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字叔党，晚号斜川居士。他是苏轼的第三子，是三苏后代中最承家风者。苏轼说：“过子诗似翁”。“作文极峻壮，有家法”[1]。苏过之“能文”在当时颇有声望，人以“小坡”称之。然而父辈名高，加之《斜川集》二十卷至南宋已散佚过半，因而影响了人们对小坡的认识。不过，即以今存缺失过半的《斜川集》[2]而论，苏过实在也是宋代作家中既有文化个性和文学艺术品味，又颇具代表性的作家。

　　就文学艺术而言，他的造诣和成就酷肖苏轼，诗文书画兼长。就文化精神而言，他是古代自由士人的一个代表，他秉承父亲遗风，兼采儒、道、释诸家之自由思想，形成了比苏轼更为纯粹的自由哲学。他以自己的出处行藏和诗文作品，铨释了宋代文化、文人中一种堪称普遍的生命意识和艺术哲学，那是既缘于历代自由文化传统，又独具宋人兼容而通达、内省而广大的风神韵致和使用价值的精神体系──即本文所谓“斜川之志”，其基本文化内涵是：自然的心态，自由的精神，独立自足的文化品格。以下从三方面试加阐释。

　　一、反思仕途以自疏，是斜川之志的现实成因

　　斜川之志以疏远仕途为前提。其形成首先与苏轼的仕宦浮沉和谪居思想密切相关。

　　苏轼的人生哲学理念，是儒、道、释兼容而因时变通的。兼容则宽厚通达，因时变通则超旷而又务实。苏轼接受了儒家积极进取、热爱生活的生命精神，但比正统儒家通达旷放。他接受道家哲学尚自然、贵自由、重独立的精神，但并不像庄子那样愤世疾俗，所以虽然终生仕途坎坷，却并未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他深谙佛门随缘之理，以此来解释并坦然面对各种不幸，但并不接受佛门悲观厌世、苦行禁欲的人生观。他对道教养生术也感兴趣，但并不取其神仙荒诞之意。总之，苏轼在精深地理解诸家学说的基础上，打通壁垒，博采众长，形成了兼容而有度，杂糅而有体，因时变通而不迷本真，超旷通达又切实有用的人生哲学。苏过得父亲思想之真传，却舍弃了儒家进取仕途、兼善天下之意。

　　苏轼谪居黄、惠、儋，苏过都陪伴左右。这时期他9岁至30岁，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期。其间苏轼虽曾入仕翰林、出知州府，为政十载，而且苏过也在21岁时“恩授右承务郎”，但他并未因此而形成仕宦的热情。相反，却和父亲一起对仕途功名深加反省，从而形成疏离心态。这种心态大略有如下三层内涵。

　　首先，观仕途而寒心。仕宦险恶，命运难以自主。苏轼的坎坷经历，使苏过对仕途产生了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淡漠和疏远。他从父亲“直言便触天子嗔，万里远谪南海滨”（P347）的遭遇，想到君心多疑，小人多谗的历史，为此在青年时期就写了一些借古讽今之作。如《萧何论》写汉高祖疑忌萧何，《思子台赋》写汉武帝之暴戾，《伏波将军庙》写马援被小人谗毁，遭光武帝疑忌。《湖阴有隐君子……》写李斯官居相位而罹难。《题岑氏心远亭》写汉哀帝时郑崇因直谏而被杀。《松风亭词》写屈原遭谗被讥。

　　苏过认为：自古君心莫测，直臣难为。父亲的不幸是因为“功高则身危，名重则谤生。枉寻者见容，方枘者必憎”（P480）。他的这个见解，在当时了解苏轼的人们中是一个共识。后来李廌在祭苏轼文中也有“道大难容，才高为累”[3]的感慨。政和二年，苏过作《叔父生日四首》，其二云：“时哉莫吾容，道大俗隘迫”。同年十月苏辙病逝于颍昌，苏过在《祭叔父黄门文》中将孔、孟之“志壹郁而莫申”与父、叔“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邮之纷纷”相联系，再次谈到“道大不容于世”的意思。

　　苏轼的遭遇使苏氏一门形成了淡漠功名、疏远仕途的家风。苏轼在惠州有《与王定国》书云：

　　某既缘此弃绝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4]。

　　苏过后来在《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文中谈及这种家风：

　　子孙……进不希当世之用，退不谋三径之资。则出处之间，无累于物，岂不超然自得于方寸乎？

　　送兄长赴官，竟不谈功名，反劝其“蚤为求田问舍之策”， 可见他对官场厌倦之深。

　　史家通常认为天水一朝崇尚文化，重用文人。但另一方面，宋代又是官吏升黜异常频繁的朝代。赵宋统治者为确保中央集权而大力加强御史台和谏议院的监察弹劾职能，制定了一些特殊政策：不杀言事者；许以风闻；台、谏独立；台、谏官员专职等等。这就有效地抑制了权臣的专权，对百官形成了强有力的监察和频繁的弹劾，其功效史有定评。但其弊病也很明显，一是台谏官员“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加之“许以风闻”，就难免使无辜者蒙冤；二是正直敢言的谏官树敌过多，难免反遭弹劾；三是台谏“言事”之风加剧了“党争”。而两宋党争不断，官吏之升黜必然频繁。这些都可能伤害士人的仕进之心。苏过感慨“马之羁靮，鹰之韝绁，寒心久矣”（P481），正可代表一种颇为普遍的心态。

　　其次，慕自由而厌羁累。苏过一生“仕宦之日少”[5]，所以自称“物外闲人”（P222），“江湖人”（P227）。这正是他的夙志：“余幼好奇服，簪组鸿毛轻”（P124）；“早岁厌华屋，曲肱慕饮水”（P140）；“平生冠冕非吾意”（P68）；“高情寓箕颍，绝意登麒麟”（P106）。他对庄子以仕为“羁”、 陶渊明视仕途为“樊笼”的观念深以为然，在诗文中频频发挥此意。其实他41岁前并未入过“樊笼”。他此时的“樊笼”之论主要缘于对历史和他人的审视。

　　政和二年六月至政和四年冬，苏过出任太原府监税。这是他初次从政，亲身体会人在仕途的不自由滋味：“端来入世网，竟坐形骸役”（P259）。他盼望这种违心的差事早日结束：“何时脱缰锁，着我林泉帽”（P264）。然而迫于生计，又不能弃官：“我恨营口腹，敛板惭妻孥”（P332）。同僚任况之将“返旧庐”，他徒自羡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P318）。他觉得这种小吏生涯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气不敢出。……端如赴缧囚，坐受狱吏侮”（P273）。后来他又移知郾城县四年多，他觉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样：“我方处世如铅舂，自知冠冕久不工”（P358）。当他52岁赴职中山府时，他所厌倦的小吏生涯终因“暴疾卒于行道中”而结束了。

　　第三，依文化而守志。士人生命的意义在于文化。苏过并不认为仕途与文化不能相容，但就个人趣尚而言，他是毕生都重文化而轻仕宦的。他曾作《夷门蔡氏藏书目叙》，这是一篇文化颂。蔡致君“隐居以求志，好古而博雅。闭门读书，不交当世之公卿”，令苏过“矍然异之”。其家数代“不事科举，不乐仕进，独喜收古今之书……今二万卷矣。”“有德不耀，常畏人知，弃冠冕而遗世故久矣。”这正是苏过所心仪的人生佳境，因而他“造其门，见其子，从容请交焉。”又“负笈而请观焉。”在《叙》中，他历数古代文化隐者而由衷赞叹：

　　呜呼，读其书，论其事，想见其人，凛然于千载之上，修身立言，可以垂训百世之后（P682）。

　　在《河东提刑崔公行状》中，他提出“重于内者必轻于外”（P611）的命题。在他的观念中，“内”即文化、道义；“外”指仕途功名。身外之事无可无不可，内在文化修养须臾不可无。

　　苏过自幼酷爱读书，苏轼尝云：“小儿强好古，侍史笑流汗”[6]。“寝食之余，百不知管，亦颇力学长进也”[7]。苏过《借书》诗记载借读《唐书》和《汉书》而整部钞写之事，可见其勤奋。观其笔记《书田布传后》、《书周亚夫传后》、《萧何论》、《记交趾进异兽状》、《书二李传后》、《读楚语》、《书张骞传后》、《东交门箴》等文，更知其读书之精深。谪处蛮荒而勤学如是，乃知文化何以钟于苏门矣。

　　苏过居颍作《送仲南兄赴水南仓》云：

　　丈夫升沉何足道，竭身养志真奇特。闭门却求文史乐……未觉轩裳胜蓬荜（P200）。

　　这正是苏氏家风：重内轻外，重文轻仕。苏门几代人以着述传世，其生命价值因斯文而不朽。

　　二、学陶以自适，是斜川之志的实用内涵

　　陈寅恪称陶渊明是“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其“创解乃一种新自然说。”其“要旨在委运乘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唯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8]。后世文人学陶，首先就是学这种精神。

　　苏轼之学陶，论者已多，兹不赘述。苏过伴父读陶、和陶，既学陶又学父，“陶学”即“家学”，从而对渊明委运乘化，不喜不惧，轻轩冕而重志节，遗世俗而任性情，就自然以求自由的精神深有会心。《斜川集》中随处可见渊明之影响。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首要用意是去伪存真，不违心逆志，不伪饰矫情。他因不堪官场之“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而归隐，以养其“真想”“真意”，以求“含真”、“任真”[9]。苏过深会渊明真意：“陶潜采菊时，尚复有真趣”（P152）。他还把孔颜乐处与渊明情怀融化为一：

　　男儿重志气，勿使变穷达。宁甘一瓢乐，耻为五斗折（P25）。

　　在真实的自然中，人会活得自自然然，无忧无虑：“世间孰真乐？心境遇相适。华屋与茅茨，何足系欣戚……真一拨新酿，九华袭前哲”（P50）。此即陈寅恪所论陶氏之“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

　　苏过《次韵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是其诗中最具渊明风神韵致之作：

　　春阴翳薄日， 磻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倘遂北海志，余事复何求（P37）。

　　他陶醉于隐居的自由之中：

　　吾庐不知暑，心闲自清凉。醉乡岂难入？不假陶令觞（P159）。

　　陶令因“心远”而不闻“车马喧”；小坡因“心闲”竟连暑热也“不知”了。陶令之醉意尚须饮酒；小坡之“醉乡”连酒亦不必饮了。

　　不过自由从来就不是无代价的，放弃仕禄，忍受贫困便是最基本的代价。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仕禄而求自由，而苏过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当朝廷对元佑党人的迫害稍有缓和，他有了出仕机会时，他之学陶便由前半生别无选择的轻松，变成了两难选择的沉重。他因此而处于行为和心灵分裂的痛苦之中。他终于还是出仕了。这是颇具宋人特色的精神现象：厌仕而不弃，学陶而不隐。就人生理念而论，陶渊明是“外儒内道”，唯“不归命释迦”[10]，执意弃官归隐而不肯“随缘”。宋人则儒、道、释兼融，对佛教哲学中的“随缘”观深以为然。故宋人学陶主要是学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脱平淡的处世情怀，任真率性的生活态度，“质而实绮，癯而实腴”[11]的诗风，而不取其归隐田园的生活方式。

　　苏过以“随缘”之心为官，以解家人口腹之急，正所谓“一廛未有归耘处，五斗聊为束带人”（P330）。他为此不免“隐忧浩无边”（P249），因而又需借渊明精神以消遣烦忧：

　　地偏心远人知少，酒熟诗成我自欢（P247）。

　　倦飞偶学陶彭泽，示疾还同老居士（P392）。

　　此期间他有许多诗篇言及此意。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描写的诗意的自由，是苏过最为神往的人生佳境。“斜川终拟学渊明”（P408）。陶渊明50岁作《游斜川》诗，苏过便特地选择了自己50岁这一年，卜居城西，“营水竹可赏者数亩，则名之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12]。今《斜川集》卷六有《小斜川并引》详写此意。

　　慕渊明隐逸之事，效渊明自由情怀，此即“斜川居士”之意。惜天不假其以寿，斜川居士52岁猝辞人世，终未能如陶渊明那样隐居以享天年[13]。

　　三、对传统文化博采兼容，偏取自由，是斜川之志的价值取向

　　仕与隐是士人的两难选择。但苏过在大半生中并没有选择仕途的机会。这使他顺理成章地学陶、学庄、学佛、学一切自由隐逸的生存范式。他因而对前代文化中的自由思潮情有独钟，不论学派门户，凡自由思想皆兼收并蓄，表现出既宽容又明确的文化选择倾向。虽然他在最后十年中曾七载为吏，但其自由哲学早已定型。斜川之志就是这种文化选择的产物。虽然斜川居士之名因陶而得，但斜川之志的文化内涵却不止于陶。以下择要言之。

　　1、了悟无常的人生虚幻意识和乐生观

　　苏过诗文中屡见一种融合庄、释，师承苏轼的人生虚幻意识。人生因无常而显得虚幻，这是苏轼终生咏叹的生命主题，也是传统文人乃至人类普遍咏叹的生命主题。苏过出入于庄、释，对人生短促、人生如梦、人生无常的感叹一如乃翁：

　　人生露电非虚语（P8）。

　　人生如寄何足道，富贵贫贱隙白驹（P110）。

　　百年过隙尔，朝不及谋夕（P22）。

　　劳生养此梦幻躯（P14）。

　　嗟我晚闻道……萧然百忧释，梦觉两于于（P338）。

　　世间出世何由并，一笑荣枯等幻尘（P59）。

　　这些话取意于庄、禅，而归根到底乃缘于人类对自身生存之无常性难以把握而产生的困惑。

　　所谓生存无常，比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富贵贫贱、荣辱穷达、祸福得失等等，都具有难凭意志控制的无常性，或曰偶然性。这些无常和偶然本来也是实在的，但由于它们破坏了人类对恒常和必然的信心，所以便引发人们对变幻莫测的生存产生无常、虚幻之感。越是智慧者，越容易有此敏感。

　　既如此，那么个体生命当如何自处呢？苏过曰：“人生行乐耳”（P23）。此“乐”并非一般的世俗之乐，而是“物外闲人”的精神自愉。这种“乐”或如庄子式的“至乐”：“破铛折脚自烹煮，中有至乐人所无”（P14）；或如孔、颜乐处：“吾闻颜氏子，箪瓢欢有余。不知外慕乐，服膺在诗书”（P338）；或如孔、曾“浴沂”之乐：“敢师浴乎沂”（P23）；“雅志追沂浴”（P73）。

　　庄子的至乐以无为为前提，以精神自由为标的；孔颜之乐以乐道为旨归；孔曾之乐以自由和优雅为志愿。这都是精神贵族的高雅之乐。然而人类并不能离开物质而生存，那么，怎样处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才能在困窘的生活中保证精神之高贵和快乐呢？

　　2、齐同物我、心游物外、随缘自适的平淡情怀

　　有限与无限，生与死，仕与隐，富贵与贫贱，苦与乐，祸与福，是与非等等本来都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但在庄、释哲学中，它们却变成虚幻飘渺、可以超越的心外之事物了。庄子用相对主义，释家则以虚无主义来否定它们对于人生的价值差异，引导人们漠视一切心外之物，齐同物我，解除对长寿、名利、俗生享乐的迷恋，从而使主体精神进入一种超脱俗生世事、物我两忘、自然而然、随缘自适的快乐境界。苏轼“黄州、惠州、儋州”的谪居之作就充分地演绎了这种达观万物，超脱世事的适性逍遥精神。

　　苏过熟稔庄、释哲学，他的诗文中，充盈着庄、释精神。绍圣二年他在惠州作《飓风赋》，因飓风而论“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的相对之理，借大鹏以示不忧不惧之意。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隐》，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

　　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

　　他在惠、儋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

　　世间出世无两得……不涉忧患那长生……人生露电非虚语，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P8）。

　　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庄与释是他终生的精神伴侣。

　　他熟练地掌握了庄子“齐物”、相对的思维方式，从而对荣辱穷达等一切生之系累有了解脱之道：

　　达人齐万物，愚士蔽一曲（P196）。

　　人间何往不自适，陵生且复为陵舃（P284）。

　　他又禅学中找到了同样能安顿灵台的法门。在郏县居丧，他结束了多年侍亲的劳顿，得以静下心来思前想后。《北山杂诗十首》最能代表他此时的心态：“不如观此心，安用徒劳苦。湛然返灵源，当求无所住”（P148）。他以佛门居士自命：“在家空学小乘禅”（P148）。居颍十年，他常和叔父、朋友谈禅：“掩关颇得禅家味”（P150）。“公今观此心，湛然忘客主。坐了一大缘，固已遗能所”（P152）。他虽未遁迹沙门，却自信通晓佛理：“我观浮屠法，成佛须我曹”（P235）。

　　然而他毕竟无心皈佛，他像父亲一样，实在是个杂家。不过他不像父亲那样始终以儒学为本位。他是个自由的杂家。《和母仲山雨后》其四可见其融庄、释、陶于一炉：

　　能琴何必弦？但晓琴中趣[14]。学道何所得？知迷即真悟。

　　尝观指非月[15]，要似足忘履[16]。归吾无所归，兹焉定归处。

　　他还把道教神仙之说纳入自由哲学的大拼盘。居颍所作《叔父生日》四首，《次韵叔父黄门己丑岁除二首》等，即类杂家之篇什。

　　3、厌仕忘忧、思慕隐逸的自由愿望

　　不论观念构成多么宠杂，其实斜川之志的要义终不离两端：身求隐逸；心求自由。因此，他所思慕的都是远离仕宦的自由人。学陶、学庄，已如前述，其他如巢、由、夷、齐、沮、溺等上古隐君子，都是他精神乐园中备受思慕的前贤（例证略）。范蠡、张良功成身退，苏过对他们的功业不感兴趣，却仰慕其扁舟五湖的自由和潇洒，明哲保身的睿智。还有淡漠功名、甘于平淡的马少游，更是苏过终生认同的精神朋友。自由意味颇浓的魏晋人物也颇得其赞同。儒家士人的自由生存范式，苏过同样乐于接受。如此种种，兹不详述。

　　结语

　　斜川居士虽如东坡居士融汇儒、道、释诸家之生命哲学，然亦有所不同。苏轼自幼即有“范滂”之志，自入仕途后，一直心存一份“达则兼济天下”的热忱，他因而首先是一位儒者，而且最终仍是儒中之达者。只是在仕途坎坷穷困之际，他才援道释入儒，以自由精神自救。而苏过则纯然是一位自由士人，斜川之志就是自由之志。他根本就看透了“兼善天下”的理想是无法自主实现的。从父辈的经历中，他得到的主要是对济世理想的否定，并因此而由衷地向往布衣文士自由独立的生存境界。在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富有无法相容时，他宁愿选择后者；在功名利禄与自由独立无法相容的情况下，他宁愿选择后者。苏轼疏离仕途，学陶以自愉，援道释以自救，多少有点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而这一切对苏过而言，自觉自愿的意味就比苏轼多得多。苏过的一生是平淡的，远不及苏轼波澜起伏。但他的平淡正可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平淡中蕴藏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自由传统，显示着宋代文人普遍钟爱的渊博、达观、宽容、淡泊的情怀。

　　（刊于《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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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和陶游斜川……》、《与元老侄孙》，分见《东坡续集》卷3、卷7。

　　[2] 清人辑自《永乐大典》，今人舒大刚等整理时又有所增补，厘为十卷，编年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12月出版，共收诗267首，文81篇。下引苏过诗、文均依此本，随文简注P次。

　　[3] 转引自四库本宋朱弁《曲洧旧闻》卷5。

　　[4] 《全宋文》册43，卷1899。

　　[5] 见晁说之撰《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

　　[6] 《上巳日与二子……》，《苏轼诗集》（孔校本）卷35。

　　[7] 《东坡续集》卷7《与徐得之》。

　　[8]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 见陶集卷5《感士不遇赋序》、卷3《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饮酒》其五、卷1《劝农》、卷2《连雨独饮》。

　　[10]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1] 《东坡续集》卷3。

　　[12] 见晁说之撰《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

　　[13] 陶渊明享年76岁。参袁行霈《陶渊明研究·陶渊明享年考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

　　[14] 《晋书·陶潜传》：“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徵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15] 《楞严经》卷2有关于指与月之辩。

　　[16] 《庄子·达生》：“忘足，履之适也……忘是非，心之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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