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青铜时代的鳄鱼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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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大魏文侯(425B.C.—380B.C.)

 

  (一)

  赵无恤死后,其接班人自作聪明,干了一件大蠢事,把办公地点从山西中部的晋阳,向东南四百里,移到河北省南部邯郸,离河南省中原很近了。这种不怀好意的迁徙,目的一目了然:去中原争夺人口和城市(就像钓鱼的人想坐得离池塘更近点儿)。事实证明,南迁邯郸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失误,坐在中原北门外的赵人,很快遭遇了苦恼的日子。赵的南下中原军事行动,屡次遭到南边魏家的猛烈抵制,赵人屡次败北,邯郸甚至被魏人攻破,一百年抬不起头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赵武灵王出世,把战略修正回北向发展的老路,在山西、河北北部拓地千里,赵方大振,这是后话不提。

  魏的地盘在山西省南部以及部分中原河南地区,当赵氏南下(赵氏在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赵首邑南迁邯郸,贴近中原,魏家掌门人“魏斯”立刻警觉起来,计划去赵人的后腰里放一只刺猬——那就是抢占邯郸背后(以北)的中山国(河北省中部),以牵制赵人的南下中原,一并也是壮大魏氏的地盘。

  魏斯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乐羊”先生。乐羊是一介布衣,在社会上混出了名,魏家族的要臣“翟璜”听说他了,就推荐给魏斯,说他真能打仗。魏斯就任命为远伐中山的主将。

  中山国在邯郸以北三百里,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国,它是白狄的一支(叫鲜虞)建立的。白狄不是白种人,只不过他们打着白色的旗子。白狄的鲜虞人,筑有一些小的城邑接连在河北中部保定、定州、石家庄一带,号称中山国。当初赵简子就是进攻中山国时候遇上了中山狼。

  公元前408年起,乐羊发挥锲而不舍的战斗精神,拔下中山国一座座坚城深池,却钝精挫锐于中山都城之下,无论怎样实施强攻,却只是徒然增加伤亡。他只好围城敝敌,消耗中山人。

  乐羊打破了智伯“水淹晋阳”围城一年的记录——把中山围了三年之久。到了第三年头上,当魏家士兵坐在帐篷里吃后方送来的军用罐头时,城里的中山人则开始吃人。中山人恼怒的很,因为他们想起了乐羊的儿子,现在正在中山发展。我们给你发着工资,你老子居然来打我们。干脆,把乐羊的儿子揪出来吃了。乐羊的儿子被绑在城头,中山人比比划划指示着他身上的肉,我要这块儿眼肉,给我来那块儿里脊肉。大厨师开始给他洗澡。

  “乐羊——,你看见了吗?认识吧!长得挺像你的哎,快撤兵吧——,儿子重要还是打仗重要阿——”

  乐羊感到眩晕,松软,象一块被军士们扔掉的擦车布。乐羊知道,作为一介布衣而被推荐到魏氏家族驾下,花费魏家三年的物力,又丢下战场将士的骸骨,如果打不下中山城来,徇私而返,不但前途没了,连推荐他的人“翟璜”也要负“随坐”责任。

  寒风漫不经心地掠过已经没有多少生气的中山城。乐羊的儿子,终于像无人招领的失物,被中山人自行处理了,肉放进大鼎里沸煮(也许是活着的时候就放进去)。把乐羊儿子的肉脱了骨头,再投入盐巴和辣酱以及酸梅、生姜、醋汁、鸡蛋清、干菜、桂粉、醴酒(念里酒),加糖揉匀,文火闷炖,最后收汁儿捞出。一大罐子嫩爽滑颤,赏心悦目的乐羊儿子的肉羹就出来了。它肥润适口,咸鲜满鼻,极度富于美感。

  肉羹,是夏商周人们的主要作肉方式,如果是给祖先吃的则不加任何调料,叫大羹。大羹不和,全靠自然本色,温和文雅,看似没有味道却饱含万种味道,体现着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绝顶功夫,这是治理国家和写作文章的最高境界。

  乐羊儿子羹

  中山人盛了一大勺“乐羊儿子羹”,放在木胎的漆器杯子里,用厚皮子裹着,下城送到乐羊的营垒里,献给乐羊趁热吃。乐羊举起这杯肉,外面正下着连绵阴悒的雪,乐羊子多么怀念当初的日子啊:当初自己跟老婆孩子住在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邑,岁末的时节,孩子骑着竹马,一家人吃节庆的猪肉,喝年底的薄酒。唉,往事已矣,世事变迁,老婆不知在哪里,孩子现在却在杯子里。唉,“悔叫夫君觅功名”了,弄得儿子都搭进去了。乐羊坐在帐幕前,攥着杯子腿,举起来,伸脖把乖孩子的肉汤,啜饮一空。(当时的杯子跟现在功能不同,是装饭和菜的,体积比现在的酒杯大多了。杯子下面带木柄,像一个火炬,或者更准确点,像火炬冰激凌。总之,就是下面带柄的碗。现在“世界杯”的奖杯,样子倒跟它差不多)。乐羊吃完“火炬冰激凌”,空杯子还给中山使者,拿回中山城交差。

  这个胆气十足的举动,征服了魏营之中所有疲敝已极的军士,人们再信任了主帅的同时,又燃起了对敌人的仇视。大家鼓足余勇,哀兵求胜,犯冒锋镝而不顾,潮起潮落,云卷云舒,一举夺下中山城,时间是公元前406年。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因灭中山国功大,乐羊被魏斯赏爵赐金,封在中山地区的灵寿,子孙居住在那里,实现了一介布衣的英雄主义价值。并且他的后代中又出来一个有名的乐毅。

  (二)

  乐羊出身低微,他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沾沾自喜,见人就吹,大家对乐羊又嫉妒又讨厌,有人干脆把他比作坏蛋“易牙”。易牙煮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臭名昭着。乐羊敢吃自己的儿子,也敢吃魏斯您的儿子啊。(“一片吃得,自然整个也吃得。”——《狂人日记》鲁迅语。这是中国人的逻辑啊)。

  乐羊还不知道这些事呢,每天扬扬自得。于是,魏斯(魏家掌门人)搬出两筐简册,请乐羊过目。一看,都是乐羊在外三年攻中山不下,魏家家臣纷纷上书骂乐羊该死、乐羊拥兵自重、乐羊投敌、乐羊吃儿子的信,请求魏斯招回乐羊处分。

  乐羊看完简册,汗流浃背,赶紧小跑几步,长拜于庭中,说:“下臣攻克中山,全是主君您的大功大德啊。别说这两筐奏章,就是一寸的简板,您如果听信了,也足以要我的命啊。若不是您鼎立支持我,当初驳回众家意见,我今日怎能立功而返。”从此乐羊不敢自矜,事奉魏家不敢怠慢。

  这位魏家掌门人魏斯非常了得。如果说赵无恤(赵家的)是进入战国时代第一位鳄鱼,那魏斯(魏家的)就是第二位鳄鱼。魏斯的祖先是晋献公的保镖,因功被封在魏地(陕州芮城县北),得姓魏。后来有出过名人魏仇(追随重耳流浪的九袋长老)、魏绛(和戎有功)、魏舒(魏舒方阵)。

  魏斯是雄才大略之主,晓得招徕人材。每次经过本地大贤“段干木”所居住的胡同,他一定要凭轼而立,由此得誉于诸侯,人才都来投奔他。被魏斯擢用的人才,有攻打中山国的乐羊,也有治邺的西门豹大官人,我们说说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是魏斯手下的一个牛人,受魏斯派遣,一路踏着公元前五世纪末的夕阳,在一个具体说不准的日期,来到荒凉萧瑟的小城——邺城,当县长。

  邺城以北有条河,叫漳河(位于今河南河北省交界,据说曹操的坟就埋在漳河下面),古时候漳河一贯比较暴躁,据说是它的河伯长期得不到性生活满足,所以爱泛滥。只有漂亮的年轻姑娘才能安慰他,否则就要发大水。邺城为了免于洪水,就要给河伯娶亲,扔大姑娘进河里去。这事由“三老”来负责干。

  “三老”不是三个老头子,而是类似乡长的官职。作为有头脸的基层干部(副科级),“三老”少不了调停民事纠纷,负责教化,以及收税。当时农民田里打的粮食,十分之一要上缴国家(就像现在上班族要上缴百分之二十的个人所得税);农民的宅居地(住宅附近用于种菜养鸡的那片小地)归个家所有,但要上缴户税,主要用于养兵。邺县的三老富于想象力,除了收这些户税和粮食,还给一个虚拟的债主敛钱,那就是河伯先生。河伯先生每年娶媳妇,农民各家都要交份子钱。三老说,这是县里的政策。

  县里哪有这个政策啊?没有的话可以伪造呀。“廷掾”(念院)是县令的助手,他编造了一个国家并无规定的“河伯结婚税”(属于巧立名目,借机敛财),让基层的三老拿着这个“政策”,下去乱摊派。

  等三老把税钱收上来,大家立刻坐在地上分赃。一堆堆的钱,都是青铜铲币,像一寸大的小铲子,归了三老与廷掾的腰包。

  不过,既然收了税,怎么也得象征地干点活啊。于是,分剩下的赃款,留给河伯找媳妇用,毕竟这是借了他老人家的名义啊。于是“何仙姑”就出来了。她受河伯之托经常在民家行走,遇上模样打眼的,就恨得不行,立刻拿公款把这漂亮MM聘了去。天天给她洗澡,吃牛肉,喝酒,连吃十几天,养白胖了准备送给河伯去。到时候让这美少女坐在床上,吹吹打打地,实行漳河第一飘:“走喽——。”

  一开始,床还能在漳河上漂着,漂出好几里,被涡流掀翻。美少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水里,听见四周一片死寂。迎亲的鱼儿用水织成网,把她哭叫的声音一网一网地打尽,最后只剩下一个气泡,和美丽的轻微波纹。

  老百姓受不了这种选美的折磨,很多女孩到了十岁以上就不再洗脸了——邺城地区的肥皂销量因此只有别处的一半。凡是觉得闺女还可看的人家都争相逃蹿,于是乡邑为之一空。废弃的一架架屋子成了野猫和蜘蛛的乐园,鬼影憧憧,乌烟瘴气,邺县好象妖魔霸占之下的狮驼国。

  新任县长西门豹深深感受到,破除落后迷信活动和揭批徇私舞弊行为,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一天,又是河伯娶亲的大喜日子。碧空万里无云,地方上的巧取豪夺者,怀着激动的心情,在围观群众簇拥下,道貌岸然地来到漳河岸边。时间还早,河伯先生还没起床,漳河水面茫茫杳杳,没有迎亲的虾兵蟹将。

  何仙姑也来了,七十多岁,神色倨傲,身后跟着穿戴华丽的十个女弟子。邺县新任县令西门豹对她说:“请把河伯的娘子唤出来吧,看看好不好看。”

  何仙姑撩开河边红红绿绿的帷帐,把那个穷人家的小妹妹掏出来了,正是破瓜年纪。青纯幼稚的小姑娘梳作了花样别致的盘发,别上绿色玉石的钗笄(念基),纤瘦未成熟的身材裹在宽大的礼服里,略不自然。在大家好奇的目光注视之下,她摆动着自己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以及左左右右和里里外外,脸色开始发羞。她的大衣服肘上,还停着一只河边的蚱蜢,瞪着疑惑的复眼。西门豹说:“窈窕淑女,河伯好逑。可是这个女孩儿不够窈窕,河伯会讨厌的。麻烦您老人家下去一趟,报告给河伯,说过两天找到更好的再送去。好不好?来呀,把大巫妪(念域)扔到水里去。”

  走卒赶紧上来,抱起何仙姑,往水里扔。“扔远点儿啊——,省她走太多路。”西门豹操心地嘱咐。何仙姑一时醒悟不过来,七十多岁了,又是老处女,被男人一抱,完全蒙了,忘记了挣扎。她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象一条大醉不醒的巨鱼,滚动着无数的鳞片,她来不及总结自己罪恶的一生,就一头被吸了进去。

  西门豹在岸上抓耳挠腮等待了有好一会儿,看看手表,没有耐心了,焦急地对左右官吏说:“大巫妪好慢呀,走太慢。还不回来呀。叫她女弟子下去迎迎喽。”如狼似虎的当差闻命,抓起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弟子,把挣扎叫唤着的她拖下了水,象青蛙捕到了一只蝴蝶。

  “不要呀不要呀,我不会水啊!”

  好一会过后,西门豹说:“唉呀,真慢啊,还是没有人回来。看看谁再去迎迎——”于是,又有两个女弟子被发射到水里去了(河伯这回算高兴了!,一气娶了仨)。

  旁边的三老不敢抬头,哆嗦着象一片树叶。西门豹说:“你太激动了,不要激动嘛。我明白了,大巫妪是女子,女子不能白事(汇报工作)。还是请三老下去白事吧!”三老缩在地上,双手抓泥,不要呀,不要呀,不要白事的呀,我不认识河伯的啊。他伸手去抓草,草们灵巧地躲开了。草们一躲开,挨抓的就轮到他了。当差的左牵右拽,把他拖入水里——由于身子吃得肥,所以漂了半天都下不去。但是,水里的人都想念他啊,他也就随波逐流了。旁边的廷掾和地方上的头面,无不惊恐,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西门豹回头问:“大巫妪和三老,都不回来了,奈何?”这帮人赶紧跪下,叩头哀求,流血满地,惨白的脸色象水桶里的月亮。

  西门豹累了,倒背双手,弯腰瞅着河面许久,说:“再等等看。”大伙继续发着抖等,等到快尿裙子的时候了,西门豹才说:“今天等不到了,我们只好先回去吧。河伯留客人的时间也太长了点嘛。”西门豹很苦闷地带着大伙离开了,一边走,一边不解地摇着头,充满了冷静的幽默。

  漳水河边的戏剧收场了,西门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整个过程不说破一个字,乔模乔样,让人忍俊不禁。从此,邺县上下再没人敢说给河伯娶妻的。

  西门豹心硬手快,不怒自威,有法家色彩,把三老、大巫妪一杀,形势扭转得立竿见影,于是遭到后代腐儒的诋毁,说他没有以思想教育为主,不教而诛,是不仁啊。这事如果交给儒家的人去办,肯定是很仁的,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大会小会地开:“反腐倡廉咧,加大整治力度咧,狠抓狠落实咧,加强干部自身修养咧,对关键责任人一经发现就一查到底咧。”来回唱八股文而已,拿不出有效办法,只是三令五申,磨磨蹭蹭地放空炮。这倒符合儒家的仁政了(没有把人扔进河里淹死),不过,对腐坏势力的仁就是对全体社会的大不仁。

  河神是指望不上了,为了邺地风调雨顺,西门豹打算修水渠十二条,引漳河水灌溉农田。但是邺地老百姓真不争气(腐败就是滋生于不争气的土壤的),西门豹号召他们修渠,他们却不肯出门,捏着铲子惜力,嗔怪麻烦。西门豹大怒,拍案子怒斥:“都他妈给我出去挖渠!你们现在恨死了我,但是一百年后,会记得我的。”西门豹是个强势的领导,也确实脾气火爆,所以他平时用柔软的熟牛皮作腰带,提醒自己松弛一下。

  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被西门豹轰出来乖乖地铲土。这些水利工程果然发挥了很大效能,邺地粮食产量每亩增加到一钟(约合现在120斤,跟一名大学生的体重差不多。不过当时一亩只合现在三分之一亩)。

  水渠的水,是通过“桔槔”灌溉到农田里的。桔槔的样子像一个天平,一头放水桶,一头挂石头,水桶从水渠里取水,牵着石头,使天平臂进行仰俯调整,再水平旋转,就可以运水了,很有意思,这是战国时期的发明。

  老百姓喜欢死西门豹主修的水渠了,一直用了一千多年。汉朝时期修筑弛道,上边来了人,要求水渠改道,给驰道让路。邺地老百姓纷纷不让,说这是西门大官人留下的,不许动。老百姓纷纷卧在水渠上,脱光衣服抗议,最后,政府只好放弃,把驰道转弯。

  西门豹治邺,名闻天下,泽流后世,堪称模范官僚。至今当地有西门庆祠堂(对不起,西门豹祠堂),是祭奠他的地方,向死后的他供应伙食。这个祠堂并且成为大伙求雨的地方(西门豹成了新的河伯)。有一次求雨不灵,一气之下人们拆了此祠堂(邺地人脾气真大啊!)。不过现在仍有西门豹祠堂,可供瞻仰。2400年过去,西门豹盛名如新,真古之贤大夫也。

  潇水曰:我曾驱车经过河南河北交界的漳河,古来狂暴的漳河水,现在已经狂不起来了,因为受环境破坏和干旱少雨的影响几乎断流了。由于漳河水瘦,两岸用水矛盾就非常突出。最近新闻报道,沿河两岸为了争夺水源经常发生械斗,并引发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据说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对漳河水事纠纷做出重要批示。呵呵,邺地的老百姓确实不好治啊——河北人就是慷慨悲歌,脾气大啊(因为受北方胡人影响多)。

  (三)

  魏斯(魏氏的掌门人),和赵氏、韩氏一样,为了能够三分晋国而拼命招徕人材、尊礼贤士。除了乐羊、西门豹,不久,又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很会打仗的年轻人,也来投奔魏斯。他留着一撇薄薄的胡子,带着毕业证书和名策,从遥远的齐鲁,来到了山西的安邑(魏氏首邑)。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吴起。

  吴起,性别男,政治面貌布衣,家住山东定陶,据说是宇宙的中心,天下的中点。既然是中点,那就是倒爷聚集的地方,当年大款“陶朱公”范蠡也就在这里发财。吴起的爹也是个倒爷,家里存款达到千两黄金。但是商人没有地位。吴起的爹指望吴起将来能有份象样的工作,能出入高级夜总会,开着公家的小车,搂着小蜜,白天开开会喝喝茶,有身份还不辛苦——商人发财了,就想着能当官。于是他拿出存款,到处托关系,求人推荐吴起去当官,以光大门庭。可是家财散尽,依旧找不到“人上人”的工作。想换掉身上这件布衣,真是不容易啊。

  (注:所谓布衣,不是棉花做的衣服,那时候棉花还没有引进中国,布衣多是麻布的,而且不经染色。老百姓只能传布衣。有身份的人,比如世家大族的,当官的,则穿丝衣。脱下布衣,穿上彩色的丝绸衣服像一只花蝴蝶,到处乱飞,这是当时每一个布衣的梦想。)

  虽然衣服没有换成带绣花的,吴起却娶到一个老婆。这个可怜的女人给吴起织一块布,织完了一量,比政府规定的窄。于是吴起让她拆了重织。(大约当时的布和钱币一样,可以作为交易凭证来流通,如果织布织得尺寸不够,会扰乱货币市场)。

  妻子点头答应,从新织布。织完再一量,还是不达标。吴起大怒,怎么跟政府的还不一样,到底守不守法。妻子赶紧解释:“经线固定好了,你叫改的时候已经没法改了。”

  “没法改,你干吗还答应?”吴起不能原谅妻子的欺骗行为,拿出结婚证,还给妻子说,“咱们离婚吧。”

  啊?说离就离呀?妻子赶紧请自己的兄长出面求情,她兄长却回答说:“吴起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法家的信徒,法无私情。法家就是这样,不分贵贱亲疏,一律断于法。包括把法在最亲近的人身上实行,然后再推广。所以,你不要再想着给他当老婆了。”

  老婆没有了以后,这个年轻人吴起陷入了苦闷、踌躇和轻微的落魄,不过他也不需要老婆,只想干一番事业。一般想干事业的人的特点就是:早上不叠被,爬起来就出去奔走,一整天在外边求师结友,晚上半夜才空着手回来。终于吴起遇上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吴起说:“朋友,我家里没有老婆吵,你晚上来我家吃饭,一起谈事业吧。”结果这哥们晚上爽约了,没来谈事业。吴起竟坚持等了一夜,不动饭菜,直到次日天明,专去把朋友请来,才一起进餐谈事业。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

  吴起混了很长时间,终于悟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空有满腹才华,但没有文凭是万万不行的。吴起想读书,首选就是去礼仪之邦的鲁国(鲁国一直是教育出口,比如子夏到山西当教授,招生讲学。魏斯、李悝都是他的学生)。

  临行,吴起发了狠,用牙齿咬破自己的手臂,向其母发誓:“我——吴起,如果不能成就事业,立身卿相,决不回卫国来。”于是吴起东行三百里,跋涉到鲁国的曲阜。他听说着名教育家孔子的徒孙——“曾申”先生正在招收新一届学员,根据广告上说:“曾子书院——火车站向西100米,车站有人接,包吃包住,招收儒家高级班,循环教学,中间不清场,学不会下一期学费免交。”

  吴起觉得比较合算,就花钱投到曾申门下读书。

  这位曾申也不是俗人,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带街上玩。他小啊,不懂事,就哭闹。他爸爸说:“孩子不要闹,回家杀猪给你看着玩儿。”

  回家来,曾爸爸卷起袖子就磨匕首。曾妈妈说:“开玩笑阿你!你跟孩子开玩笑也当真啊!我这可爱的猪,还没发育成熟呢,你就要杀啊!”

  曾爸爸说:“小孩儿是不可以跟他开玩笑的。”说完就一棍子把猪撩倒,一刀捅了。小孩儿曾申在旁边看着,拍着手叫。

  呵呵,这个曾爸爸讲求信义,跟吴起一样,也是从身边家人那里实行自己的主张。

  潇水曰:曾爸爸还主张孝道,曾妈妈给曾爸爸的老妈蒸梨子没有蒸熟,曾老妈妈吃了可能拉了肚子,于是曾爸爸气坏了,就把曾妈妈休了,因为老婆不孝!这也是儒家经典里的一段“美谈”。不过,我们先不要笑这些古人的迂腐,曾爸爸、吴起之徒,嘴上喊什么,实际中就怎么作,言行绝对一致,从不自欺欺人——譬如说曾爸爸坚信儒家教义:“父母在,不远游”,就真的到老呆在家里不出去做官——我管这叫做坚持原则。

  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坚持为自己所设定并公之于众的原则,奉行自己所笃信的主张。这种精神,正是后代所最缺乏的。后来皇权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嘴上喊着高调,但所喊的东西,却连自己都不信,只是为了胡弄上边或者应付主流儒家思想而喊(否则就没法混下去了!)。而实际上,并不真的那样行动。但依旧还要到处喊高调。大家你蒙着我,我蒙着你,私底下掩嘴偷着而笑,实际上谁也不真的照喊得那样而做。这岂不是中国人的悲哀,养成一个撒谎的大氛围。

  为什么先秦的人不自欺,而后来皇权时代的人就自欺呢?这主要是皇权时代的专制皇帝们逼出来的啊,不能单怪后来人不争气,骨头变软。

  而春秋战国时代,天下裂变,虽然也有君主,但层层封建,君权不强,所以还没有弄出皇帝那般极端专制的体系。因此,曾爸爸、吴起这样有个性、不自欺、有原则的人,就格外的多,使得那个时代显得无限美好。

  后来,有了皇帝,从政治架构到意识形态都极端一统,知识分子依附皇帝去当官,失去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被皇帝调教得服服帖帖的,慢慢磨去从前的可贵秉性而变成皇帝的精神附庸,只好陪着皇帝唱唱高调了。

  不管怎么样,受曾爸爸(忘了说了,这位曾爸爸就是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曾参先生,孔子的大高徒)影响,小孩曾申长大以后也是坚守原则,驴脾气,他听说学员吴起的老妈死了,就立刻兴奋起来,因为人死,正是儒家大显身手的时刻,曾申老师非要吴起同学按照儒家的原则回去守丧三年不可。人死了需要守丧,这也是儒家的原则。怎么守呢?三年不许做官,三年不许穿花衣裳,三年不许吃肉,三年去坟头搭草棚住着,和野外的禽兽杂处,三年这个,三年那个,一定要把孝子搞死,至少瘦成一把清骨头才算至孝,才会被“邑里称之”。

  但吴起不愿意回家去“守”自己死去的老妈——吴起不想浪费三年功夫。而且吴起当初发过誓:“不当卿相,不回老家”。于是他老师曾申大怒,对吴起从此待搭不理。

  很有志气的吴起干脆不跟他学儒了,自己钻研兵法。不久,齐国人来打鲁国人了(这是齐国人的家常便饭,每当国内一闹意见,一有矛盾,就会有人出去打鲁国撒气,以捞政治资本,就像夫妻俩吵架,失败的拿打孩子出气)。鲁国大臣不会打仗。正在揣摩兵法的吴起,被鲁穆公看中了,想任命他为将,抵抗齐人。吴起终于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但是鲁国的大贤们非常不习惯让外来户(还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去飞黄腾达。于是大贤们就去谮害(谮,念怎四声)吴起,说吴起的现任媳妇是齐国人,吴起这小子肯定会跟老婆走的,暗助齐国,必坏鲁国大事。唉!鲁国的大臣满嘴都是仁义道德,其实虚伪奸佞。我们怀疑,鲁国这么一个兔子一样怯懦、爬虫一样卑污的国家,它所孕育的儒教,会是多么进步的东西吗?然而儒教,特别是经过宋儒、明儒后的升级版,变成了中国人的国教。

  吴起为了心中燃烧着的、炽热的树功立业的理想,毅然决然地杀死了妻子,求得鲁君信任。公元前410年的月光,淹死在吴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肤上,吴起换来了将军头衔,落了个“名利狂人”的恶号,这就是历史上吴起“杀妻求将”的故事。不过它很可能是后来儒家学者在书上编造的,是儒家对法家吴起的丑化。儒法之争,一直是历史上说不清的公案。法家韩非子,也曾写书说孔子诛当时知名学者“少正卯”的事,给孔子按上了一个利用手中职权杀害不同学术思想者的恶名。这些说法都不知是真是假。

  吴起带着鲁国兵到了北方前线,摆出怯战的样子,派一个孬种向骄傲的齐国人求和,同时抓紧部署兵力。等战斗打响时,吴起一反中军首先冲击的惯常战法,而是把老弱残兵放在中军,精锐隐藏在两翼,从两翼兜杀齐军软弱的后部,全力逼迫齐军后部撤退,动摇齐军前部精锐。一俟成功,便乘势追击,以扩大战果。终于鲁军以寡击众,大获全胜。

  吴起崭露头角,使鲁国的大贤对他刮目相看,同时又不遗余力地中伤他:“主公,吴起净干些惊世骇俗的举动,在他故乡,他杀过三十多个笑话他的人。在我们这儿,他又杀掉了自己的媳妇儿。我们的军队以弱克强,这是不吉利。诸侯看见我们能打,一定要来联手侵伐我们的,到时候非亡国不可。鲁卫本就是兄弟,我们如果用卫国的吴起,卫国人能不骂我们挖墙角吗?何况这家伙思想意识不过关,杀妻求将,品质不端正。”

  鲁穆公听完,觉得宁要品质端正的草,也不要气质超群的花。于是宣布把吴起同志开除。鲁国是儒教大行其道的地方,强调以道德标准论人,以思想品德挂帅,这一直是儒教下的干部选拔标准。才干被视为小人鄙事,创新斥为奇技淫巧。在鲁国,当官只要讲道德礼仪,你要学会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作揖打拱尸位素餐罢了。的确,如果吴起真有杀妻求将的劣迹,那么按儒家的那一套人才标准来衡量吴起,他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余辜的大能人吴起,用尽了浑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他结束了一场黄粱美梦,卷起铺盖卷,又变成了从前一样一钱不值的布衣,四周都是旧空气,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象《唐吉诃德》里边被人捉弄的桑丘,当了两天的海岛总督,打退入犯的海盗,却立刻被揪下台去,一切只是笑剧一场。

  离开了你就是报复你。吴起冒着小雨,夹着行李卷,站在曲阜城2400年前的火车站旁边,思量着自己人生的下一个站点。

  (四)

  吴起以少胜多,率老猫的军队打败了凶猛的大狗,地球人都知道。他顺着列国之间的驰道西去,前往山西。经历了这几年的辗转飘移,吴起更加坚毅成熟,春天正以一颗小草的形式竖起它的旗帜。几只异乡的鸟陪着吴起飞临魏国都城的顶空,鸟们会不会被池塘里的一群水族错当成日月星辰,吴起会不会时来运转、扶摇直上。吴起不管这一些。他神色超远,骨相清奇,肃穆的目光扫视着这个新兴的城市(今山西夏县,时称安邑),然后拿着自己的名策,径直投向晋国魏氏掌门人——魏斯的府邸。其实他的声名已经先他而至,魏斯问旁人道:“吴起何如人也?”

  旁人说:“吴起贪而好色。然而用兵的话,司马穰苴(着名兵法《司马穰苴兵法》的作者)倒也不是他的对手。”(吴起好色,不知从哪里来,难道因为他娶过两个老婆?)

  魏斯接见了吴起,头一句就是刁难他的话:“听说您很能打仗,但是我不爱好军事,我喜欢儒生文治。”

  吴起摇摇头:“您为什么要言不由衷呢?您一年到头都在杀兽剥皮,在皮革上涂漆绘色作成皮甲,有烙出犀牛大象的图案在皮甲上吓唬敌人。你们还制造二丈四尺的长戟、一丈二尺的短戟。您的重车也用皮子保起来,车轮车轴加以青铜。您大规模的备战,怎么还说不爱打仗?”(现在知道了,为什么森林里的动物都绝种了。不过也说明了当时山西省野生动植物很繁盛,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黄土荡荡)。

  吴起接着说:“您想用兵于列国,却不聘请兵家名将,这好比孵雏的母鸡和野猫搏斗,吃奶的小狗去侵犯老虎,虽有战斗的决心,遭遇的只是死亡。从前承桑氏只讲文德、废弛武备,因而亡国;有扈氏仗着兵多,恃众好勇,社稷灭亡。贤君明主有鉴于此,必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所以,面对敌人而不敢进战,这说不上是义,看着阵亡将土的尸体只会悲伤,这说不上仁。”

  几句话深深打动了魏斯。魏斯忽地站起身来,长长一揖:“请问先生,能够襄助我兴利称霸吗?”我做得就是帝王之师,当的就是职业经理人啊,吴起赶紧站起来,和魏斯四拳相抱。于是魏斯亲自设宴,夫人捧洒,用隆重的仪式任命吴起为大将。可见魏斯不单从品质角度看人,而是从材质层面选材。

  公元前413年起,吴起受命向西,跃过秦晋大峡谷——黄河在此段南北纵流,成为山西、陕西之分界,然后再拐弯横流中原。吴起越黄河进入陕西,率兵击秦。吴起料敌制胜,用兵如神,连战皆捷,快速夺占了陕西东部的韩城、大荔、澄城、合阳、华县等五座城池。这是陕西东缘,东西纵深一百五十华里,南北狭长的一块土地,因在黄河以西,称为河西之地(晋惠公、秦穆公时代就曾为争夺此地而爆发“韩原大战”)。吴起重新拔取此地,使黄河天堑成为魏人的内陆河,从此可以从容渡河,使秦人无险可守。

  但是吴起立足河西之地,背阻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后方援助。所以他搞了西部大开发:变习俗,成驯教,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西戎盘踞的落后的河西,带入文明世界,变成自我依托、独立抗秦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光经济开发也不够,吴起简募良材,以招募而不是传统征发形式组建了列国的第一只特种精锐部队——武卒。从前,春秋时代,征兵工作主要面向城市,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农村征兵工作也有声有色了,但征来的人没工资,还得自己解决武器和粮食。有时候打仗打到半道,天转冷了,还得自己写信给老家,让老娘给做冬衣,让老爹给送过来,真是赔本又赔命啊。打完仗,征来的兵员摸摸脑袋如果还在的话,就各回各家继续从事乡间劳动。战场上的事,好像梦一场,只把那黄沙战血染过的武器藏在地窖里,希望再也不要拿出来用它。吴起改革了这传统的征兵制,他以苛刻的筛选标准招募士兵,一旦入伍就发给他们工资,成为职业军人。这些人放下手中的农活出来扛戟,相当于找到一份长期工作,不但拿薪水,还“一人入伍,全家光荣”:全家免去徭役赋税,还赐给土地房屋。

  这种“募兵制”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三层衣甲全副武装——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当时没有裤子,人们下身是裙子——对于军人来说就是裙状的皮革“股甲”。裙子里边光着大腿,从膝盖以下有半截裤筒似的胫衣套在小腿上——胫衣是由从前远古时代的绑腿进化来的,未来将继续向上扩张成为裤子。对于军人来讲小腿上的胫衣就是皮革的“胫甲”。穿好这上身甲、股甲、胫甲三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青铜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荷戈,带剑,裹三日之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者,才能应征人伍。妈吗,这不把人跑死啊。当时的一百里相当现在的41.5公里,等于全程马拉松赛,要求半天跑完,而且这些大兵背了那么多兵甲武器,可不是背心裤衩呀。我们由此也可以判断,先秦人在身高、体能和耐力方面,都比现代人出色!

  “募兵制”选出的人叫做“武卒”,录取之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队,职责与武器各有序列。吴起采取由单兵到多兵、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使武卒完全脱离生产,专心操演,成为“常备兵”,明显不同于过于业余兼职的“征发兵”,是一种史无先例的创举,开后代募兵制的先河。这些职业化的军人,骁勇善战,立了功还有赏爵和田地,

  吴起对于这只能征惯战的队伍,像眼睛一样爱护。他睡觉不设席子,和普通士兵吃相同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行军时不乘车,而是背负干粮,坚持与士卒一道步行,从不搞特殊化。这就叫廉平。吴起尽得士卒之心,士卒乐死。据说有一个士兵长了毒疮,脓血满身,辗转呻吟,痛苦不堪。吴起发现这一情况后,便毫不犹豫地跪下身子,把脓血一口一口吸吮出来,解除了这位士兵的痛苦。吴起这种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行为,极大地感动了西河驻军上下,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据说这个士卒的母亲知道这件事后号啕大哭,说:“往年,吴起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吮脓,他父亲作战一往无前,结果战死了。现在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儿子也长不了啦,哇~~~”

  治军还需要法令,有一次,一个士卒还没得到命令就奋勇冲向敌阵,斩获秦人两只首级提了回来,吴起不但不给赏,反而立即将他斩首,因为他不听命令任意行动。吴起还曾“迁木立信”以强化法令的信用。他把一个柱子放在西河驻地,下令:“谁能把它搬到西门的,行赏。”老百姓争先去搬。吴起认为民心可用,于是下令“明天攻打某某哨亭,能首先登上去的,授官大夫,赏赐上等田宅。”到进攻时,人人争先,一朝而拔之。

  吴起善用兵,敌国不敢谋,他镇守西河,与秦人接战,大仗76次,全胜64次,其余的不分胜负,从未败绩。列国都很看重吴起的成功经验,相继学他的样,启动常备兵制度。齐国由此出现技击,还有秦国锐士、韩人材士、赵人百金之士、楚国选练之士,等等,都是步吴起后尘者。军队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当然,这种招募来的常备军也有缺点,就是成本高。他们有家产、带工资,打起仗来也许怕死,一旦死了,再也领不到工资了,家庭军属待遇也打折扣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打死,一定要把自己打活(办法有两个,一是打仗躲着点儿,把头猫着点儿;二是必须打胜仗,以免死掉)。

  募兵制的另一个问题是,兵员年龄越来越大,战斗力逐渐下降,而且老兵油子打仗惜力。还有,军官也会中饱私囊,克扣兵饷,比如虚报五千人,只招一千人,侵吞兵饷,总之,办法很多,都是后来朝代军队里的可耻花样。弄不好就激起士兵哗变。

  吴起率领自己的战胜之师,镇守西河二十年的同时,又带兵东去河北策应协助乐羊对中山作战,攻灭中山国。同时期,齐国发生内乱。由于叛乱者投奔晋国赵氏,战火遂燃为国际战争。吴起率领魏家军,联合赵、韩两家,与齐将田布激战于龙泽。齐国的技击部队根本不是魏家武卒的对手,一旦交锋,必吃大亏(荀子语)。果然,齐军继上次败给吴起率领的鲁国军之后,再次败在吴起手里。齐将田布战死,阵亡三万人,被俘获战车两千辆!(从前春秋时代的大战役,双方总战车数才不到两千辆,这回光被俘获的战车就有两千辆。)

  吴起赶着排出二十里长的两千辆战车,凯旋回到山西。魏、赵、韩三家声威大震。乘着胜利之威,三家打发使者去洛阳去见周威烈王,要求晋封为诸侯。此时的赵、魏、韩三家,已经垄断了晋国五十个县以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兵员和人口,虽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周威烈王无可奈何,册命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是为赵烈侯、魏文侯、韩景侯。时间是公元前 403年。吴起对于“三家分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功莫大焉。

  赵魏韩三家分晋以后,山西从此也就被称为三晋。这是分封制下的卿大夫家族累代膨胀之后的必然趋势:赵魏韩三家原来只是一小块封地,但凭着封地上的军队和粮食,慢慢吞并其它家族,越来越大,并且向外拓疆,如赵取得代国,魏拿到中山、西河。而晋国国君直接控制的只有曲沃、绛城(国都地区)两块土地,早管不了他们了。

  赵魏韩升级诸侯之后,晋国国君一时还没有被废,成了名存实亡的衰人,反倒去朝拜赵、魏、韩三个新的大诸侯国。这种尴尬的局面维持了三十年,直到到公元前376年,大家终于都解脱了——韩、赵、魏三国诸侯废晋静公为庶人(就是和咱们一样的人),煊赫二百年、立国七百年的北方霸主——晋国灭亡了。

  这一切天翻地覆的巨变,都是由于牛儿普遍学会了耕地。从前的犁尖是青铜的,不适合蛮牛拉,都是人拉。在春秋末期,铁器被引入生产,包括铁制犁尖,于是牛在春秋末期学会了耕地,哗啦啦地给土地开膛,把深层养分翻到地面上。牛耕变得时髦起来。人们拼命赶着牛,扶着铁犁,去开垦新的田野。森林树嶂被剃光,肥沃的土地打出黄澄澄的粮食。但是这些好东西都没有上交国君,而是被卿大夫如赵氏、魏氏、韩氏三家把持着。新的科学技术武装了他们,改变了社会结构,他们实力不断积累崛起,终于三分晋国。

  遥想晋国当年多少豪族,先轸家族、狐偃家族、三郤家族、栾氏、祁氏、羊舌氏、范氏、中行氏、智氏等等,包括国君一族,在过去的200年中,相继陨落,宗庙被夷平,子孙被废平民。如今survive下来的就剩赵、魏、韩三家。赵氏、魏氏、韩氏三家的成功在于开明节俭,因而人心归附。比如说,他们的亩制面积都特别大,当时每亩交固定数量的粮食税,亩制大,就意味着租税轻,农民们喜欢去他们那里种地,于是人气越来越旺,在封邑上召集和训练的军队也越来越多,势力激增。而从前的范氏、中行氏亩制最小,不注意惠民养生,所以他们最先灭亡。同样的,智氏(智伯一家)的亩制也比较小。

  一个家族,和一个朝代一样,也有兴亡盛衰。此起彼落的家族兴衰集合成一个朝代一个国家的盛衰历史。总之,公元前376年三分晋国之后,晋的宗庙不再有人祭祀。晋献公、晋文公(重耳)、晋景公、晋悼公等老一辈革命家,恐龙和蜥蜴,从此可以安静地躺在地下,慢慢变成化石了。今天,如果你有幸到山西南部的侯马去,于郊外的梭梭衰草里,仍然可以看见当初晋国都城的黄土城墙残垣,纵横一两公里。

  (五)

  魏文侯(魏斯)经常思索着晋国灭亡的原因,晋国堂堂的百年北方霸主,怎么就突然一下子被我们三家分掉了呢?春秋初期,晋献公尽杀群公子,以免这些人威胁君权。接着,他引进异姓家族,积极变革进取,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于是国际霸业,多在晋国。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晋国国君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异姓大家族的经验,最终三家分晋。

  分封制给卿大夫大家族以独立的封地,自由家族武装,听凭卿大夫家族坐大,是国君的取死之道。于是赵、魏、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从晋国灭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时时警惕自己不要被下属夺了权,重演从前晋国的故事。它们以晋国君为前车之鉴,纷纷强化君权,终于汇集成未来中国在秦朝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

  怎么强化君权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国君要不断强调自己在臣子中的崇高地位。前文中,赵无恤嘉奖那个在围城时期一直坚持不懈向他恭谨地磕头的笨蛋,就是为了鼓励崇君思想。赵无恤褒扬为了旧主不惜九死一生的豫让,也是教育国人崇君。

  但是,光靠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足以强化君权的,还得从机制上入手:只有取缔分封制,干掉卿大夫家族这种特权阶层所倚赖的土地基础,才能彻底避免他们上侵君权,避免三家分晋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推动实现这一伟大变革工作的,就是当时应运而生的法家人物了。

  魏文侯知道李悝本事大,就任命李悝为“相”,主持法家改革。

  李悝是法家的鼻祖,他的改革思路,就是取缔分封,从而革了那些世袭大家族的命,使他们无法在封地上拥权自重,凭空坐大,威胁君权了。

  取缔分封以后,谁来管理地面上呢?那就把封邑改为郡县,实行郡县制,用招募来的官僚作郡县的长官。他们只能受雇于国君,对辖区的军队也只有有限的调度权,而且官职也不能世袭,这样就很好控制,一份任免通知就可以摆布这些职业官僚。他们立了战功也好,或者业绩好而升了官也好,都是只拿工资(食禄),以粮食形式支付,而不是从前的授与封地。没有封地和封地上的军队,又不能世袭官职,也就无法坐大,无法成为威胁君权的大家族,从而客观上加强了统治者的一元权位。这标志着商周以来的分封制开始向未来秦汉的皇权专制社会过度。

  这种以“职业官僚体系”取代“分封卿大夫家族”的作法,不但有利于巩固君权和稳定政治,也客观上打开了布衣从政的大门。以市场招聘的职业官僚们,代替卿大夫大家族族内子弟世袭官职的作法,这显然是一种进步,打破了贵族子弟类似贾宝玉之流的铁饭碗。布衣从政因此变得可能了,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与历史的进步!中国也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官僚体系才初步成形:政府不再只为卿大夫家族成员所垄断,而是由出身平下的职业官僚去做,从而给了如吴起、乐羊这种没有任何大家族背景的布衣、士人出头的机会。以前的大家族族人世袭管理,不是职业官僚。

  如果管理招聘来的职业官僚呢?那就要借助法律了,而不再是从前的血缘和宗法。李悝很好运用了法律这个武器。他汇集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以法令约束和奖赏的手段管控各层级官员和人民,让官僚们都听国君的话,起到强化君权的作用,并成为未来秦汉的法律蓝本。后来商鞅就是带着《法经》给秦国人民送去了福音。

  由于李悝、商鞅等人崇尚法律,因而得名法家,但它的内含远不止于此。

  法家改革的最大宗旨,一言而蔽之,还是在于强化君权。它的取缔分封,构建职业官僚,运用法令约束官僚,都是为了强化君权。所以法家并不是我们从“法家”字面上理解的普法、严格执法的意思。

  君权强大了,有什么好处呢?伴随着君权强大而发生的变革,如:卿大夫家族这些分散君权的蛀虫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职业官僚们又是公开竞聘来的,属于任人唯贤,并且以法律约束官僚,这对强国都大有裨益。魏国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法家变革,一下子崛起为战国首强。

  魏文侯(魏斯)先生二三事:

  魏文侯其实也是法家。

  有一次,魏文侯和大家喝酒,喝着喝着就迷魂了,站不起来了。天不凑巧,又下起了雨,远古世界一片春雨潇潇。

  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虞人有个约定,下午打猎去呢!”

  大家劝阻说,下雨了,小动物也不出来了,您又喝晕乎了,请改日吧。但魏文侯不顾大家劝阻,硬是按照约定冒雨去找虞人,一起外出打猎。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猛跑。一直到天黑,累得要死。

  这个故事说明魏文侯重视“法”,一旦什么东西定下标准来,有言在先,便不能随便更改。人治不能逾越法治,自己当领导,随意更改既有规定,是乱法。法家重视法令的严肃性,用一系列严肃的法令来取缔分封制,改造世袭卿大夫家族,约束、考核、奖惩新兴的职业官僚们,全都要靠严肃执行和落实各种相关颁布的法令。这就是法家。所以魏文侯对于与虞人的约定,必须严肃落实履行。

  魏文侯除了有西门豹、乐羊、吴起这些俊杰为其效命,还有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子贡一样会来事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田子方掩嘴而笑:“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

  这话颇有道理。君王就是要管理好职业官僚们,用制定落实一系列法令来调控官僚、管控国家。这是新时期法家改革以后对君主们提出的新的工作方法和要求。

  魏文候还有一次上街,看见路上一个家伙反穿着皮袄,背着柴禾,这家伙解释说:“我把有毛的一侧穿在里边,这样毛毛就不会被柴禾划掉了。”

  “可是,”魏文候说,“你把皮子露在外边,一旦被柴禾挂破了,毛毛不也要掉吗?皮子没有了,毛到哪里依附啊?”这个故事跟法家理念联系不大,但是体现了一种经济学理念。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可以作它的注解。有一次,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指标,群臣纷纷称贺,魏文候唯独忧虑:“老百姓就是皮子,收了太多的税,皮子损伤了,以后税源就枯竭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

  魏文侯作为一个法家人物,也还喜欢儒家,曾拜孔子弟子子夏(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就是他)为师,读书期间,还给儒家的《孝经》作了注。属于好学不倦啊。

  (六)

  公元前四世纪初,魏文侯的一番变革,使魏国像服用兴奋剂一样,成为战国首强。不久,大鳄鱼魏文侯高高兴兴地死掉了,新接班的魏武侯泛流于黄河之上。两岸正是秦晋大峡谷,西边就是秦国。这么说并不严谨,西边应该是黄河以西的“河西之地”(陕西省东缘),吴起正占领着,可以直接再向西威胁秦人。

  欣赏着老爹和吴起打下的江山,看看黄河两岸崔峨雄浑的高原地貌,魏武侯不禁高兴起来,赞道:“多美啊!多险固的河山啊!”

  拍马屁专家——大夫王错,赶紧推波助澜:“这都可以作为您成就霸业的依据啊!”

  不料有人挺身而出,一句话振聋发聩:“我不同意!河山之险,实不足以保社稷也!”魏武侯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谁这么大嗓门啊。一看,正是一直镇守西河的吴起!吴起此时也在船上,说:“主君的话,是危国之道。王错又附和主君的话,是危而又危。”

  魏武侯忿然回嘴:“你别光会批评,先给我说出些道理来。”

  “王霸之业,从来没有寄托于河山之险的。从前三苗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北有汶山,南有衡山,仗恃天险,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打跑了。夏桀之国,左天门,右天溪,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施政不仁,而商汤放逐之。商纣之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前以黄河为带,后以常山背负,施政不德,周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也。人君亲信内臣(太监一流)胜过夺城野战之功臣,徒有高墙广众,也迟早被人灭国。”

  魏武侯当时气沮,为了保存面子,称善说:“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之军政,还是继续专委先生您吧。”

  吴起虽然打嘴仗赢了,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吴起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好过了。魏武侯一改老爹任人唯贤的原则,回到任人唯亲的老路,让政治上久经考验的老好人田文为相。田文只是有大家族的显贵出身罢了,连他自己都承认,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都倚赖吴起之功;在带领三军、鼓阵成列方面,治理四境、教训万民、充实府库、变易习俗方面,他都不如吴起。但魏武侯之所以用他,是他老实可靠,政治上信得过。

  为了强化君权,不但要遏制分封制下的卿大夫世袭家族,即便对于市场招来的职业官僚(如吴起),授予权力久了,也要限制。君王限制使用能人而任用可靠的草包,这是常有的事。吴起不服气也没办法。

  那个在西河游艇上受了他气的拍马屁专家王错,也开始抓紧说吴起的“好话”:

  “吴起是个大能人啊,您只让他守一个区区西河,二十多年没升官,估计他早憋着跳槽啦。”

  魏武侯遂怀疑吴起,派人拿着“金牌”去西河调吴起回都城安邑。吴起比岳飞聪明,知道回去没好事,收拾了一下书本,逃奔楚国避祸去了。

  吴起陷入秋天的腹地。在郊野上乘坐马车南下,车窗外是连天碧野、伤心秋色。岁月疏忽,去程与归途两相茫茫。他走到河南南部,看看离楚境很近了。秋天进驻吴起心中,吴起为秋风所包围。吴起回过头,无限眷恋地朝着他二十年苦心经营的魏国西河方向投去深情一瞥,止不住热泪纵流。

  仆人问道:“给谁打工不是一样,丢掉魏国就像扔掉一个破鞋。您伤心流泪,这是为什么呢?”

  吴起回答:“你哪里知道,如果魏武侯信任我,使我坚守西河,那我一定可以帮助他灭亡秦国。有了秦国的关中沃土——表里河山,四面群山,号称四塞之固,我们以它为基地,向东收并中原,可以一统全国。可惜他听信谗言。我走了,西河就要被秦国人夺去了,魏国也从此将削弱了!”

  果然,次年,秦军即占去了西河一个边邑。到了五十年以后,秦人经过商鞅变法而渐强,终于尽得西河之地,得以越过黄河天险,进攻山西三晋。

  潇水曰:吴起之所以离开魏国,有其必然性:限制使用能人,特别是异姓能人,以避免他们窥伺君权,这是统治者加强君权的必然。需要的时候让你发挥几年作用,但到了一定限度,就要遏制你的权力,乃至兔死狗烹了。本书中的着名能臣如商鞅、孙膑、张仪,最后都也落得这个下场。

  (七)

  把忧伤,都甩啦甩啦,把回忆都甩啦甩啦,吴起挥一挥泪水,在公元前387年来到楚国择业。太阳把黎明幽弱的清光泼洒在老大的楚国江山上。楚国自从两百年前在鄢陵之战与北方霸主晋国打成平手以后,跟北方的争霸战算是消停了。不料,东边却遭到新崛起的吴国累年攻击,郢都一度甚至被攻破,被迫迁都鄀城(念若城),后又迁回。楚国与越国联手(越国出人、楚国出枪)把吴王夫差给灭掉以后,楚趁机吞掉了中原东南部的陈国、蔡国、杞国(杞人再也不用忧天了)等原吴国的殖民地。

  但是很牛气的楚国到了战国时代,变得不牛气了。吴起明白楚国积弱的症结,就是那些国君的七竿子、八竿子的亲戚们、大家族,占了朝中很大的发言权,他们的封地遍布全国,自有土地军队,俨然是国中的小国。他们不听政令,上逼君王,下虐人民,所以中央贫弱,地方政局动荡。这个结症,跟分裂前的晋国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晋国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是异姓家族,而楚国在春秋早期注重消减分封制下的异姓家族,强化王族君权。但是如今王族不断繁衍分裂,也形成了事实上的诸多分封家族。楚国没有被异姓大夫分掉江山的顾虑(像从前的晋国那样),却有被同姓家族拖垮的趋势。

  吴起准备引进魏国法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充当国君的咬狗,帮楚悼王的忙,在楚国遏制分封,推动君权专制。这种事在中原是新鲜的,在楚国却并不新鲜。楚国早在春秋时代就一贯强化王权,遏制分封,当时的实践效果很好,国力强悍。但后来的楚王们忽视了这个工作,现在要重新回到早期楚王的思路上去。楚悼王接见吴起听了论述之后,就象抓到一支兴奋剂。他也想改变楚国长期凝滞不前的局面,也想遏制豪门大族,变法图强。

  楚悼王首先让吴起到宛城挂职锻炼,积累点资本,同时也是考察吴起。光能说不行,先办给我看试试。宛城就在河南最南部的南阳盆地——此地后来人才辈出,如黄忠、张衡、何晏、岑参,以及那个死心眼守城的张巡,诸葛亮也在此地卧龙(所谓南阳诸葛庐)。公元前389年,吴起就来到了南阳地区的重镇宛城,在这里做了三年弼马瘟,业绩裴然,当地的老百姓膘肥体壮。于是楚悼王提拔他当“齐天大圣”,支持他以令尹身份,开始殴打楚国老贵族。吴起说:“大家族的封地,世袭传到第三代,就必须收回,归国家中央所有,要把封邑变成楚王直接控制的县,接受楚王委派的职业化官僚去管理。”

  大家族封地没有了,但这帮人的子子孙孙,还霸占在朝堂上,世代相袭,净拿工资不干活。吴起则把他们全部裁掉,精减机构,裁减冗官,节省出的开支用于招募职业官僚和训练士兵。那些被layoff的贵人们,吴起让他们搬家到人少地多的地方(比如湖南地区),开发荒地,以免留在富庶地区破坏改革。在政治、经济上剥夺了这些旧分封体系下大家族的特权之后,楚王财富充盈了,王权加强了,可以统一掌管全国军队和资源了,战力提高了。废除旧大家族的寄生特权,又给布衣人才腾出了职位肥缺。

  可是大家族的贵人们被气得要死,每天睡觉前都要祷告:“我祝愿令尹吴起,老婆生孩子没屁眼儿,出门让车撞死,今天晚上脱下鞋来,夜里就暴死,明天再也不用穿鞋。你这个弼马瘟,你给楚王卖命当枪使!早晚你不得好死!死了也抽筋扒皮,挫骨扬灰!”

  吴起也明白,楚悼王是拿他当枪使,去打这些大家族,以求强化王权。但咱就是打工的,不给人当枪使还干吗呢,而且这也是为了楚国富强,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责无旁贷。吴起对工作相当有责任心,他当官廉洁,不搞腐败,严禁私门请托,严禁大家族招引食客,结党营私。楚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出现蓬勃新兴的势头,体现在战争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之战大胜。

  先是,赵国由于总想南下中原钓鱼,被南邻魏人以及中原北部的卫人组成联军打得大败,失掉两个地方,赵之重镇中牟遭到围攻。赵国情急之下求救于最南边的楚国对魏人南北夹击。吴起奉命北上攻魏,大破之,并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L形的横部分),渡过黄河,深入山西魏地——不知他的原主子魏武侯作何感想。吴起为楚国人实现了“饮马黄河”的煌赫战绩,一改楚国积弱挨打局面。

  “吴起在魏,威镇秦人,使其不敢东进一步;在楚则抵服三晋,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威盖海内,功章万里之外”这是大军事家曹操对吴起的赞赏。司马迁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 曰:吴起也。”这就是战无不胜的吴起。吴起之雄勇常与孙武并称,后世夸奖某个人会打仗,就常说“比拟孙吴”,意思是与孙武、吴起相仿佛。吴起、孙武成为古今名将的最高标杆,这个荣誉很高啊。

  也就在同一年,吴起在楚国开展工作第六年,楚悼王突然很不争气地死了。他嘴里含着宝玉,停尸在祖庙堂,脸上带着惊慌不安,在改革尚未全面深化时离开了人间。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拥在庙堂里,阴霾的空气咔咔作响。以“阳城君”为首的旧大家族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对着吴起怒目而视,切齿攥拳。他们招呼弓箭手呼啦一下子蜂拥而入,朝着吴起飞蝗乱射。“老楚王终于死了,看谁还能罩着你!”吴起登时身中数箭,转身就往棺材板旁边跑。后边兵丁追杀,箭戟交加。

  吴起抱住“总经理”楚悼王的尸体做掩护,无数乱箭射向他,也射在楚悼王body上。吴起大喊:“我死不足为惜,你们仇视大王,箭射大王body,大逆不道,谁能逃死!”众人闻言,恐惧而逃。吴起满身流血,鲜红尽染,倒地而死,结束了自己悲壮的一生,享年不到55岁。

  吴起出身平民,但事业心极强,在“布衣英雄主义”鼓舞下,追求功名、抒展抱负,凭着自己在鲁国的留学文凭,历仕鲁国、魏国、楚国,四海打工,革旧布新,不管带领弱国强国兵马都战无不胜,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后死在了遥远的异乡工作岗位上,眼中充满着对传统道德的蔑视。

  ?一代英杰,死于非命,吴起之死也应了老子那句话:“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给人当枪使,不落好下场)。吴起死后,老贵族仍不解恨,把吴起的尸体肢解,办了车裂。吴起虽死不足惜,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楚国的改革却就此流产了,这是整个楚国的悲剧。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同样的改革,商鞅也被办了车裂,但秦国的改革继续深化下去,成了秦人的福气。秦人终于在一百多年后,灭掉了楚国。此所谓“楚不用吴起而削弱,秦行商君而富强”。

  吴起、李悝同是法家,吴起的法家改革失败,不在于他能力不行,而在于失去了楚王的鼎力支持(可见,任何改革都需要领导支持)。而李悝在魏国的法家改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魏文侯这样雄才之主罩着,并且魏国是新建立的国家,不像老大的楚国这样形势复杂、积弊沉重,所以易于改革。吴起改革起来又毫不客气,从不轻易妥协,所以遭受的反弹也厉害。吴起可以称为以身殉职。

  吴起勇于任事,笃信什么就厉行什么,担任职务就履行责任,从不曲从人意,出卖主张。像吴起这样的人,后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代的中国人更多是处世圆滑,意见暧昧,气质黯淡,奉行着“无可无不可,不可太什么什么,也不可不太什么什么”之类的可耻格言,追求着“事理通达、人情干练、心气和平”的做人境界,絮叨着“难的胡涂”之类的疯话,虑己保身则可,于社会与公务,直是行尸走肉。倘若再结帮拉派,相与利用以谋私,直是鹰犬虎狼了。

  楚悼王、吴起死后,接下来,楚肃王继位。按照楚国法律:“以兵器触及王身者,夷三族”,楚肃王挨个追查当初箭射“楚悼王”尸体者,得七十余家,全部满门抄斩。吴起伏尸杀贵,能在死后为自己报仇雪恨,也是千古一奇,其智高妙。同时,这七十多家贵人之死,使得楚国大家族被瓦解一空,王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使得楚国闪出一些活力并颇有一些作为,创造了楚宣王、楚威王的所谓“宣威盛世”。

  但是由于楚悼王的不幸早逝,吴起继死,楚国历史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还是夭折了。虽然楚国一度出现宣威盛世,但总的趋势是在走下坡路,大家族各行其是,国家散碎,君权虚弱,战力衰微,直至灭亡。

  潇水曰:吴起除了会打仗,还是个文学家,有些人认为《左传》很多内容都是吴起写的。桐城派的姚鼐以及钱钟书就是持这种观点。吴起是兵学高手,才会把《左传》中的军事斗争描述得栩栩如生,成为书中最大亮点。《左传》对楚国历任大王,不论好坏都褒扬得虎虎有声,对楚国大臣却恨之入骨,这跟吴起的人生遭遇很能对得上号。《左传》对三晋褒扬胜过齐鲁,这也是跟吴起的恩遇立场匹配。不管怎么样,通常的理解是,吴起是《左传》的讲授者,并且往里边塞进去了很多他写的东西。因此,从战争描写角度,《左传》比《史记》好多了。

  不管写没写《左传》,吴起确实写了一本《吴起兵法》,被海内珍藏,现仅存六篇,较《孙子兵法》有明显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比《孙子兵法》更多实操,列举了十三种可击的战机,六种应该暂避的情况。当敌人行军、爬山、过河、扎营的时候,你知道该趁什么时候出击吗?看看这书就知道了。(但知道了也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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