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二○、孔子去卫适陈在卫灵公卒后非卒前辨

二○、孔子去卫适陈在卫灵公卒后非卒前辨

　　余既考定孔子去卫在灵公之卒岁，而犹有说者，余疑孔子之去，未必在灵公卒前，而应在灵公之卒后也。何以言之？凡言孔子去卫在灵公卒前者，以《论语》“卫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为据。然此事与《左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崔述曰：“此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灵公问陈之失小，孔文子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左传》为得其实。”是《论语》此章，固已不可信。《世家》据《论语》而增之，曰：“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鸿，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是谓孔子并不以灵公之问陈行，而灵公乃以孔子之一对而遽衰其礼貌也。其去理益远。其他《世家》载孔子去卫之故，又曰：“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去卫。”此事亦本《论语子见南子章》而增益之。子见南子一事，昔人自孔《注》以下，率多疑者。次乘过市，尤为难信。必谓孔子于灵公卒前去卫，实无的据。（太史公《报任少卿书》，亦谓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文选》注引《家语》，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于是去卫过曹。此言适陈，未详。今按过曹适陈，实一串事。惟谓居卫月余即去，决不可信。若果如此之决，亦不当屡去而屡返矣。故知《家语》与《世家》，实同一不可信也。）孟子曰：“孔子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孔子至卫，已当灵公三十八年，至灵公卒，先后五年。卫多贤臣，灵公亦好贤，于孔子未必遽失礼。故余疑孔子之去，乃在灵公之卒后也。

　　《年表》卫灵公卒后一岁，孔子过宋，是年夏，即至陈。灵公卒在前年夏，若孔子在夏前行，何以淹滞卫、曹之境，有一年之久？谓孔子以灵公卒后去，则时日适合。又《论语》有冉有、子贡问为卫君乎一章，崔述曰：“《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辞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又曰：“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辞意，良然。此章问答，当在孔子返卫之初。”余则谓此章在孔子去卫之前也。春秋哀二年夏，卫灵公卒，六月乙酉，晋赵鞅纳卫太子于戚，子父相抵之形已成。时孔子犹未去卫，二子之问如此，最切情事。（《论语集解》引郑玄曰：“卫君谓辄，卫灵公逐太子蒯聩，公薨而立孙辄，后晋赵鞅纳蒯聩于戚，卫石曼如帅师围之，故问其意助辄否乎。”石曼姑围戚在哀公二年春，时孔子方过宋适陈，郑氏未能详定孔子去卫之年，而漫述蒯聩、辄相抗之事，故援引石曼姑围戚以明以子拒父之实。实则当晋师纳蒯聩而卫不之迎，已显有敌抗之迹，二子之问，宁必俟卫人围戚以后？然郑氏此注，犹不以此章问答为孔子返卫后事。《史记孔子世家》于孔子返卫后仅记子路问卫君待子为政一节，似亦不以此章为同时语。至苏子由《古史》乃以此段问答谓在鲁哀六年孔子返卫之后，而崔述承之，不悟以子拒父，自是当时惊人一大事，且孔子与诸弟子在卫已久，于其事尤应关切。虽已去卫，而师弟子之间，岂有不相与问答讨论以定其事理之是非。而谓远在出公四五年后，孔子重返卫，乃始见询及之耶？此皆误于以孔子在卫灵卒前已去卫，故于《论语》此章，不得不系之于孔子返卫之后。今定孔子于灵公卒后始去，而此章问答，正在临去之前，若较旧说为远胜。又按：《朱子语类》“夫子为卫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须疑而问。今冉有疑夫子为卫君者，以常法言之，则辄亦义所当立者也。以辄当立，故疑夫子助之。方实问辄之逃，当在灵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时，曰：然”，是亦见此章问答当在灵公初薨，辄初立时矣。惜为旧说缠缚，未能明白辨析耳。又张文檒《螺江日记》、王崧《乐山集》皆不信夷、齐让国事，对此章特创别解，然定为灵公初薨时问答，仍无害。）则孔子之去卫，当在此年六月后也。（又按：《论语》仪封人请见，阎氏《释地》云：“孔子时，卫都濮阳，为今大名府开州。仪邑城在今开封府兰阳县西北二十里，乃卫西南境，距其国都五百余里。不知孔子先至国而后至仪邑，或由仪至国都，皆不可知。要为第一次适卫无疑。何则？封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丧失位去国。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岂为鲁国已乎？其语与情踪正合。”余谓仪邑既远在卫西南境，孔子自鲁适卫，何须迂回而过其地？此殆孔子去卫适陈时事，封人所说亦可通，不必定指去鲁言也。阎氏既详考其地域，而犹曲为之说者何哉？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主此事在去卫适陈时。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仪乃浚仪，今祥符，非仪封，乃去卫适陈要道”，其辨已是。惟说木铎仍引阎氏为去鲁适卫时，自相抵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