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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的疏狂心态

  阅读苏轼,发现他常常自称疏狂或疏、狂。如全部苏词中,疏字24见,其中自况者 次[1];狂字14见,自况10次[2];疏狂合用次,均为夫子自道:《满庭芳》“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满庭芳》“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苏轼诗、文中疏、狂或疏狂大约百余见,如《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

  我又注意到苏轼以疏狂自况,多是在疏离朝政中心而外任或谪居岁月中。这就更加引起我的思考:何谓疏狂?苏轼为何喜欢以此自况?其中蕴含着何种生命意蕴、文化意趣和历史内涵?

  一、疏狂

  宋人所谓疏狂[3],是一种与独立人格意识、自由人生观念、审美生活情趣密切相关的精神形态, 是个人化、自由化的生活意向。其哲学基础近于道家,其行为特征是疏离社会主流和中庸,放纵生命之本真。具体而言, 主要是疏远仕途,超越名教,贴近自然和自我,张扬个性和才具,放纵个人兴趣、欲望。从使用习惯看, 疏狂通常是自况性的审美范畴。

  宋人说的疏狂与孔子的“狷者有所不为”,在疏于仕事这一点上近似;与庄子鄙弃功名富贵、追求精神自由略同;与楚狂接舆之凤歌傲俗、屈原之露才扬己、宋玉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漠视名教、陶渊明之委运任真等历史文化原型有着内在的联系。宋人之疏狂并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佯狂避世,也不像屈原那样固执于一端。他们心仪于唐代才子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的审美生存精神,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冲淡仕途功名的得失。他们比前人还多了几分旷达。苏轼之疏狂就堪称典型。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乃融道、释诸家哲学以自救,故对传统文化中的疏狂精神深有会心。他常常称许前人或同时人的狂或疏狂,从中可见他对疏狂的理解和认同。

  楚狂接舆是后世文人疏狂之祖。苏轼《和刘道原咏史》(《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P333。以下凡引苏诗均依此本,只注P次)诗云:“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此诗乃通判杭州时和刘道原诗三首之一,后为“乌台诗案”之证据。据施注、王注,刘道原乃博学强识而淡漠仕宦之士,为官有直气,与王介甫异论,遂弃官归养。苏轼曾有《送刘道原归觐南康》(P259)诗,把他比作孔融、汲黯,称赞其“高节万仞”。此又以三诗盛赞之,前首《和刘道原见寄》云:“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北群空”。第三首《和刘道原寄张师民》称刘为“高鸿”,并用杜诗“无处告诉只颠狂”典,说刘“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细审三诗,可知苏轼以接舆喻刘道原,乃取二人狂傲疏仕之意。苏轼晚年作《真一酒歌》(P2361)亦言及楚狂:“湛然寂照非楚狂,终身不入无功乡”,仍取其疏仕狂歌之事。

  对于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李白,苏轼也深表敬仰。《李太白碑阴记》[4]云:

  李太白,狂士也。……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介。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又《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P1994):

  天人几何同一游,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诗一笑君应闻。

  又《闻钱道士与越守穆文饮酒,送二壶》(P1745):

  一纸鹅经逸少醉,他年《鹏赋》谪仙狂。

  又《再次韵答完夫穆父》(P1431):

  免使谪仙明月下,狂歌对影只三人。

  又《念奴娇》词: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

  苏轼所赞美的李白之狂,主要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介”的清高,“游方之外”的洒脱,自比大鹏的狂傲,醉酒狂歌的放纵。这正是接舆式的疏狂。

  苏轼认为庄子也是狂人。《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二(P740):

  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不自由。

  又《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P2083):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浑。

  《庄子·至乐》篇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这则故事的哲学含义是超越生命之局限性,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快乐。苏轼显然深知其中的要义是自由,但他又特别强调庄子与众不同的“狂”,强调狂的行为与自由精神的内在关联。

  魏晋名士之疏狂也受到苏轼的赞美。《阮籍啸台》(P83):

  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谁能与之较,乱世足自存。

  此诗乃嘉佑五年(1060)苏轼居母丧后自蜀返京路过尉氏县凭吊阮籍啸台时所作[5],用阮籍的一生来注释“狂达”的含义,正合本文所论疏狂之义。

  除阮籍之外,魏晋名士中被苏轼目为狂士者还有孟嘉、徐邈、谢奕、山简、谢灵运等:

  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

  ──P1088《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

  楚狂醉乱,陨帽莫觉。

  ──P2658《龙山补亡》

  可怜吹帽狂司马,空对呆舂老孟光。

  ──P505《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

  高会日陪山简醉,狂言屡发次公醒。

  ──P593《平山堂次王居乡祠部韵》

  犹胜江左狂灵运,空斗东昏百草须。

  ──P1712《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其一

  此皆一时名士而有放情山水、流连诗酒之风流佳话者,苏轼心仪之,乃以“狂”相许。

  唐代除李白外,还有一些被苏轼赞许的狂人,如贺知章、高适、杜牧:

  差胜四明狂监在,更将老眼犯尘红。

  ──P1684《次韵林子中、王彦组唱酬》

  狂客思归便归去,更求敕赐枉天真。

  ──P1774《四明狂客》

  千古风流贺季真,最怜嗜酒谪仙人。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问养神。

  ——P1554《送乔仝寄贺君六首》其六

  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

  ──P1646《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杜牧端来觅紫云,狂言惊倒石榴裙。

  ──P2609《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

  闻道分司狂御使,紫云无路追寻

  ──《临江仙》(自古相从休务日)

  以上三人,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李白《对酒忆贺监》称其“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高适作封丘尉时亦曾以狂野自况:“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施注引)”。杜牧是晚唐名士,有风流狂放之名,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杜牧事: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为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雅,傍若无人。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这些风流韵事,宋人常常提起。

  贺知章、高适、杜牧自称“狂”,无疑是自负文采风流,自诩不拘绳检之意。苏轼深许之,亦取此意。

  唐诗人中以狂自许而对苏轼影响最大者是杜甫和白居易。

  苏轼对杜甫很崇敬,称他是“集大成”的诗人[6]尤其感慨他“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7]。杜诗渊博丰富,而苏轼特拈君臣之义,反复申说,这或许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王定国诗集序》作于谪居黄州期间,正是苏轼“流落饥寒”之际,而“一饭未尝忘君”,恰恰也是苏轼忠义之气的真实写照。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P266)有“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之叹,也包含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同是穷苦奔逃的诗人,苏轼注意到了杜甫较少被人关注的一面——疏狂。杜甫《狂夫》诗云: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这是杜甫闲居成都草堂时的诗。这里的疏与狂,既是自嘲,也含有自傲、自愉、自赏之意。疏远了功名富贵甚至“厚禄故人”,自不免清贫孤独,然而也乐得享受一份清静、清闲、清高。

  苏轼对杜甫疏仕闲居时期的疏狂情态心存偏爱,《书子美黄四娘诗》[8]云: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溪……”。东坡云:此诗虽不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

  “清狂野逸”通常是古代文人自许或相互欣赏时常用的词汇,与杜甫自己说的疏和狂近义。谪居的苏轼从闲居的杜甫那里找到了审美共鸣:既疏于仕宦,则不妨狂放些。自由的获得是以疏仕为代价的,因而弥足珍贵,当充分享受才是。苏轼多次在作品中以疏狂或老夫狂或老狂自况,可见其对杜甫疏狂的受容。如:

  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密州作)

  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十拍子》(黄州作)

  野人疏狂逐渔钓,刺史宽大容歌呼。──P321《再和》(,杭州作)

  嗟余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

  ——P693《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密州作)

  春色岂关吾辈事,老狂聊作坐中先。醉吟不耐欹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

  ──P806《坐上赋戴花得天字》(密州作)

  观前人之注疏,多未注意到苏轼与杜甫的精神联系,然细参苏轼写作这些诗句时的处境,当可理解其有意无意地以杜甫自况的心态。

  白居易“中隐”于洛阳时期,在很多诗篇中称自己是“闲居”的“狂夫”、“狂翁”、“狂宾客”、“狂客”、“狂叟”“狂歌老”,他常用“老狂”、“酒狂”、“诗狂”、“狂歌”、“老狂词”、“狂吟”、“狂言”、“狂取乐”等一系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9]。苏轼不太喜欢白诗(另文论述),但对白居易的“中隐”和“狂取乐”却深有同好,诗词中常用白诗此类典故[10],如《西斋》诗并诸家注释(P630):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施注:白乐天《小院酒醒》诗:好是幽眠处,松阴六尽床。病夫朝睡足,施注:白乐天《重题》(今《白居易集》978页《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其四)诗:日高睡足犹慵起。危坐觉日长。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诗(白集3235)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施注:白乐天《效陶潜体》诗:且效醉昏昏。……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施、王(十朋)注:陶潜《归去来辞》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

  西斋是苏轼知密州时所居官舍。苏诗频用白诗意,且于陶渊明之疏仕隐居亦有同好。然而白与苏均不学陶之辞官归隐,苏轼对白的“吏隐”或曰“中隐”倒是颇有会心。通判杭州时就有《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P341)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施注:白乐天《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又白乐天《和裴相闲行》:偷闲意味胜长闲。

  宋洪迈注意到了苏轼对白居易的羡慕,《容斋随笔·三笔》卷五〈东坡慕乐天〉条云:

  苏公责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跋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这是一种异代同类之感,那么苏与白怎样“粗似”呢?

  白居易在谪居或“中隐”岁月中,借山水、诗、酒、歌舞、女性以自愉,他将这种心态和行为称为“狂”。这与孔子所说“狂者进取”之狂不同,与阮籍的“佯狂”之狂也不同,但与杜甫的“自笑狂夫老更狂”类似,皆偏向于生命之自由放纵和诗情酒趣之自娱自赏。苏轼以狂自况,又多了个“疏”字。疏是一种远离的状态和心态。疏远什么呢?君王、朝廷、政务、功名富贵、荣辱穷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等等。疏远了这些,就有了自由放纵的时空和兴致,就可以像无官一身轻的杜陵野老,像“中隐”惬意的香山居士那样自由狂放。如果说白居易后半生的“中隐”多少还有点“执着”的意味,那么苏轼则连这一点执着也超越了。不论命运把他抛向哪里,他都能微笑着调整自己以适应境遇,随缘自适,随遇而安。这是他既慕乐天,又超越乐天之处。

  苏轼对白居易之疏狂的心仪,当时就被好友黄庭坚破译了,《子瞻去岁春夏侍立延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其四云:

  乐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无富贵心。只欠小蛮樊素在,我知造物爱公深。[11]

  此诗用苏轼诗意,对苏轼自比乐天完全认同。

  二、苏轼自称疏狂的情况

  以下进一步考察苏轼自称疏狂的情形,并总结一下其中蕴含的生命意蕴、文化意趣、历史内涵。

  在苏轼的表述中,疏是疏远世俗,主要是仕途之功名富贵、荣辱穷达、俗人俗事。如《答黄鲁直五首》之一[12]:

  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

  苏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与黄之“轻外物而自重”、“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与造物者游”,实属同类,只是苏轼谦称自己还比不上“如精金美玉”的黄。此书作于元丰元年(1078,苏轼43岁,知徐州),时苏黄尚未谋面,黄为京师国子监教授,以诗寄苏,苏乃复信。初次交往而自言疏阔自弃,言似自谦而实则自负清高;并以同类许人,可见在苏轼心目中,“疏阔”是一种非常清高脱俗的精神和行为。

  深得苏轼清誉的王定国,这时初识苏轼,苏作《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P865)云:

  疏狂似我人谁顾,坎坷怜君志未移。

  细审苏轼与黄、王之语,自称“疏阔”、“疏狂”者,既有因失意而自嘲的成分,更有独立自赏之意。苏词中多次自言疏狂、疏放,如:

  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

  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满庭芳》

  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

  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一丛花》

  自笑浮名情薄,似与世人疏略──《谒金门》

  对苏轼来说,“与世疏阔”并非他主动的选择,而是在不能自主的失落面前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追寻,是通过对超功利的人格美的确认以实现遗世独立的精神救赎。这种救赎通常要借助狂放自由的生活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苏轼之狂虽承传统,但也有其个性特征和时代特色,主要表现为醉里狂言、狂歌与游冶。

  苏轼的酒量其实很小。他曾说:“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13],又说“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14]。但他的酒兴却极高,以酒为生活伴侣,“殆不可一日无此君”[15]。他的酒兴当然不是凡夫俗子的口腹之快感,而是文人雅趣,与他的文化生存和艺术创造密切相关。酒和饮酒的氛围,能激发他的谈兴、诗兴、游兴,使他放纵生命的激情和艺术才华,从而获得种种自由创造的快感。

  苏轼醉里狂言不同于一般文人的狂放,这是他鲜明而又独特的个性使然。他天性率真坦诚,为人处世了无城府,对朝政时事既关心又有敏锐的见识,只是不会把话藏在心里。他在仕途屡遭坎坷,多是直言所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P645《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他对自己狂言惹祸十分清楚,并时常告诫自己:

  狂言各须慎。——P626《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

  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P740《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一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P1033《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然而秉性难移,他总是醉后“狂言”:

  无多酌我君须听,醉后粗狂胆满躯。──P550 《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其二 

  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P601《铁沟行赠乔太博》

  既如此,索性就一吐为快,他甚至认为痛饮狂言也是人生难得的境界:

  一笑相逢那易得,数诗狂语不须删。

  ──P585《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其一

  十载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出?醉后狂歌不自知。

  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

  ——P649《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

  此诗亦为“乌台诗案”所据,可知苏轼为“醉后狂歌”险些付出生命代价。其实苏轼“醉后狂歌”并非失去理智,他只是天性喜欢坦率直言。他也知道自己这种口不设防的性情是有风险的,熙宁初,他因与执政者意见不合而通判杭州,路过颍州时作《颍州初别子由二首》(P279),一面赞许苏辙“寡辞真吉人”,一面感慨自己:“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稍后又有《送岑着作》(P330)诗云:“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细参他的“狂”与“愚”,均无悔意,自嘲中倒有些自我矜许,又略有不被理解的幽怨。

  苏轼的狂言,表面看似乎有点“狂者进取”的味道,实则狂而不取。这是苏轼特有的通达。他于人生并不执着于一端,只是随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

  苏轼的醉后狂歌和恣游山水,其中文化艺术含量最为丰厚。这位稀世的天才一旦疏离了朝政事务,就进入超凡脱俗的文化艺术创造境界。醉酒狂歌和恣游山水正是酝酿创作灵感和激情的良好情境。每遇这种情境,他便放纵性情,痛饮狂歌,清赏自然天籁,既享受自由,又创造文化。他常常以狂自况:

  熙宁九年(1076)知密州,与僚友登常山,作《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P687)云:

  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回。

  熙宁十年(1077)知徐州,有《和孔周翰二绝》( P753)云:

  小园香雾晓蒙胧,醉守狂词未必工。

  又《登云龙山》(P877)云:

  醉中走上黄茅冈,……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居黄州,自称“樽前狂副使”( 薛笺P254《定风波》)、“狂居士”( P1354《墨花》)、“诗狂客”( P1380《怀仁令陈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绝》其一)、“醉后狂吟许野人”( P1266《次韵滕元发、许仲涂、秦少游》)[16]。

  苏轼与白居易等许多文人一样,在谪居或外任时期,充分利用疏仕的空闲,放纵自由精神,将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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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南乡子》自觉功名懒更疏; 《一丛花》疏慵自放,唯爱日高眠;《谒金门》自笑浮名情薄,似与世人疏略。 本文引苏词均依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下简称薛笺。

  [2]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临江仙》闻道分司狂御使,紫云无路追寻;《定风波》更问樽前狂副使,来岁、花开时节与谁来? 《满江红》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念奴娇》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十拍子》强染霜髭扶翠袖, 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满庭芳》座中有狂客,恼乱离愁;《渔家傲》美酒一杯谁与共?樽前舞雪狂歌送。

  [3] 参前文《中国文化中的疏狂传统和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态》。

  [4]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三十三,中国书店1986年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本P397。

  [5]据孔凡礼《苏轼年谱》, 中华书局1998月第一版,页79。

  [6] 《书吴道子画后》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后山诗话》第11条、第42条载: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也。

  [7] 《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八。又《王定国诗集序》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 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8]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一版,P2103。

  [9] 参二宫俊博《洛阳时代の白居易——自称狂的意识分析》,载日本《中国文学论集》第十集, 1981年。

  [10] 参横山伊势雄《诗人にぉける“狂”にっぃて——苏轼の场合》,载日本《汉文学学会报》第三十四号, 1975年;保佳昭《苏东坡の词に见られる“狂”にっぃて》,载日本《汉学研究》第二十七号,1989年。

  [11]四库本《山谷集》卷九。

  [12]孔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 1986年第一版P1531。

  [13]《书东皋子传后》,同上书卷六十六,P2049。

  [14] 彭乘《墨客挥犀》卷四,见《四库全书》第 册。

  [15]《饮酒说》,《苏轼文集》卷七十三, P2369。

  [16]又如:美酒一杯谁与共,樽前舞雪狂歌送( 《渔家傲》)。薄幸只贪游冶去,何处,垂杨系马恣轻狂( 《定风波》)。色作裙腰染,名随酒盏狂( 《次韵子由岐下诗·石榴》)。贪狂嗜怪无足取,世俗喜异矜其贤( 《谢苏自之惠酒》)。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和刘道原寄师民》)。时复中之徐邈圣,无多酌我次公狂( 《赠孙莘老七绝》其六)。狂吟跌宕无风雅,醉墨淋漓不整齐。应为诗人一回顾,山僧为我扫黄泥( 《和张子野见寄三绝句、见题壁》)。狂似次公应未怪,醉推东阁不须招( 《次韵刘贡父所和韩康公忆持国二首》)。扣门狂客君不麾,更遣倾城出翠帷( 《作书寄王晋卿,忽忆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笔为此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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