭论《春秋》有达例,有特笔。所谓特笔,则是非褒贬所在也。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如书天王狩于河阳便是旋乾转坤之笔,左氏记事直叙周郑交质,岂复存得君臣名分?

  (Ⅲ)[清]惠士奇《春秋说》卷三。易学也有此说,如[宋]冯椅《厚斋易学》卷十五:是知《易》无达例与《春秋》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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