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十三、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

十三、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绩之大者，凡二。对外为相夹谷，对内为堕三都。夹谷之会，在定公十年。全祖望《经史答问》论之曰：夹谷之相，正孔子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皆卿也。鲁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子遂由庶姓当国，夹谷之会，三家拱手以听，孔子俨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江氏《乡党图考》云：“夹谷事以《左氏》为信，《谷梁》《史记》《家语》皆有斩侏儒事，后儒伪造也。”梁氏《志疑》云：“夹谷之会，《左》《谷》述之各异，《史》合采二传又不同。盖其事当世乐道之，后人侈论之，故其言殊。《家语》但窃二传、《史记》以成文。”崔氏《考信录》辨此事尤详密，要不外据《左氏》以驳《谷梁》《史记》，以见传说之递衍而递失其真也。惟宋叶梦得《春秋谳》则并《左氏》而不信，谓其先阳货请齐师，齐不乘阳货之乱，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犁弥之言，遽求劫我而幸于仓卒乎？且虽谓孔子无勇，鲁之兵尚强，纵得鲁侯，安能即求鲁？《传》又谓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齐既方以强暴相凌，亦岂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又谓孔子求反汶阳之田，盖为下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耳。今经不书盟，而传以为盟，可见其妄。盖自阳货败，鲁始用孔子，齐人知之，遂求与我平而归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此言为近实。凡《左氏》《谷梁》所载，皆不足据。（《左氏谳》卷九。）

　　堕都之事，在定公十二年，《世家》误在十三年。《志疑》论之云：“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鄣，即欲随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已。乃《左传》述此事，一若堕郈及费，皆出孔子、仲由之谋。《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实，岂情也哉？《家语》袭《左传》《史记》之文，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堕都辨》，以为其谋非出孔子。《滹南集五经辨惑》云：三山林少颖，近代名儒也。其于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谓卓识。”今按：梁氏此论，可谓似而实非也。考古者贵能寻实证。实证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而会之于虚。孔子之堕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记》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辙。其为信史也，有实证矣。即舍是而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堕都之议者，季、叔非决不能听孔子之说者。夫谓郈、费，叔、季自堕之，固也。然而围成弗克，又谁实主之耶？今详考事实，孔子堕都之议，实自郈、费之叛而发。八年，阳虎作乱，费宰公山不狃隐赞之。九年，伐阳关，阳虎出奔齐，季氏犹未显讨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乱既定，孔子乃唱堕都之议。《公羊》载其言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且《论语》亦言：“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复礼之主张。孔子既以相夹谷见信，乘此时而言之于季孙。季孙惩于阳虎之叛，憾于不狃之诈，而听之。叔孙亦自鉴于侯犯之事而先堕郈，季孙遂继之堕费。而不狃自馁于往日之助阳虎，乃先叛以逃罪。独成宰公敛处父能臣也，始终忠于孟孙，于阳虎之乱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渐于孔子复礼之论，又二子皆先堕，乃伪不知而隐抗命。此皆事理之甚着，情势之极显者。故谓孔子鉴于鲁之内乱而相机进言，可也，谓季孙、叔孙亦鉴于私门之变，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堕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孙悦其言而堕之。”此注为得当时情实矣。吴英曰：《左氏》谓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疏云：当是仲由自立此谋，是也。孔子时为司寇，国有堕都之事，则必孔子以为是可知也。《公羊》以为计出于孔子，然堕郈堕费，实出叔、季两家自患其都为叛夫之薮，孟孙亦与及焉，故皆有从堕之议。子路与之果决，孔子不过在其位谋其政，以为合于古者邑无百雉之制而可堕也。故复古即所以靖乱，而非孔子创谋以为必不可缓之急务也。今按吴氏此辨，盖亦以三都不果堕，而为孔子作解脱也。）今尊孔子者，不详考情实，昧于因利乘势见可而动之理，若孔子凭空发此一段堕都大议论，叔、季二氏，皆感化于圣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籍实力，不凑机会，自有神妙作用，堕此二都，固属远于情理。而矫其谬者，因谓堕都之议，绝与孔子无涉。乃不惜蔑弃实证，视同市虎，则岂不两失之哉？此如夹谷之会，《世家》谓齐惧，归鲁侵地而谢罪，其说若未免过侈。而矫诬者因遂并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谓识之卓者也。（即如崔述《考信录》所辨，一若齐之归地，与孔子之相，固可无涉，而全不足以为孔子功者，是亦矫枉过甚之说也。方夹谷之会，鲁为齐下，而既会之后，齐人归地。虽齐不为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而齐之归地，要不可谓非孔子折冲坛坫之功。见于《左传》者，如鲁叔孙豹、郑子产、宋向戍，即如孔子弟子子贡，皆以弱小知礼，而抗强敌，以自树其国体。应对朝聘，文采斐亹，照映一世。虽后世诵者，犹有馀慕。孔子相夹谷，夫亦犹之。即谓不足以尽孔子之能事，岂得抑而没之，谓与孔子无涉乎？故《左氏》所记，纵如叶梦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会夹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节，则无从而疑者。崔氏之论，未得为适当之见也。魏禧曰：夹谷既会，齐侯谓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于鲁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谢过也以文，君子之谢过也以质，君已知过，则谢之以质。景公于是归鲁田。可知此会孔子有平仲为内主。即因梁邱据，亦当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过，谓圣人开口半言，齐人遽服也。此亦可备一解。然若《左氏》所记根本不可信，则魏氏之言亦仅为一种猜测尔。）考古论世事，就事论事，不以己意抑扬乎其间，庶乎得古人之情实矣。（又按：姚际恒《春秋通论》世无传本，余曾见其钞本之残者，亦论此事。大旨与后来《志疑》之说同。谓“《春秋》孔子所修，《论语》孔子所作，此等事当参观始得。《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则孔子之不罪弗扰可知矣。盖弗扰叛季氏，非叛鲁也。堕费之议，实由于叔孙、季孙，非孔子与子路之为此谋也。弗扰以费叛，而孔子欲往，孔子岂反谋堕费，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孙、仲孙堕郈，费叛而仲孙堕费，皆率师以往，愤疾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堕之也。其堕之之意，则将以为家臣无所恃以复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则异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堕。但二氏以己邑既堕，亦欲堕孟氏之邑，及强公使围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堕。”又谓“堕费之于鲁，无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实亦鲁之保障也。使圣贤于鲁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计，次弟设施，岂在于纷纷毁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尝试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论，其误亦与前后诸家同，而为辨较深刻。然当知孔子欲赴弗扰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扰以去季孙也。若谓定公围成，乃定公之闇，而孔子在当时，似并不赞三都之堕者，则彼之所谓正本澄源之计，又将若何而为设施哉？虚辨无实，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叶梦得《春秋谳》，亦辨此事，盖自来疑此事之最早者。叶氏谓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为之，此亦虚辨无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