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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至圣先师（545B.C.－500B.C.）
(一)
当齐国的齐景公靠边站，把权力输送给了田氏，鲁国的国君也变成了窗边族，具体地说，鲁昭公受到了来自季孙、孟孙、叔孙三家的挑战，所谓“三桓”。
三桓的发家轨迹，跟晋国从前的三郤差不多。所不同是三郤被其国君镇压下去了，而三桓却向上瓜分了公室。不过“三桓”并非生性残暴，非要赤裸裸地蚕食国君大权。实际上，他们如果不掌握一定政治权力就难以庇护其家族，仅仅依靠经济实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实际上，“三桓”为人不错，他们注重收拢人心，比如说“季孙”的第一任家长“季友”，是有名的贤人，第二任“季文子”更是贤名远播国外，他家里小妾都不穿帛，不涂雪花膏，厩马都不吃粟，更无来路不明的巨额存款。三桓作为卿大夫家族，也是自有封邑，采取土地租赁制、实物地租改革，代表了新的生产力方向，人们纷纷前来依附，三桓的盘子越坐越大，在封邑上招兵买马，各自拥有战车一千乘，抵一个中等诸侯国军了。如果是宋明清的皇权社会，大臣家里有这么多军队，早要定个谋反罪砍头了。但在大周朝的封建时代，卿大夫家族就是自有封地与军队的——封建嘛，分封给他们的。牛气的三桓，终于凭着势焰冲天的家族经济军事实力驱逐了国君鲁昭公，但国人并无异议，因为三桓比较开明。
鲁昭公在流亡过程中还一度骑马——这是史书上关于中原人骑马的首例。估计他像唐僧一样，骑着马，在徒众追随下流外八年，客死晋国。死后，他弟弟被“三桓”立为“鲁定公”，有名无实。于是，鲁国政坛的舞台上，三桓家族与国君一族一起蹦达。“三桓”的家族在兴起，国君的家族在衰败。最惨的时候，鲁襄公招待晋国使者吃饭，行射礼，想找几队善射的人都没有，只好去三桓家里借。
其实，君权旁落也不是坏事，它实际是“一元寡头政治”向“多元贵族联合体政治”（类似后来的罗马元老院）的递变，带有民主参与色彩。但东方人毕竟喜欢让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多人发言，我们伟大的“保皇党”大圣人孔子，因此非常看不惯“三桓”分享君权，总是伺机咒骂他们犯上，骂他们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看见三桓谮用国君的礼仪和乐舞，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于是提出“君君、臣臣”的主张，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谮越，以便实现隆主、集权。“君君、臣臣”这套主张当然不合三桓的意。孔子带着自己的观点四处碰壁，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同样是这个主张，在随后两千年里，却成了皇权社会的专制集权统治者们餐桌上最受宠爱的一道“儒家”之菜。
孔子的爹，前面介绍过，是“逼阳大战”力举悬门的鲁国勇士——战斗英雄叔梁纥。叔梁纥虽然力大无穷，但死活娶不到老婆，直到六十六岁高龄才找了一个女生，很年轻，才二十，也就是孔子的妈。根据孔圣人的信徒宣称，孔子是他爹和妈共同祈祷山神后怀孕的，未经父母交媾。也就是说，是从上天下载的，非常纯洁，和五百年后的耶稣一样都是处女所生。
公元前551年，孔子生下来以后，据说长相奇丑，白眼仁多于黑眼仁，翻鼻露齿，脑袋上都是山丘。他妈妈一看，怎么下载了这么一个丑小孩啊，于是叫他孔丘。孔丘三岁那年，战斗英雄叔梁纥去世（没了爹的孔子是妈妈拉扯大的）。
在中国，十有八九的人都认为，喔，孔子嘛！就是那个文绉绉的家伙啦。其实孔子不文绉绉，他是个举重的大力士。
孔子小时候干过脏活累活，又继承了他爹举城门的基因，所以也喜欢“翘国门之关”，就是举诸侯国都城门的大门拴。在中国古代，时兴举重运动，主要就是“翘关”和“扛鼎”两个项目。翘关就是举城门上的大木门栓，扛鼎就是举烧饭的大锅子——这都是吃饱没事人的逞能项目。一般城门四、五丈阔，门栓合抱粗，几十斤重，一头搭在城门上，另一头单臂举起（像手托炸药包那样），这就是“翘关”。孔子少年时候可喜欢这种举重运动了，《吕氏春秋》、《列子》等书都说他力能翘关。这大约就是他老时自己所说的“吾少时且贱，故多能鄙事”中的一种“鄙事”吧，带着自嘲和自豪的复杂感情。孔子年少时候，也是年少猖狂过的啊，喜欢当众出风头啊。
一般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那是进化到后来的样子。在春秋时期，文武不分家。士人，作为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主要职业是去卿大夫家里当主管（作文的），打仗的时候就带兵保卫社稷（作武的）。所以士人除了读诗书，也练射御，体格也仿佛武夫，比如这里的孔子。以及他的徒弟子路，但不包括颜回。是到了宋朝以后，知识分子的身子骨才坏下来，出门受不了车子颠簸，官员上朝都改坐人力轿子，软和啊。
孔子十五岁，开始“志于学”，一直到了三十岁，才算学完了。跟现在的博士学龄一样长。这时候，我国以西南的尼泊尔境内有一个城邦小国，它的太子娶到了两三个媳妇，整天在花天酒地的后宫里享乐，突然他发现媳妇们、婢女们的睡姿很不雅，嘴巴歪着还直咕囔，于是他被气得愤然出走。从此离家流浪，开始了锻炼成佛的悟道生涯。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伟大的佛祖。佛祖出走的这一年正好三十岁，也算三十而立了。
孔子立得却很慢，一介平头老百姓而已，三十前后只干过“乘田、委吏”这种仓库里的Inventory clerk，以及牛羊倌之类的小差使。
孔子为什么当不上大官呢？因为周时代当官有个特点，主要看血统，血统高的——所谓世家，也叫君子，西方叫贵族，就比较好混，会吹牛会表演礼仪再有个好爸爸就能享受一生了。而百姓们是一般难以挤入政坛的。
孔子当不了大官，就打算办学。早期的学校都是官办的，专给世家贵族子弟用。世家贵族子弟六岁要聚在政府开办的“泮宫”里，学识数。十三岁开始学习礼、乐、御、射、书、数，这是当时的必修课程。其中御射，分别指驾车和射箭，世家贵族子弟们要学这个，因为他们长大以后要带兵的——如同法国小说里的花花公子们，往往也都是未来的上尉。而“乐”这门课，不光吹拉弹唱，还要结合以跳舞，特别是把武王克商的战争场面用舞蹈形式表达出来，既练了形体，还操演了兵器，更锻炼了政治觉悟。当时跳舞时兴拿兵器，要不怎么有项庄舞剑、闻鸡起舞之类的词呢。“武”字的甲骨文就是一把戈和一个大脚丫，表示持戈而舞。
这些世家贵族子弟未来也会当官（官场和战场一样，都是被贵族垄断着），所以还要学“礼”，就是当官的礼仪，互相递名片什么的，以及说官话。当时诸侯各国各有自己的方言，但是当官必须说统一的官话——即正宗的陕西镐京话。
世家贵族子弟学的这些课程，普通城市平民是没有学习机会的。但是孔子有志气，他开始办私人学校，把授课面推广到市民阶层（比如子路之徒），教他们学礼仪、学官话什么的，类似新东方，使他们学成以后可以出国——对不起可以当官。于是大家报名热情还挺踊跃，子路等人也确实当上了一官半职。孔子作为民办教师，也就出了名。
孔子教授的的内容，跟官办学校一样，也是《诗经》、《尚书》、《周礼》、乐经、《周易》、《春秋》。关于这些东西的版权，从前周天子管理很严，孔子是无法偷着讲这些课的。后来随着周的式微，孔子就开始能讲盗版课了。现在中国的一些培训师也跟孔子一样，把外企譬如诺基亚的培训课件，盗出来在外边讲。
讲盗版课的孔子，在他的三千学员中，六门课全部学习及格了的（身通六艺者），一共有七十二人。呵呵。
从前，周天子垄断了知识，民间没有知识，现在盗版出现了，知识开始在民间大爆炸，知识越滚越多，出现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研发出新的课程和学说，有了新的学说，就立刻忙着办学、辩论，不亦乐乎，这都是官方垄断知识局面被打破后的繁荣景象。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墨子办的私学，就传授自然科学，讲到了点、线和球体的概念，以及力的性质、运动，力的平衡以及简单的机械、光学基本原理，这都是他自己研发的。并且还探讨有关影的形成，光与影的关系，光与光源的关系和影的大小，以及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什么的。这是当时中国的麻省理工。
孔子一边在讲课，一边听说晋国人铸了刑鼎，把范宣子的刑法公布于众，于是孔子对此进行了极力谴责。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刑法呢，不要写出来，而应该让国君含在肚子里——所谓口含天宪。这样老百姓才敬畏国君，因为国君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了，老百姓就依鼎而行事，国君的特殊地位就从崇高跌落下来了。也就是说，倘使国君的脑袋顶上凌驾了一本法律，弄不好就成“君主立宪”了，即“君主权限屈从法律条文”，这很不爽，削弱了君权。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更爽。这就是孔子的意见。晋国的保皇派叔向先生也持同样观点。
孔子一心火热保皇，抱鲁国君的脚，鲁国君却只给他一个冷脚。孔子一直到了五十多岁还是个白身，没有一官半职，倒是整天被孔子口诛笔伐的“三桓”给了孔子一个机会，让五十一岁的老孔子担任了“中都宰”（县长），开始了孔丘荒谬可怜而且短暂的仕途生涯。“三桓”不知道孔子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开始还真把孔子当根葱，又提拔孔子当了司寇（国家警察局长）。得意起来的孔子立刻提议“堕三都”。堕就是堕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装起来的三座私邑，全部堕去城墙，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抗国君。（孔子真是个处心积虑的保皇派呀。）
待“三桓”悟出孔子给他们“堕胎”的真实用意以后，三个城池已经堕了一半儿，三桓鼻子也气歪了，立刻举起小指头，一弹，把孔子弹下了野。孔子只要去周游世界。他的孙子后来在解释孔子的下野时替孔子避讳，说：“我听说君子就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要飞走。”好像是孔子主动辞职似的。君子神经之脆弱，竟至如此。是谁吓了孔子？不管怎么样，孔子一共担任了三个月的司寇（警察局长），这是他一辈子的全部宦海生涯。不过据说这三个月期间政绩显着：当时卖猪羊肉的人都不敢哄抬物价。有一个商贩，早晨给羊喂水，拉到市场去卖注水羊，在孔子教化下，不敢了。还有一个人，他老婆是破鞋，他原本不以为意，在孔子教化下他赶紧打了离婚。治安最好的时候，曲阜甚至“道不拾遗”。外地人到曲阜政府部门办事，不会遭到“拖、硬、卡”的恶遇，章子很容易盖到。
这种“美政”（当然不排除这是孔子门生的吹嘘）对于试图称霸山东的齐景公是个压力，于是齐景公选了八十名会唱靡靡之音的齐国美女，组成歌舞团。穿着华丽的衣裳，坐上三十辆华贵马车，跑到曲阜南门外开演唱会。季孙家的掌门人季桓子是个好色之徒，一天之内，三次化装到城外偷看演唱会，而且还拉着鲁定公一起去。真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最后，季桓子和鲁定公瓜分了这些美女。孔子一看没自己的份，气得不行，遂挂冠辞职周游列国去了（哈哈，假的，这一句是我胡解释的）。其实，孔子下岗的真正原因，是与三桓矛盾水火不容。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主要体现在反对三桓犯上。
如何实现孔子的这“一个中心”呢，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这是实现孔子一个中心的两个手段。礼，就是要求“三桓”以及其他臣子所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礼要求，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人们习惯了见了上级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制度万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 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那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就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一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错了。孔子附带着还呐喊：“老爹的地位也不允许动摇，家族内长幼之礼慢慢可以培养出君臣等级之礼。”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孝到了懦弱不堪、失去创新挑战的地步。当老百姓的告当官的，也是犯罪。因为这些都不合“礼”。不过，这都有利于“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万年不倒”，这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啊！
孔子用以维护他的“中心”的第二个手段，就是仁。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用仁的力量带动各个等级都向善，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向上级造反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义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孔子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能办事的管仲？而学习颜回？因为颜回老实、听话，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这也就造就了未来中国人的温顺。孔子强调仁，目的还是然“维护既有统治体系万年不倒”这个中心。
(二)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孔子气得大骂三桓“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呆不下去了，辞官周游列国。他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既有的统治体系度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当时诸侯之间都修有国道串联——这从商朝、周朝开始就开始营修了。路面经过人工夯实，军队出征动辄就是三五百辆兵车从这上边走，可见道路规模和质量不会差。对国道的维护修理也是政府专项职能之一，并且道上还设关口，向往来商人征收过路费（叫关税）。遇上军队来了，道边每三十里就有驿站传舍，供军人依附休息使用。传舍还有专用马车（相当于公共汽车）在国道上跑，但只给公家人预备，供他们出差的时候使用（传递公文啊，出使它国阿什么的）。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这个道路及辅助设施相当完善，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又具有减震功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如此就具备了一定弹性。
国道上跑的是传车——古代的公共汽车。但传车只接送达官要人，平民不能作。商人也不能坐。好在商人都有钱，可以坐私家车。孔子不是官，所以估计坐得也是私家车。
孔子坐着私家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然而，除了疲劳，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
所谓儒者，其实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来的。即便是今天，每有祭礼、葬礼或者婚礼，就会有懂行的人在一旁指挥，喊号子，嗓门很大，里外张罗，象个导演。这在古代，这就是“儒”。他们依照《周礼》，管理下葬仪式，象乌鸦一样肃穆地站在坑上，指挥喊号，这就是专业的儒。他们还有专业的工作服，叫儒服。不过儒家到了孔子以后，不光会主持丧事，也参与活人的事，教学内容也从办丧事扩大到了礼仪、射御、音乐、占卜，所谓六艺啦，学成以后不光主持丧事，其实可以去各国当官。不过，孔子弟子能当官的实在是少数，只能平时在家“各言其志”，过过嘴瘾。这是因为，春秋时代当官靠的是家族血统而不是才学。即便到了未来的战国时代，儒者因为对列国竞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照样很少出仕。那些通过应聘而一举当官的布衣之人，儒家极少，而兵家、法家、经济学家和纵横家则是主流。这些原初以主持丧葬仪式为拿手戏的儒者，最终能够主持一国政事，还要等上一千多年，直到科举制度大流行以后了。
由于儒者在春秋时代还远无出头之日，孔子的高级博士们就跟他一样都活的不爽。在孔子70岁那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才29岁，由于生活窘迫，营养不良，头发雪白，穷困死了。孔子悲痛连连：“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我的仁义代言人颜回死了！”去年，孔子唯一儿子死了，孔子照样吃吃喝喝说说乐乐的，如今颜回死时，他却比死了儿子还难过。
到了孔子第72岁时，他可恨又可爱的弟子“子路”同志，也在一次大家族内斗中当了炮灰，死了。当时子路在卫国一个大家族里当主管，他的主子被“流亡公子”蒯聩俘虏了去。子路遵守“君君、臣臣”的等级意识，效命于主子，也不管谁是谁非，赶紧追救主子。蒯聩不放，子路便在台子底下放火。蒯聩派出两个大侠跟他格斗，子路武功还不错，是个莽撞的文人，可是不小心帽子的绳儿被打断了。子路想：“君子的帽子是不能歪戴的，这是老师说的礼。”（哈哈！）于是子路放下兵器扶帽子，结果被人家乘机剁成了肉泥。唉，他就这样活活被他老师给“害”死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为子路的死而伤痛欲绝的孔子天天做恶梦。一天夜里，恶梦做得没完没了，不等天明，他就挣扎着爬了起来，拄着手杖在门口站着。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博士但却下海经商发了大财的“子贡”来看望他。孔子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吟道：“巍峨的泰山啊，快要崩倒了；粗壮的梁柱啊，快要折断了；一代哲人啊——也要像草木一样地枯萎了。”子贡把他扶进屋里，安置在床上后，孔子对子贡说：“我梦见在一个很大的厅堂里，放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我。通常，夏代人的棺材停在堂东台阶上，周代人的棺材停在堂西西阶上，商代人的棺材停在两个柱子中间。而我呢？是在两个柱子之间。我是商人之后（祖籍宋国，商的遗民国），如今和自己的祖宗躺在一起，怕要跟他们去了——我大概活不多久了。”孔子的病势日重一日，他的孙子和弟子们侍奉了七天之后，孔子悄悄地离开人世。
潇水曰：孔子的学说，有它产生的理由和价值，但是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他追求既有秩序万年不倒（这是他的中心思想），并且提倡用“礼”和“仁”两个手段（基本点）来实现之。他把这两个基本点塞在一本叫做《论语》的书里，用于指导和训练中国人。于是人们必须尊尊、亲亲、拱服在君父天地前面。这就造成了个人意识的丧失。
经过儒家思想的训练，个人的尊严与体面、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追求（所谓“人欲”，需要被“灭”掉的），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概念，在中国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里，就根本找不到了。
能找到的，只是一个貌似的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代价却是扼杀了个体意识。总之，个体被泯灭在秩序中，再也产不出王晓波所说的那种“特立独行的猪”了。说严重一点，就是“人”不被当作人，“人”的个体权利也没有了。“特立独行的猪”因为会破坏既有秩序，因此必须用火枪杀掉。
西方和东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大约也在这里。西方重个体，东方重关系秩序。
重个体、鼓励个人追求自我价值和实现个人欲望，就推动技术进步和物质的丰富，个体的新思想和新能力，更推动社会进步。重关系秩序，就可能陷于凝滞不前，只是保住了孔子的“既有秩序”罢了，还联带牺牲了个体意识。
如今，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孙还活着，是个小年轻，出生于美国，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他放弃了做孔子七十六代孙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而宁愿勇闯台湾歌坛，被包装成“滚石新人”，这就是穿着肥大牛仔裤的孔令奇。
这个会唱“为什么你看到我就走，为什么那么害羞，那么秘密，那么摸不透，不应该哈过头，你干嘛都不理我。Hey girl, looking over here。”的Rap歌星，就颇接近一种“特立独行”，至少唱的歌词都属于非礼勿听的范畴。什么“我变得懒惰，又特别脆弱，把所有的镜子都踩破，连你都一起搞坏，把自己逼到跳海，我居然开始吃起青菜，为什么非要等到分开”。
如果伟大的孔子（研究起古典音乐美得三月不知肉味）有机会听到伟大的贤孙如此另类高妙的邪门小调，他老人家一定被气得在坟墓里要再死一次，直拿自己的“花岗岩脑袋去使劲撞墙的”（文革语）。
但我不认为这是坏事。
孔子的学说，旨在维护既有统治和方式秩序，于是要求人们失掉自我意识和个体尊严，以顺应那秩序。但这些我们失掉的东西——自我意识和个体尊严，在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这里，又戏剧化地活生生地复苏和回归了。当然，这和小孔不是从小长在儒家文化的国度里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好事情：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实现，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维护等级秩序，泯灭个人”）的最大革命，也必将是推动未来社会、文明力量勃发的根本动力。
(三)
孔子在思想界有三大对手：老子、韩非子、墨子。这里我们只说说墨子。
墨子是个喜欢跟人争吵的人。墨子对保皇的孔子、消极的老子以及法家思想，都极力口诛笔伐，不停地大骂。
墨子“尚同”，主张没有等级，反对孔子的极力维护旧有等级。他说，我们工人虽然出身不高（墨子是工人出身），但一样也有贤人，应该让这样的贤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组成联合政府，让贤人参政议政，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否定了孔子的血统观和国君一族至高无上观。
为了能让布衣贤人参政，墨子不惜伪造了古史，编造出尧舜禅让的故事，以兜售自己的“尚贤”主义，从而打破当时的家族血统论和既有等级秩序。
那么，布衣参政以后，要把国家建设成什么样呢？他反对孔子的“既有等级秩序万年不倒”（孔子强调爱有等差、尊卑有序）。墨子则把其最高纲领凝结为两个字“尚同”，就是：没有等级差异，爱无等差。进而引申成了人人相爱，没有战争，没有剥削，在这种大同社会里，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别人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这也许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墨子是中国古代的马克思。
墨子批完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又狠狠批判了孔子用以支持其中心思想的手段：那一套礼，斥责孔子的礼乐奢侈而无用。孔子要求厚葬，守丧三年，期间什么都不能干，墨子骂这种礼仪是对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从而使得孔子无法借助礼仪来维持既有的森严等级和统治秩序。为了反对奢侈的礼仪，墨子遂提倡艰苦朴素、刻苦自砺，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饭，穿破衣破裳，背着行李光脚走路，拒绝打出租车。他吃饭用的是最难看的陶碗，碗里没肉，都是藜藿（当时的蔬菜，大约是蒿子杆），而且食求无饱。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不穿丝绸，穿葛衣鹿裘，粗衣草鞋，日夜劳作不休，总之，向丐帮的“污衣派”看齐就是了。他还杜绝六情五欲，好吃的不要，好闻的不要，好看的不要，好摸的更不要，不许听音乐，反对礼仪，反对形形色色的奢侈，进而反对艺术（因为艺术往往也是奢侈的，雕刻、建筑、芭蕾舞、美术、煎炙烹调、青铜器、玉器、高台华榭，这都是奢侈的！）。
总之，墨子就是反对富人享乐，反对大家族垄断政府，反对等级差异。
墨子还积极实践，组织了一个武士团体，去实现他朝思暮想的尚同（空想共产主义）。团体首领时称“钜子”（钜子这个词现在还在用，商界钜子。）中国古代第一个教会出现了，教父就是“钜子”墨子，对徒众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对干犯教规者，一道惩戒的命令下去，分散全国的追随者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全社会都不听音乐，没有等级差别，天下大同，兼爱非攻。于是，这帮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是帮人做好事，类似王朔的“三T公司”，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以体现墨子爱无等差的观点，反对孔子维护的等级社会。
鲁班
于是这帮被称为“热腹”的家伙开始闯荡江湖，到诸侯列国去做官，积极宣导墨子主义，身体力行，参与时事，成为各国一股不小的在野势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他们终于离墨子的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远，而变成了游侠帮派。一旦诸侯与卿相之间闹矛盾，互相打起来了，钜子就出现了，帮助其中某一方打击另一方，以效忠恩主、不畏生死为己任，号称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如赴汤蹈刃，死不旋踵。“墨”变成了“侠”，这种侠士风格一度风行战国时期。
终于到了汉朝的时候，国家统一了，墨家的这种准军事化组织不利于社会安定，被依法取缔。墨家的党徒只好奉旨参军，或者回家务农，老死于窗下。墨家终于销湮（念因）于历史，侠士变成历史的绝唱。
鲁班和墨子是同一时期的。鲁班是木匠，发明了刨子、锯子、直角尺、墨斗。鲁班刨木头的时候，让他老婆用腰杆顶着木头。他老婆很不愉快，日子久了，鲁班就发明了一个带木橛的木凳，替老婆倚木头，这个东西现在的民间师傅还在用，叫“班妻”。鲁班的老妈也参与到发明的行列中来，她在干家务的同时，老是替鲁班捏着墨斗另一头的墨线，也很讨厌，于是做了一个小钩子，固定在木料的一端，鲁班从另一端绷紧墨线，一弹，就可以划线了。所以这个小钩子叫“班母”。
当然，鲁班还为楚国制造攻城云梯，和平主义者墨子前去与他斗法，挫败了楚国的战争阴谋，这是被写进我们中学课本了的。鲁班斗败以后，气不过，又做了一个木头的小鸟，里边装上永动机，使这个小鸟在空中连续飞翔三天三夜不停息。墨子就赶紧去车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削五寸之木，做了一个轴承，竟可以承载六百斤重压，然后他教育鲁班说：“你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无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吗！所以你的飞鸟是奇技淫巧，光给富人家看着玩的，全然没有我的车轴有用！我的车轴是帮助劳动人民干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墨子最反对等级和奢侈了，批判了鲁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鲁班很快被说服了，接受教育，从而放弃了对古代飞机的深入研究，改按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创造了，于是创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就是现在倒霉的驴子蒙着眼睛围着绕得那个东西。
下面说说晚期墨家：
墨子的门徒们一贯喜欢跟别人打架斗嘴，以维护老师的学说。出于辩论的需要，他们顺便还还研究了自然科学，于是他们成为了科学家。这些墨家的高材生们在全世界最早认识了光是直线传播的，记述了物体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镜成像等等实验。这些墨家高徒们还认识到浮力、惯性、重力，以及力的性质、力的平衡，给出了力的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与现代物理所谓“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正好符合！
墨家的博士生们在《墨子》一书中所阐述的有关时间、空间、静止、运动等概念，与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暗合，他们还有轮轴和斜面的应用力学，并且比希腊的阿基米德早一百年研究了杠杆理论。墨子本人对战争攻防也有研究，善于防守（所以说“墨守成规”），曾经跟鲁班比赛攻防模拟演习。《墨子》书中说，当敌人挖隧道进攻城池的时候，我利用风箱把在炉子里燃烧的芥末气体打入敌军隧道，熏死敌人。这是古代的芥子气。
(四)
在鲁国，“三桓”的家族在兴起，国君的家族在衰败。这是孔子时代的事情。
但是，一个家族想在一国政治中永远生存、永远主导是不可能的。“三桓”家族，把国君欺负得够戗，牛气了一阵子之后，但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下坡路。譬如“三桓”之中的季孙氏，就差点被一个新兴的阳虎家族，取代了。（齐国也是如此，在春秋早期，管仲、鲍叔牙原本是普通布衣商人，他俩从政受宠之后，开启了“管氏”、“鲍氏”两个新兴大家族，两个家族盘踞在政坛上，世代为官。传了若干年之后，又被更新的田氏家族所灭绝。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若干大家族的兴衰变化史。）
阳虎是藏于“三桓”家族内部的大克星、大祸害。他和孔子是同一时期的人。
阳虎本是季孙氏的一介家臣，作为一个家臣，他是如何发迹成精的，不为人知。阳虎出身不高，只相当于王熙凤，是个能人，泼辣厉害，却不过是贾府里的总管家而已。可是你不要小看管家，当这个家族开始老朽坏败，子孙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混在脂粉堆里吟诗做赋、吸食鸦片时，这个管家就足以一手遮天了。
季氏老东家“季平子”一死，管家阳虎就把少东家“季桓子”（就是跑到城门去看齐国美女演唱团的那位爷）给软禁起来，自己掌权。并且利用季氏的力量（封地和武装）逐渐主宰了整个鲁国。
阳虎为人勇猛、果决而又从容不迫，有野心也有才干，他主宰鲁国政事的三年，给文质彬彬的鲁国带来了虎虎生气：鲁国一改忍耐退缩的国策，在打退了齐国进犯的基础上，甚至北上进攻齐国（虽然结局相当于猫去进攻狗）。在攻打齐国时，危急关头鲁军实在不行了，阳虎想出个办法，假装没看见冉猛，故意说：“要是冉猛在，必败齐人。”冉猛听了，哇哇暴叫，猛扑敌阵（呵呵，阳虎此举有曹阿瞒之风啊）。
阳虎常常遗憾他的出身，以他的智商，应该比那些大家族的公子干出一番更了不起的事业，把他控制着的鲁国建设的更好。但是“三桓”家族作为国内割据势力，是个鲁国发展的绊脚石，于是他谋划着除掉这三个掌门人，以便独揽政府大权，并如他所宣称的，还政于鲁定公。这一点上，他和孔子想法一至，甚至他还请孔子出山来帮他，并且说出了“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一句极富哲理和忧情美感的话。但是孔子的崇君是用文的，阳虎是用武的来。阳虎走的是极端，孔子走的是“中庸”。孔子跟他手段不同，没有谈拢。阳虎找了孔子两次，最终孔子谢绝了他。阳虎于是自己单打独斗，他把手中软禁着的季桓子偷偷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然后逐个解决三桓。但是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发生意外，季桓子好说歹说，把给他开车的驾驶员说得反水了，拉着他逃跑。阳虎的帮众去追击，射箭不中，季桓子逃进孟孙氏大院。孟孙赶紧闭门，与外面的“阳虎帮”展开激战，并从门缝中射死阳虎之弟。
阳虎临危不乱，掉过头，劫持了鲁定公（有头脑，当年范宣子也是如此），然后再次攻打孟孙氏。不料孟孙氏一番奋战，打散了“阳虎帮”。阳虎灭三桓的计划进展受挫。但阳虎临危不乱，他脱掉皮甲，不慌不忙地睡在大街上休息，让别人做饭。饭后，他退至泰山脚下的阳关大本营，准备跟三桓打持久战。
阳虎，一个单身匹马的人和一整个庞大沉重的大家族集团对抗，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到底能走多远呢？答案是，没多远。几个月后，“三桓”大家族的部队进攻阳关，把阳虎围了三匝。混战之中，阳虎几乎要举剑自裁，守大门的搭救了他，放阳虎出城。阳虎一出去，反手就给了守门人一剑，气得后者哇哇大叫：我白救你了。
可是，当“三桓”盘查到底是谁放走了阳虎的时候，守门人因为受伤而被免于询问，甚至受了奖赏，这才明白过来，分外感谢阳虎这一剑。阳虎之智慧，常如此。
阳虎向北逃跑，亡奔至齐，齐景公一向很佩服阳虎，准备帮助他发兵击鲁，却最终被属下劝阻。结果，齐景公反把阳虎当做黑社会老大囚禁起来。但阳虎竟然连续两次获得逃脱。具体逃脱办法是这样的，他让自己的“帮众”把左近所有马车车轴全部刻断，用麻绳暂时缠好。阳虎次日在被押送途中猝然跳车飞逃，齐人追赶，车轴却全部折断。阳虎之脱逃，仿佛一个多智的“飞贼”。
阳虎逃到中原“巴尔干”地区，所到之处，一闻阳虎的“恶名”，谁都不敢留他，最后逃到晋国，在赵氏那里，赵简子力排众议，录用了他。
阳虎勇猛过人，智谋百出，他为赵简子效力，立功于赵家，使得赵家“几至于霸也”。 赵家是新兴家族，开放的机制最终容纳了阳虎这样桀骜不驯的能人（类似从国企去了深圳）。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机制，才保证赵家未来的崛起。
其实，阳虎以一介家臣发迹，并无强大的宗族势力做依托，却能问鼎鲁政，在鲁国政坛纵横驰骋三年之久，显示了一介布衣要求参政议政的强烈愿望。然而，在那个以血统论高低，几大家族与国君一族承包政府一切政府肥缺的“贵族政治”社会，阳虎地位的合法性岂能得到承认。然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胸怀大志之士，崛起于低微，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要展示自己的身手才华。一种大的变动，正在潜滋暗长。只是“布衣从政”这一“理想国”的来临，还要等到战国时代。
阳虎先生二三事：
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阳虎和赵简子闲聊。阳虎不无伤感地说：“臣在鲁国，培养了三个人（树三人），这哥仨都当到了令尹这样的大官。可是，等到我出事倒霉的时候，他们三个都带头搜捕我。后来我去了齐国，荐举了三个人：一个当了齐景公的跟班，一个当了县令，一个成了军官。可是，等我得罪的时候，这三个人都不搭救：跟班挡着不让我去找国君说理求情，那个县令反倒还一度捆了我。我逃脱以后，军官则一直把我苦苦追赶到边境才罢休。看来，我阳虎真是非常不善于‘树人’（培养人）啊！”
赵简子听后说，哈哈大笑，笑得俯下身去：“君子培养人才，一定要事先选择对象，是跟自己一条心的，然后再精心培养才对。栽培人，就像种树。种的是橘子柚子，则收获甘甜；种的是荆棘，最后自己挨扎。”
这个故事该怎么看待呢？古往今来的读者，无不推崇赵简子而嗤笑阳虎。其实非也，这是误读了韩非子的原意。
韩非子是赞同阳虎的，而鄙薄赵简子。赵简子惟独栽培对自己私家势力扩张有益的犬马。而阳虎推荐和栽培的人才，最后都不附阳虎私人为党，而专为国家效力。他们不是围绕在推荐者（阳虎）的身边结党，以谋小团体私利，而是效力于国家君主，甚至奉国君的命令来追拿阳虎，实在是公而无私！作到这样的推荐效果（所荐之人奉公而不营报私恩），古来并无几人！
真正的“树人”——为国家育人，应当向阳虎这样。今夕之士大夫不可不察也。
你真正为国家做的贡献，不是培养了几个忠于自己的人，而是培养了几个忠于国家的人。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样。一个企业副总对企业的贡献，不是培养了自己几个私党，而是为企业培养了几个人。
在《韩非子》接下来的一段里，韩非子也表扬了赵武。就是那个赵氏孤儿。赵武推荐的人，合计四十六个。等到赵武死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成长为：“各就宾位，并无私德”——他们各司其职，互相不联络感情，互相不结党成帮。
接着，韩非子又表扬了“解狐”。解狐推荐了一个自己的仇人去做官，仇人连忙跑来感谢。解狐引弓而射之，说我推荐你，是看你能胜任该公事，并不是意味着要释去私怨而与你结好。
阳虎、赵武、解狐，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和他们所荐举的人之间，没有结成私党帮派，皆公而不私。三人可谓善“树人”的最高典范，故相继列在《韩非子》一书中，连贯“遭到”表扬。。其中阳虎所“树”者，功最大。而所“树”者与阳虎之间，其不以私恩害公义，事迹也最冲突可贵！
（这里说到的“树人”俩个字，又使我想到我所推崇的周树人大先生了！谨以此处对“树人”两字境界的玩味，聊示对周大先生的记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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