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三）公田和私田

（三）公田和私田

　　周代土地制度中有公田私田之分。《诗经·小雅·大田》篇：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只要不否认这首诗是周代的诗，就不能否认周代土地制度中有公田、私田之分。问题在如何解释公田和私田，什么是公田，什么是私田。

　　《大田》诗中“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公和私，还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公私的意思。《大田》诗中的公是尊称，指的是贵族。公田就是周王、诸侯、贵族的田，实际上是周王、诸侯、贵族的私田。我私，是农民分到的份田。由于氏族公有土地已被贵族篡夺，农民的份地实际上也已经成为【81】周王、诸侯、贵族们的私田了。不过这份私田和雨我公田那份私田，还有不同。

　　孟子把公田和私田放在一井之内，说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这种说法，是孟子的理想。细绎有关古代公田的文献，周王、诸侯、贵族的公田，大概都是独立的大田，不是夹在私田之间和私田同在一井之内。

　　国王不自己劳动，他们的公田要借助别人的劳动来耕种，因此叫作藉田。商周都有藉田。甲骨之中有“藉”字。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藉和藉田。康王时的令鼎铭文有：“王大藉农于諆田”，晚周宣王时的◆簋铭文有：“令汝作■土，官■稻田”。《礼记·王制篇》：“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玄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国语·周语》：“宣王即位，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公田叫作藉田，都是独立的大田，借民力耕种。

　　西周既有借助民力耕种的公田，也有百亩一份分给农民自种的私田。《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助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不明白周的土地制度，一方面说殷行助法周行彻法，一方面又说虽周亦助也。他不知道，周是又有公田又有私田，又行助法又行彻法。

　　《诗经·小雅》里《甫田》和《大田》两篇诗所写的农田里的劳动图景，大约就是贵族“公田”里的劳动图景。以《甫田》诗为例：

　　倬被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

　　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蒸我髦士。【82】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祀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曾孙不怒，农夫克敏。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仑，乃求万斯箱。黍稷稻梁，农夫之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作为曾孙所有的“公田”的甫田、大田，都是大田，收获粮食归曾孙所有。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需要千斯仓来贮存，万斯箱来运输。农民的生活，或是依靠贵族主的“我取其陈，食我农人”，或者是依靠“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私田的收获。

　　农民的“我私”，就是井田制下的分田。井田原是氏族的公有土地，被划分成大小相等的方块分给氏族成员各家庭去耕种，而向公家交纳一定的贡纳。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公有土地被氏族贵族篡夺了成为贵族的私田，原来向公家交纳的贡纳现在转交给贵族。马克思谈到过波兰、罗马尼亚土地公有向私有转化的情况，对我们理解周初土地公有到私有的变化，很有启发。马克思说：“古代土地公有制的残余，在过渡到独立的农民经济以后，还在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保留下来。这种残余在那些地方成了实现向比较低级的地租形式过渡的借口。土地一部分属于单个农民，由他们独立耕作。另一部分则共同耕种，形成剩余产品，它部分地被用于公社的开支，部分地作为歉收时动用的储备等等。剩余产品的最后这两部分，以及最终全部剩余产品连同生长这个剩余产品的土地，都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的自由农民，有义务共同耕种这种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这样就变为有义【83】务从事徭役或交纳产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不仅是被掠夺的公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农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5—906页）。周人公有土地的命运大体也是如此。集体耕种的大块公田固然变成了贵族的私田（仍有公田之名，但“公”字的性质却变了），农民的份地——井田，也为贵族所掠夺，成为贵族的土地。

　　耕种份地的农民向贵族交纳的贡纳，大约是十分之一。孟子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其实皆什一也。证之《论语·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大概彻是什一，助也是什一。

　　分给农民耕种的这块小份地，大约是一百亩。孟子常常提到百亩之田。战国初年李悝相魏文侯尽地力之教，仍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上》）。百亩是农夫一家耕作的面积，大约是西周以来的传统。

　　当时生产力低，土地一般不能年年耕种，耕种收获一年之后，必须休耕一、二年，以休息地力。因此，在分配土地给各家族时，实际分配亩数要大于一百亩。各地区土地肥瘠、得水条件不同，实际要分给多少，各地又不同。文献记载中也反映了这些情况。《周礼·地官》大司徒条：“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家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郑玄注云：“不易之地，岁种之，地善，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复种，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遂人条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84】

　　同时，如前引《公羊传》何休注所说，还有三年一换土易居的习惯。

　　氏族公有土地由集体耕作到把土地分成块块分到各家族去耕种，最初大概都是一年一分，收获之后，土地又归到一起，或者即作为草地使之休耕以恢复地力，明年再分别块土地。这样作，对田说是休耕，对人说是换土易居。后来，土地改为二年一分，三年一分，以至最后分了就不再收回，不再重分，土地归到个人。何休注《公羊传》，以为“圣人制井田之法”，定出“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办法。它模糊的反映公田到私田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情况。

　　总之，周代田制中有公田有私田。在私田上耕作的农民，按老皇历办事，上缴什一之税，但天下已经大变，他所交的已由原为氏族公有变为周王、诸侯、贵族私有了。周王、诸侯、贵族通过篡夺所取得的这份权利，是后代皇帝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现代国有土地理论所由产生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