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历史的坏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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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马路巡阅使

 

  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捞钱的官,但是纯粹为了捞钱而做官的人,其实也不多。因为多数的官大小还算是个读书人,即使谈不上修齐治平,也多少得讲究一点面子。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末年,这种人不知怎么猛然多了起来,先是蜂拥而至的捐班,然后是大大小小的武人。辛亥革命,满清的大王朝变成龟缩在紫禁城内的小王朝,武人变成最有权势的猛人,我们称之为北洋军阀。

  我曾经说过,跟梁山好汉一样,北洋军阀大多数都有外号,有一个人的外号很特别,叫做“各大马路巡阅使”,此人名曰王占元。

  王占元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班底,但却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只因为老实听话而一步步升上去。自打袁世凯将黎元洪从湖北的地盘上骗走,到北京做光杆副总统之后,王占元就一直占着湖北,由护军使而督军而两湖巡阅使(辖湖南、湖北,但实际上管不了湖南)。此公手握重兵,占据要冲,而且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却在全国的政局变幻中无所作为。不打算问鼎北京也就罢了,连个地区霸主也不想做,一门心思稳坐武汉三镇刮地皮。那个时候武汉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与现在不同,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商路北抵俄罗斯,南通广州,坐着就能发财。

  王占元虽得地利,捞钱却捞得不高明。一般来讲,那年月做军官不喝兵血的少,但有了地盘变成军阀之后,往往会对兵客气得多。因为在军阀混战、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兵是他们赖以占地盘刮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所以,宁亏老百姓,不亏一个兵,差不多是军阀们的信条。某些特别有野心的人物,比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甚至宁可让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也要尽可能地多养兵,养好兵。可人家王占元不,不仅老百姓和商家的钱要刮,而且兵血也照喝不误,害得手下的士兵总是闹兵变。在1920年代,全国数湖北兵变闹得最厉害,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老是提抗议。

  王占元如此做派,未免影响到他的实力。1921年,他的近邻也是他名义上管辖的地段上的湖南人,开始打他的主意,一连串凌厉的攻势打得他招架不住,不得已只好向刚刚打败皖系军阀、风头正劲的吴佩孚求救,结果是为了拒狼,接来了狼外婆,没奈何,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还好,王大巡阅使事先已经将大部分刮来的民脂民膏和兵血,都转移到了天津外国租界,虽然变成了光杆司令,但钱还真不少。此公下野之后,随即置办产业,一时间,天津租界各大马路上,遍布王家的店铺和房产。王占元从此不问政事,专心经营,天天挂着一长串钥匙,巡行在各大马路之间,因此人送外号:各大马路巡阅使。

  清末民初,是个传统意识形态坠落,而新的意识形态又没有能建立的年月。原来的道德追求随着王朝和天下的覆灭而七零八落,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在民族国家的痛苦建设中确立起来,国家状况似乎又很是不好,所以,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为许多政界人物惟一的选择,也是他们心理最后的依靠。为了能够尽快尽可能多地弄到钱,他们可以向进城挑粪的农民要捐,可以把田赋预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墙角,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里。有了钱,就赶紧存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也不想做点什么来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未来,所作所为,只是在准备后事:一旦国家崩盘,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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