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读崔述《洙泗考信录》_孔子传钱穆

附录（二）读崔述《洙泗考信录》

　　考证之学，自宋以后，日精日密，迄于清而大盛。其成绩超迈前人。有关讨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亦日详日备。清初负盛名有崔述东壁《洙泗考信录》五卷，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厘正之，附之以辨。又为《洙泗考信余录》三卷，一一兼考孔门诸弟子，以与孔子行事相阐发。其精密详备，并为后起者所莫能及。迄于近代，盛推清儒考据，而东壁遗书几于一时人手一编。然余读其书，亦多疑古太甚，驳辨太刻之类。其遍疑群书犹可，至于疑及《论语》，则考论孔子生平行事，乃无可奉一书以为之折衷，亦惟折衷于作者一人之私见，斯其流弊乃甚大。兹篇摘举数例，以纠其失。非于崔氏争短长，乃为治考证之学者提出一可值注意之商榷耳。

　　《史记　孔子世家》：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崔氏曰：

　　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于备览。

　　今按：此考孔子先世，伯夏其人无所表现，宜其不见于其他之经传。然《史记》若无所本，何为于防叔与叔梁纥之间特加此一世？《史记》之诬诚不少，然乃误于其所本，非无本而伪造也。全部《史记》中，不见其他古籍者多矣，若以崔氏此意绳之，则《史记》将成为不可读。今考孔子生平行事，其先世如伯夏，无大关系，略而不论可也。而崔氏竟因此旁涉及《史记》，谓其所载未敢决其必不然，又未敢决其必然，此其疑古太猛，有害于稽古求是者之心胸，故特举此以为例。

　　又《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崔氏亦以入备览，此亦因其所载未见他书，故未敢决其必然。与前例之意同。则岂司马迁之为《史记》，果惯为伪造乎？苟有坚强反证，虽其事屡见，亦属可疑。如无反证，即属单文独出，亦不必即此生疑。又何况其在古籍，乌得事事必求其同见他书？此皆崔氏疑古太猛之心病。

　　《孔子世家》又云：“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崔氏说之口：

　　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于祷，又谓之因于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此又较入备览者加深一层疑之。然若鲁邦确有尼丘，则因祷之说不便轻疑。又若孔子首确是圩顶，则因首之说亦不用轻疑。司马迁博采前说而两存之，其果两有可信否？抑一可信而一不可信乎？不可无证而轻断。崔氏疑古太猛，将使读古书者以轻心掉之，而又轻于下断，病不在前人之书，特在治考证者之轻心，此又不可不知也。然而崔氏此书，材料之搜罗不厌琐碎，考辨之严格又纤屑不苟，其长处正可于短处推见，此则待读者之善于分别而观，勿悬一节以概之可也。

　　《论语　微子》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崔氏列此章于存疑，辨之曰：

　　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十五岁，后复在位二十余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霸，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于接淅而行之后，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今按：孔子去齐之时，已离委吏乘田之职。开门授徒，从学者四方而至，不得谓之“班尚卑，望尚轻”。景公初见，问以为政之道，而知钦重，欲尊以高位，赐以厚禄，此非必不可有之事。继则或受谗间，或自生退转，持意不坚，此正崔氏所谓非能深知圣人也。其曰：“吾老矣，不能用。”或出推托之辞，或自惭不足以行孔子之大道，仅知会诸侯，争伯位，明非孔子之所欲望于时君者。微子篇所载景公两证，绝不见有可疑之迹。若仅考景公年岁，则是据欧阳修之年龄而疑《醉翁亭记》之不可信也。有是理乎？

　　而其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一语，更须商讨。余之《论语新解》本朱子意说此篇有云：“此篇多记仁贤之出处，列于《论语》之将终，盖以见孔子之道不行，而明其出处之义也。”又曰：“本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师挚八乐官，皆赞扬而品列之。于接舆、沮溺、荷蓧丈人，皆，惓惓有接引之意。盖维持世道者在人，世衰而思人益切也。本篇末章特记八士集于一家，产于一母，祥和所锤，玮才蔚起，编者附诸此，思其盛，亦所以感其衰也。”则又乌见所谓篇残而简断者。崔氏又曰：“此篇记古人言行，不似出于孔氏门人之手。”是不了于本篇编撰之意而轻疑也。崔氏又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皆列存疑，子路之告荷蓧丈人有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即晨门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崔氏则曰：“分行义与行道为二，于理亦系未安。”此则失于考证，亦遂失于义理，其所失为大矣。崔氏并不能详举微子篇本非孔子遗书之明确证据，遂轻率武断齐景公待孔子章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为可疑。然即谓此四章可疑，以证微子篇之可疑，此乃循环自相为证，皆空证，非实证也。

　　《论语　阳货》篇：“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崔氏于此章备极疑辨之辞，此不详引而引其最要者，曰：

　　《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于人情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于定公九年。《史记》既移费叛于九年，又采此文于十三年，不亦先后矛盾矣乎？

　　今按：今《论语新解》辨其事有曰：“弗扰之召，当在定公八年。阳货入灌阳关以叛，其时弗扰已为费宰，阴观成败，虽叛形未露，然据费而遥为阳货之声援，即叛也，故《论语》以叛书。时孔子尚未仕，弗扰为人与阳货有不同，即见于《左传》者可知。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或孔子认为事有可为，故有欲往之意。”若如余《新解》所释，孔子欲往，何足深疑？《论语》之文简质，正贵读者就当时情事善作分解，不贵于绝不可信处放言滥辨。且《史记》已移弗扰叛在定公九年，其事亦本之《左传》，《论语》此章，《史记》又载于定公之十三年，此正《史记》之疏。崔氏不深辨，而辞锋一向于《论语》之不可信，此诚崔氏疑古之太猛耳。

　　崔氏又曰：

　　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汉书　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汉书　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是鲁论中亦自互异。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其有后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于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类者。非后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

　　今按：崔氏此处辨《论语》，当分两端论之。一则谓古论、齐论、鲁论章句篇第有异，一则谓季氏以下五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此属两事，而崔文混言之，则非矣。余五十年前旧着《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论语》之编辑者及其年代，其中颇多采崔氏之说。越后读书愈多，考辨愈谨，乃知读《论语》贵能逐章逐句细辨，有当会通孔子生平之学说行事而定，有当会通先秦诸书之离合异同而定。乃知《论语》中亦间有可疑，然断不能如崔氏之辨之汗漫而笼统。及四十年后着《新解》，乃与四十年前着《要略》，自谓稍稍获得有进步。乃能摆脱崔氏之牢笼，不敢如崔氏疑古之猛，务求斟酌会通以定于一是。故去年为《孔子传》，较之《要略》第二章孔子之事迹，取舍从违之间亦复多异。读者能加以比观，其中得失自显，今亦不烦于崔氏书多加驳辨。

　　《论语》雍也篇子见南子章，崔氏据孔安国注辨其可疑，余之《孔子传》对此事已详加分析，此不再论。惟崔氏又因此章疑及《论语》之他章，其言曰：

　　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后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后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于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奡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后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

　　此所牵涉甚远。即如微子篇末周有八士章，余之《新解》有说，已详上引，可不论。且此章并不在篇末，乃并此下两章而疑之。其一为《中庸》之为德也章，又一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章，崔氏不能就此两章一一辨其为断简续入，又不能一一辨其为有疵不醇，何得因子见南子章而牵连及之。又先进篇末之侍坐章，究竟其可疑处何在，其疵而不醇处又何在，乃亦因其在篇末而疑之。又因其与此章同用夫子字而并疑之。又牵连及于宪问篇南宫适问于孔子章，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章而并疑之，是亦过矣。窃谓此诸章当一一分别探究其可疑何在，其有疵而不醇者何在，不得专以用有夫子二字而一并生疑也。

　　《论语》阳货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岂能系而不食！’”崔氏又详辨之，其要曰：

　　佛肸之叛，乃赵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列女传》亦以为襄子。襄子立于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左传》定公十三年，齐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鞍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

　　今按：据《左传》定公十三年秋，范氏中行氏与赵氏始启争端。是年冬，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时中牟尚为范氏邑。其邑宰佛肸，或欲助范中行氏拒赵氏而未果。其召孔子，正可在定公之十四年。此与公山弗扰之召同一情形。惟《论语》文辞简质，谓二人之以费叛以中牟叛，乃指其存心，非指其实迹，本无可疑。读古书遇难解处，先当尽可能别求他解，诸解均不可通，乃作疑辨。《论语》此两处，惟当解作意欲以费叛中牟叛即得。而崔氏轻肄疑辨，则亦有故。崔氏又言之，曰：

　　凡夫子云者，称甲于乙之词，《春秋传》皆然。至孟子时，始称甲于甲而亦曰夫子，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于孔子之前则曰子，不曰夫子。称于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盖皆战国时人所伪撰，非门人弟子所记。

　　今按：此可谓孔门弟子已有面称孔子曰夫子者。亦可谓今传《论语》各章文字，有文体前后稍不同者。或可说《论语》中面称孔子曰夫子，其文体皆较晚。不得径以此疑诸章乃伪撰。诸章之为伪撰与否，当另有他证定之，不得即据有夫子两字为判。

　　崔氏又曰：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所作也。曾子于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后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有在者矣。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后齐奋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驳之异者，势也。

　　今按：此条语较少病。然仅当云《论语》非尽孔子门人所记，亦非一人一时所记，则为允矣。惟《论语》成书，经诸儒一番论定，其辑合之时间虽较晚，其所保存之文体，犹不失最先当时之真相。则《论语》实为一谨严之书。崔氏之辨，固多有陷于轻率者，此则读崔氏书者所当审细分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