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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1]。 元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2]。后世文学史家沿用此说，皆称宋初诗有“白体”，且流行近半个世纪。然则何谓“白体”？ 何人“宗白乐天诗”？ “白体”到底流行于何时？宋初诗坛为何会流行“白体”？千年以来，诸多问题均不甚明晰，本文试辨之。
“白体”是北宋人的说法，指宋初诗坛流行的学白居易的诗。但流行之时并无“白体”之说。最早提出“白体”或“白乐天体”概念的人是谁尚难断定。据我所知，田锡《览韩偓郑谷诗因呈太素》诗云：“顺熟合依元白体，清新堪拟郑韩吟”[3]。杨亿写过《读史敩白体》诗[4]。欧阳修《六一诗话》云：“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行于容易。”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称魏野“其诗效白乐天体”[5]。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云：“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可知“白乐天体”之称，在仁宗朝已流行。
宋初学白诗之风始于太宗朝而盛于真宗朝，至仁宗朝前期余波尚存，后来“西昆体”渐成诗坛主流，“白体”遂寝。据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所列，“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即李昉、徐铉、徐锴（徐锴卒于南唐，并未入宋，与“白体”无涉。方回将其列入“白体”是个失误）、王禹偁、王奇。方回此说影响甚广，然“白体”诗人远不止于此，如宋太宗就是影响最大的“白体”诗人，仁宗朝“西昆体”诗人中，杨亿、舒雅、刁衎、张咏、晁迥、李维、李宗鄂、张秉等，早年都曾学“白体”。欧阳修所谓“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就是指这些人。
那么，他们从什么意义上学白乐天诗呢？从上述言及“白体”者的话，可知北宋人所言“白体”诗的特征是 “顺熟”、“容易”、“浅切”。又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亦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然而白诗之特点不止于此。陈寅恪曾因此辩曰：“若排律一类必为老妪所解始可笔录，则《白氏长庆集》之卷帙当大为削减矣。其谬妄又何待详论！唯世之治文学史者，犹以元白诗专以易解之故而得盛行，则不得不为辨正耳”[6]。那么宋初诗人学白体，是仅学其浅易呢？还是多方面学习呢？这就要具体地看一看他们的创作情况了。
徐铉于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随李煜入宋，时年六十，卒于太宗至道二年（997）。也就是说，他晚年为宋臣二十二载，刚好与太宗在位之二十二年相始终。太平兴国初，李昉直翰林院，徐铉直学士院，二人并为台阁文魁。方回将徐铉列入“白体”诗人之列，未言所据。今据史料分析，徐铉与“白体”当有三种关系。一是太宗朝君臣唱和诗歌成风，太宗常常是首倡者。当时君臣唱和明确地仿效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唱和的方式。徐铉身为台阁文魁之一，自然是主要参与者。二是他作诗强调天赋才情、瞬间灵感，而不讲究学问典故。他认为“嘉言丽句，音韵天成，非徒积学所能，盖有神助者也”[7]。徐铉才气横溢、文思敏捷，凡属文不假沉思，援笔成章。《宋诗钞》引冯延巳语：“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极。”其诗“冶衍遒丽，具元和风律，而无淟涊纤阿之习。”《四库提要》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语，证其“文思敏速……执笔立就”。这种作法略与白居易浅近率性的路数相近，而与后来“西昆体”以典故为诗有别。三是对白居易的推重。他曾于太平兴国八年（或雍熙元年，即983—984年间）作《洪州新建尚书白公祠堂之记》[8]，对白居易及其文学大加赞扬。这是宋初最早推崇白居易的言论。
李昉是后周翰林学士，入宋后历太祖、太宗两朝，备承重任，拜翰林学士、文明殿学士，官至参知政事、平章事等，曾直学士院、知贡举，主持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他的政治、文化、文学地位都高于徐铉。徐铉是南唐旧臣，虽然宋室待其不薄，但他终是降臣。李昉却不同，他自后周入宋，是赵宋王室自家人。作为宋朝开国文臣，他在太祖太宗两朝四十余年间，长期担当王朝重任，政为宰辅，文为魁首，是宋初第一位文坛宗主。
他于诗歌并无系统论述，唯一谈及诗歌的文章是《二李唱和集序》[9]，其中谈到他和李至效白乐天、刘梦得诗歌唱和之雅事：
南宫师长之任，官重而身闲；内府图书之司，地清而务简。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缘情遣兴，何乐如之。二卿，好古博雅之君子也，文章大手，名擅一时，睠我之情，于斯为厚，凡得一篇一咏，示尝不走家僮以示我。慵病之叟，颇蒙牵率，若抽之思强以应命，所谓策疲兵而当大敌也。日往月来，遂盈箧笥。
他将这些诗编为《二李唱和集》，也是模仿白、刘之举：“昔乐天、梦得有《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诗，安知异日不为人之传写乎”？
这种缘情遣兴，唱和取乐的观点，他在其诗中也反复申说：“歌诗唱和心偏乐”（《辄歌盛美寄秘阁侍郎》）；“啸月吟风意尚耽”（《自思忝幸因动吟咏》）；“老去心何用？题诗满粉墙”；“老去心何用？闲吟月正中”（《又捧新诗……》）；“自喜身无事，闲吟适性情”；“唱酬聊取乐，不觉又盈箱”（《自过节辰，又逢连假，既新装闭关而不出，但倚枕以闲眠，交朋顿少见过，杯酒又难独饮，若无吟咏，何适性情？一唱一酬，亦足以解端忧而散滞思也……》）；“望重官高两难酬，遇兴裁诗许唱酬”（《侍郎见遗佳什……》）；“吟得新诗只相寄，心看轩冕一铢轻”（《辄歌盛美献秘阁侍郎》）[10]。总之，“缘情遣兴”，“闲吟适性情”，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理念，而白居易的唱和诗，则是他效仿的主要范式。他的诗作多写台阁闲情，山水乐趣、诗酒歌舞、酬唱寄赠之事，确与其主张十分一致。
《宋史》本传称李昉“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今观其诗，如“暖逼流莺藏密树，香迷舞蝶恋空枝。海棠残艳红铺地，蜀柳长条翠拂池”[11]之类，的确颇近白氏“闲适”之体。王禹偁为其作《司空相公挽歌》云：“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12]。这是对李昉诗及其诗美意趣的恰当概括。
与他唱和的诗友李至也明言学白之意：“实喜优闲之任，居常事简，得为狂吟，成恶诗十章，以‘蓬阁多余暇’冠其篇而为之目，亦乐天‘何处难忘酒’之类也”[13]。
王禹偁自言“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14]。“篇章取李杜”（《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自贺》）。然而后人认为他更近于白居易。《蔡宽夫诗话》称其为“宗白乐天诗”的主盟。林逋（比王禹偁小十三岁）将他与白居易并提：“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读王黄州集》）。从他诗歌创作的情况看，这些评价不为无据。
王禹偁效仿白居易与朋友作唱和诗，以此怡情遣兴、竞较诗艺、促进诗歌创作、提高艺术水平。白居易曾经说与元稹“为文友诗敌”（《刘白唱和集解》）。元稹也说与白居易“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上令狐相公诗启》）。王禹偁对此深以为然，《酬安秘丞见赠长歌》云：“迩来游宦五六年，吴山越水供新编。还同白傅苏杭日，歌诗落笔人争传。”可见他对白居易闲逸唱和之诗的赞赏。《仲咸以予编成谪於唱和集以二十韵诗相赠依韵和之》云：“诗战虽非敌，吟多偶自编。”这与元白视唱和为竞较诗艺的观点一致。
唱和诗歌的另一个用意是消解迁谪之忧愁，则白居易后期之诗心诗意，正堪仿佛。淳化二年（991），三十七岁的王禹偁贬商州，李昉之子李宗谔来信建议他“看书除庄、老外，乐天诗最宜枕籍”。他为此作《得昭文李学士书报以二绝》（《小畜集》卷八）诗：
谪居不敢咏江蓠，日永门闲何所为？多谢昭文李学士，劝教枕籍乐天诗。
白居易中年以后常在诗中表述乐天知命、闲适放达的人生态度，这大概是李宗鄂向王推荐的主要用意。王接受建议，这一年中，他写了百余篇唱和诗。他将这些唱和诗编为《商于唱和集》，比李昉的《二李唱和集》（编定于淳化四年）还早两年。
诗人们竞相唱和并编辑唱和集，在太宗朝颇成风气。就在王氏自编《商于唱和集》这一年，朝臣们也间有唱和集编成。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淳化二年十二月辛卯载：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等十余人“观御飞白书‘玉堂之署’四字并三体书诗石。上闻之，赐上尊酒，太宫设盛馔，至等各赋诗以记其事。宰相李昉、张齐贤，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亦赋诗以贻易简”，太宗遂命将这些诗编为《禁林宴会集》。可见一时风气。
蔡宽夫所谓“王黄州主盟一时”之论，为后世文学史家沿用，然究竟如何主盟？史料尚嫌欠缺。王禹偁在《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佑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诗中言及自己学白崇杜之事：
命屈由来道日新，诗家权柄敌陶钧。任无功业调金鼎，且有篇章到古人。
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
此诗以略带自嘲的口吻说自己官运不好，功业无成，但作诗还算小有成就。明言学白崇杜之诗路。只是“诗家权柄敌陶钧”、“主管风骚要路津”二句，似不应直接理解为“主盟诗坛”，古人尚自谦，必不至如此自诩。大约只是说：我为官虽不得要领，身不由己，作诗倒还对路，可以“主管”自己的诗情诗意。
《蔡宽夫诗话》有《王元之春日杂兴诗》条亦载此诗故事：
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佑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斯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复易。
被杨亿收入《西昆酬唱集》的诗人中，也有几位是先学“白体”的。如晁逈，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仁宗朝官至礼部尚书，以太子少傅致仕，景佑元年卒，年八十四。《全宋诗》卷五五录其诗五十六首，多为效白居易之作，借佛、道之理消解俗生烦恼之意，如《静深生四妙辞》之类。其中以《拟白乐天……》为题者八题九首，另有《仿归去来辞》中有“白傅曾言归去来，了知浮世非长久。独步逍遥自得场，饮酒寝兴随所偶”；《醒默居士歌》中有“白氏先生耽醉吟，衔杯洒翰瓷欢心。樽空才尽若为计？释闷遣怀功未深”句。其拟白诗，大抵是讲一些人生解脱之道，如“权要亦有苦，苦在当忧责。闲慢亦有乐，乐在无萦迫。”“心不择时息，书不择时观。达理意无碍，豁如天地宽”之类。晁逈之学白诗，既学其意又学其辞。他年辈略晚于李昉和王禹偁，在李、王之后力效白体，正可说明白体诗经李、王一代人发扬，在真宗朝和仁宗前期，颇成诗坛时尚。
《西昆酬唱集》中的舒雅和刁衎皆曾参与过淳化五年（994）王禹偁等《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的集体题诗活动，其诗纯似白体。张秉曾在郑州与王禹偁联句作诗，诗为白体。李维曾辑录白居易的遣怀之作，“名曰《养恬集》”[15]。李宗鄂是李昉之子，曾劝王禹偁学白居易诗。就连“西昆体”的代表诗人杨亿，也曾写过《读史敩白体》诗：
易牙昔日曾蒸子，翁叔当年亦杀儿。史笔是非空自许，世情真伪复谁知？
此乃效白居易《放言》其三：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薛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魏野略晚于王禹偁几岁，被方回归入“晚唐体”诗人之列，然而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中曾说“其诗效白乐天体”。他早期的五、七言诗确有白氏平易浅熟之风，后来又转学晚唐贾岛之诗。
另有一位对“白体”诗之风行一时至关重要的诗人，方回和后人都不曾提及。这个诗人就是宋太宗。今存宋太宗诗，据《全宋诗》卷二二所收，共五百六十余首，主要为《逍遥咏》二百首，《逍遥歌》十六首，《缘识》三一八首。这些诗多为发挥佛、道义理，倡导安心静处，勉励人们淡漠功名利禄之作。而白居易中年以后的许多诗，正是从臣僚的角度，阐释此类人生理念。兹引二人诗略作比较：
白《逍遥咏》
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根。
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
太宗《逍遥咏》
逍遥心自乐，清静保长生。至道归玄理，真空造化成。
辉华扬日彩，偃仰顺风声。里外有何物？刚柔炼始精。
白《池上闲吟二首》其二
非庄非宅非兰若，竹树池亭十亩余。非道非僧非俗吏，褐裘乌帽闭门居。
梦游信意宁殊蝶？心乐身闲便是鱼。虽未定知生与死，其间胜负两何如？
太宗《逍遥咏》
非来非去亦非忙，所是凡为自短长。专志比徒归一等，谁知礼度畏三光。
相传只要达真境，勿说辛勤却易伤。授得道心皆语默，四时八节顺阴阳。[16]
这样的诗，白诗中常见；宋太宗之诗，则皆为此类。不仅诗意相类，且语体、风格俱似。由是观之，宋太宗正是纯学白诗者。
至此，可对宋初“白体”诗流行的情况略作总结。
宋初最早学白诗的人是李昉，助长“白体”流行最有力的人是宋太宗。白体流行是从太宗朝开始的。当时朝廷文臣能诗者，都参与君臣唱和或臣僚唱和，很多人都学“白体”。此风经真宗朝，至仁宗朝余波尚存。随帮唱曲之外，有些诗人学白颇有所成。明确提倡学白者是三李：李昉及其子李宗鄂、其唱和诗友李至。堪为代表者是宋太宗、李昉、王禹偁、晁逈。
北宋人所谓学“白体”，其含义主要有三层。
一是学白居易作唱和诗，切磋诗艺，休闲解颐。诗歌唱和，本属文人闲情雅趣。由于其既富文化意蕴，又见才华性情；既可用于歌颂，又可怡情，且俗人不能为之，所以当国家初安，朝政多暇之际，元、白、刘诗歌唱和之举，就很容易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模仿的艺术休闲范式。太宗与群臣唱和，李昉与李至唱和，王禹偁与友人唱和，皆有效元、白、刘之意。
二效白诗浅切随意，不求典实的作法。白居易的诗分类虽多，但浅近易晓确为其共同特色。这种诗随意随时吟成，不重学问典故，作来比较轻松便捷。这就很适合休闲唱和，临场发挥。
三效其旷放达观、乐天知足的生活态度，以及借诗谈佛、道义理。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总而言之，乐天老学者也，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学有关者也”。从前述李昉、李至、李宗鄂、王禹偁、晁迥等人的言论和诗作中，皆可见此学白之意。宋太宗则是于此最用心者。
宋太宗对“白体”的爱好和倡导，是“白体”诗流行的主要原因。
首先，太宗尚文好诗，且喜君臣唱和，导致诗歌唱和蔚成风气，而白居易的唱和方式正堪模仿。《石林燕语》卷？载：“太宗当天下无事，留意文艺，而琴棋亦皆造极品。时从臣应制赋诗，皆用险韵，往往不能成篇，而赐两制棋势，亦多莫究所以故，不行已相率上表乞免和，诉不晓而已。”以下录自《长编》的一些资料可证太宗朝唱和之盛行。
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春，开科考，殿试时太宗“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复试进士。”试后“赐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
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已丑，太宗因北汉已平，“作《平晋赋》，令从臣皆赋；又作《平晋诗》二章，令从臣和。”同年六月，太宗率军北征，“作《悲陷蕃民诗》，令从臣和。”
卷二十一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申，“上作《喜春雨诗》，令群臣和。”
卷二十五雍熙元年（984）三月己丑，“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春风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数日后，“幸含芳苑宴射，宰相宋琪……与李昉等各赋诗，上为和赐之。”
卷二十六雍熙二年春，太宗“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
其次，太宗希望臣僚们知足知乐，无论在朝在野，都要心志淡泊，乐为臣民。而白居易“外虽信佛，内实奉道”[17]的人生哲学和演绎老子“知足不辱”哲学理念的闲适诗歌，正符合太宗借风雅诗歌以教化臣民的价值导向。前述太宗《逍遥咏》之类诗作，用意主要在此。
太宗对方外之士的礼遇和对黄老之学的提倡，也可证此意图。《长编》卷二十五雍熙元年冬十月：“上之即位也，召华山隐士陈抟入见。于是复至，上益加礼重。谓宰相宋琪等曰：‘抟独善其身，不干势利，所谓方外之士也。在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当百岁，自言经五代离乱，幸天下承平，故来朝觐。与之语，甚可听。’……赐抟号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台观。上屡与属和诗什，数月，遣还。”
显然，召见表彰的真实用意是鼓励其“独善其身，不干势利”。
又卷三十四淳化四年闰十月丙午：“上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
佛、道义理与风雅诗篇的结合，在太宗手里成为崇文图治的统治术。帝王如此引导，“白体”岂有不流行之理。
（刊于《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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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一版，页398。
[2]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下同）《桐江续集》卷三十二。
[3] 四库全书《咸平集》卷十五。
[4] 《全宋诗》册三，页1367。《全宋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自1991年7月起陆续出版，迄今尚无再版或改版，故以下不一一注释版次。
[5] 见中华书局1981年版《历代诗话》页276。
[6] 《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一版（下同），页339。
[7] 《全宋文》册一，页378《成氏诗集序》，巴蜀书社1988年6月第一版。
[8] 四库全书《徐公文集》卷二八。
[9] 《全宋文》册二，页18，巴蜀书社1988年12月第一版。
[10] 本段引诗均见《全宋诗》册一，卷一二至一三。
[11] 《全宋诗》册一，页173《依韵和残春有感》。
[12] 《全宋诗》册二，页758。
[13] 《全宋诗》册一，页562。
[14] 本文引王禹偁诗俱录自《全宋诗》册二。
[15] 四库全书晁迥《法藏碎金录》卷五。
[16]白诗见《白居易集》页225、708，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太宗诗见《全宋诗》册一，页329、359。
[1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乙）《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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