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历史的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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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佛法斗架的武夫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辟佛的理学传统,在西学的接济下格外地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头,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首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一来,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中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地开,有求升官的,也有求发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里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然之间忽发奇想,比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之后,唐生智就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主公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着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功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由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还真的就是唐生智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作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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