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一九、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

一九、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

　　《世家》记孔子去卫适陈事最凌杂，崔述辨之曰：“《世家》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适陈，其二皆未出境而返。其初适陈，以定公之卒岁，乃定公十五年，适宋，遭司马之难，至陈，主司城贞子，盖本之《孟子》。其再适陈，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论语》。按《论》《孟》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此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辞，史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一属之再至，其谬二也。（此条《索隐》《绎史》均辨之。）过匡之役，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复反。去就苟然，仆仆道途而不惮其烦，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适卫，而《年表》已于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谓鲁定公卒之年去卫者近是。”则立说犹疏，未见所以为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卫，当在卫灵卒岁，请举十证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岁去卫，今年过宋，前后适合。若于鲁定公卒岁已去卫，何缘至是始过宋乎？此一证也。（《志疑》谓过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经文集上钱晓徵书》谓在二十三年，皆据孔子在鲁定卒岁去卫为说，故改易过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实非也。）《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陈。盖以是年过宋而至陈，年亦适合，二也。其后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即自蔡返卫，（详《考辨》二二及二四。）在陈不出三年。若自鲁定公卒岁去卫，则至鲁哀六年返卫，在陈将逾五年。孔子自言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郑玄云：“不及仕进之门。”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则孔子之在陈、蔡，不比其在鲁、卫，何以留滞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卫，卫灵公禄之如鲁，其敬事孔子至矣，孔子又称卫之多贤。若以定公卒岁即去，则去卫何其远，留陈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家》云：“孔子去卫适曹，是岁鲁定公卒，孔子去曹适宋。”去卫适曹，去曹适宋，文本一贯，何以中间横插是岁鲁定公卒一语？此不似《史记》原文，可疑，五也。余谓后人妄添此句，正缘妄据《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卫，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谓孔子于是年去卫矣。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夏，鲁桓、厘庙燔。秋，季桓子病。”《史记探源》云：“案《春秋》蔡迁于州来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齐助卫围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岁以上有阙文，本不谓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复云夏、秋也。”（《志疑》云：“是岁当作明岁。”以下文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之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尤失之。）余谓上文孔子去卫适曹，去曹适宋，遂至陈，主司城贞子家一节，正当在此。以后人妄疑孔子于鲁定卒岁先已去卫适陈，移之于前，又妄为增窜，遂使今《世家》文理緟沓，先后僢舛，不可依据，六也。《年表》孔子来陈，在陈湣公六年，尚在鲁定公卒前一年，其误不待辨。然其所以误，则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于是孔子去陈。”自鲁哀三年孔子至陈，居三岁为哀公之六年，吴侵陈而孔子去，避兵适蔡，见叶公，年数正合。后人不知适蔡即适楚见叶公，又误谓孔子去陈至蔡，去蔡至叶，遂因孔子居陈三年，而误演为孔子居蔡三年。因误谓孔子自陈避兵，在鲁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来陈于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鲁哀元年吴伐陈，前后亦适及三年也。然与《世家》居三岁之文已不符。且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至卫，十四年即来陈，尤不合。并与《世家》以鲁定公卒岁去卫之说相乖。使子长自为之，不应僢违如是。明出后人移易，痕迹凿凿，七也。《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时孔子在陈。”按：吴伐陈，一在湣公八年，一在十三年，有《年表》可证。何尝有六年伐陈取三邑之事？此后人妄据《年表》改《世家》，谓孔子来陈，应在湣公六年，而八年吴伐陈之事，亦因误在六年也。（《志疑》云：“六年当作七年”，不悟吴伐陈尚在八年，此决非一二字之误。）是同有后人改易之迹，八也。且《年表》之经后人妄加改易，犹有不止于是者。《世家》“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今《年表》孔子自陈来卫在卫出公八年，当鲁哀公十年，与《世家》相差四年。此何以误？曰：亦误于妄增孔子居蔡之三年耳。盖孔子居于陈三年，被兵乱，而至蔡，见叶公，即以是年返卫，则为鲁哀公六年。后人不知至蔡即至叶，遂谓孔子去陈先至蔡，又三年而后至叶。于是自哀公六年至蔡，又三年而后返卫，则为鲁哀公之十年也。然则孔子来陈，今《年表》已移前四年，而孔子返卫，今《年表》又移后四年。故《索隐》疑孔子在陈凡经八年，何其久。（语见《陈世家》。）而据《年表》，则孔子在陈乃有十二年。此决非《史记》本来之误，而其妄为移易以致误者，又决非出于一人之手，又可得而微论者，九也。又考今《年表》，有孔子至陈去陈之年，无孔子至蔡去蔡之年。盖孔子适陈，《年表》所固有，而后人从为移易。孔子适蔡，《年表》所本无，而后人亦未为增入也。然《蔡世家》则有之，云：“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因迁蔡于州来。”是孔子适蔡，尚在蔡未迁州来之前。然则其居蔡三年，又将随蔡而迁乎？其谬抑又甚矣！兹考其致误之原，亦有可得而指者。《孔子世家》云：“孔子至陈，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后人据此，误谓孔子是时避兵乱，自陈至蔡，则在蔡未迁州来之前也。此又《史记》所载孔子行迹，多经后人妄窜，其谬误之尤易见者，十也。而余谓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其论证犹不止此。《孔子世家索隐》云：“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适陈，十三年亦在陈。”既云十六年适陈，则十三年何得先在？既云十三年在陈，则适陈不能后至十六年，其语舛误可知。按今《年表》及《陈世家》谓孔子以湣公六年适陈，而实误前四年。余考孔子以鲁哀三年适陈，当陈湣公之十年。《索隐》引《系家》正谓湣公十年适陈，十三年亦在陈。后人既疑孔子适陈在湣公六年，妄为移易《年表》及《陈世家》文，又于此《索隐》注下妄窜六字，而旧引十字未灭，遂两存而成湣公十六年适陈也。此辨《索隐》之误，而足为孔子以鲁哀三年至陈之证者，十一也。

　　余读《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其他若《年表》，若鲁、卫、陈、蔡诸《世家》，凡及孔子，几于无事不抵牾，无语不舛违。诚如崔氏之讥，所谓自为说而自改之者。史迁虽疏，不当灭裂乃尔。盖出后人之移易增窜者多矣。考其所以有移易增窜者，则不出两误：一则误于《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之说，一则误于不知自陈至蔡之即为至叶也。于是乃有四去卫再适陈之说，复有居陈三岁居蔡三岁之说。崔氏既力辨之，而未能指陈其症结之所在。又不能详定孔子自卫适陈及在陈绝粮之年。于孔子在陈、蔡一段，其模糊影响犹如故。而爬梳抉剔，未尝不足以得其误中之是。余故详为辨正，而孔子南游行迹，乃如天日之朗。盖发其阴翳于二千载之下，而与人以共见。苟有精思明辨之士，必晓然有见于吾说之非诬，而弗怪以为凿空之妄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