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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
〖周易正义〗十卷。三国魏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年）、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年）疏。颖达字冲‘远，河北衡水人，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后补太学助教。入唐，首官秦王府文学馆学士，累迁国子监博士，给事中。贞观三年（６２９）与魏徵等修成《隋书》，加散骑常侍，后与颜师古、贾公彦等人奉诏主编《五经正义》，此书即于其间而成。初名《义赞》，后依诏改作《正义》，所谓“正义”，也就是依士家之经注作疏解，如同于六朝人所称的“义疏”或“疏”的着作，因为它是国家向学校颁行的讲义，故称“正义”，同时，这也是唐初为统一思想、统—。南北学风而加强政治统治所实行的一项措施。南北朝时期，王弼《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并为当世显学王《注》为南朝所宗；郑注为北朝所本，两家此扬彼抑，互诘不休。颖达成《正义》。舍弃郑《注》而取王《注》为疏，在此以前，南朝王《注》有《义疏》十余家，颖达嫌其辞尚虚玄，义多浮涎，释义涉于释氏，背本违注，故在十余家《义疏》基础上整理删定而成。自此以后，郑《注》屡遭排斥，郑学渐微，几成绝学。颖达在书中明显偏袒王说，如在说解“于见龙在田时舍也”时，认为经文仅云“时舍”，王注云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释舍，故舍是通义也，却不疏舍字何以训通；于“天元而地皇”句，则认为恐是庄氏之言，并非是王注本义，放弃而不取，但却不说庄氏之语为何失之允当。等等。凡遇王弼等所未注者，颖达亦委曲旁引以就之，如《说卦传》之分阴分阳，韩注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却说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说；“帝出乎震”，韩氏无注，颖达则认为，“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王注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者也，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地也。至于诠释文句，亦多用空言，很少援引典籍，考据原委。颖达自认为每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取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实并不尽然。在书中，颖达又就“周易”的名义及其称“经”起自何时等《易》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周易》本是上古卜筮之书，但颖达继承了王弼以义理解《易》的思想，在书中他却认为，《周易》是说解万物生成以及万物顺逆规律的着作，这样，就进一步肯定了《周易》为圣人通过仰观俯察而专讲哲学的典籍。为后人认其为哲学着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王弼出于玄学观点，借《易》而“自标新学”，颖达继之，并就《易传》中的“阴阳”、“生生之谓易”、“二气”、“八卦”的思想首次提出了《易经》中的“阴阳”概念，使《易经》的“—”、“--”符号有了新的含义。综合而言，此书是对南朝义理思辨学风的继承和总结，颖达所疏，除在内容—上偏袒王《注》外，在研究方法上亦存在问题，失之予以《传》代《经》、以《传》解《经》，颠倒了《经》、《传》的关系，特别是把后于《易经》七、八百年之久的《易传》中的思想，挂到本来还没有这种思想的《易经》的名下，把代表两个不同时期、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观点混淆起来，并无助于恢复其思想的历史本来面目，但这种研究方法却对后世的《周易》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序》中记载凡十四卷，们日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着录并同，《新唐书·艺文志》则讹四为六，作十六卷，原为单刊本，宋人为阅读方便。乃合刻经、注、疏为一本，又依王注本合编为十卷。宋咸淳元年（１２６４）吴革刻本见藏北京图书馆，又有《四库全书》本及各种《十三经注疏》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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