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二）城邦国家

（二）城邦国家

　　城，是最好的防御体，可以有效的防御敌人的进攻。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看到，防守的军队利用坚固的城池可以在强大敌人的攻势下威然巍立，使敌人力尽而退。就是在近代飞机、大炮摧毁【100】力极强的时代，仍然不乏守城名将，坚守城池数年不动的事例。秦始皇帝修万里长城，劳民伤财，如果没有实际效果，他是不会这样蠢的，历代也不会效法的。

　　从有历史以来，除去游牧民族，各民族的历史从有记载开始甚或包括传说时期，大体上都是从城邦开始的。被历史家称作城市国家的古代希腊、罗马，更是显着的例子。其实何只希腊、罗马，细绎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可以看到最初都是城邦国家，只要不把现代城市的概念用到古代去，就会很容易的发现或承认他们的古代国家都是城市国家或城邦国家。因为原始民族为了防御野兽和其他族人的袭击，总要建立城邑聚族而居的。这就决定了后来他们演化为城邦国家。

　　周族城邦的建立，可以从传说中的公亶父说起。公亶父“来朝走马”至于岐下以后，就定居下来，建立宗庙居室，大约也建了城（《诗·大雅·绵》）。后来文王“作邑于丰”（《诗·大雅·皇矣》），武王“定是镐京”（《诗·大雅、文王有声》）。灭商后，周公营建了成周。周民族逐渐从氏族部落走向国家，城邦国家也就出现了。

　　周灭商后，为了镇服东方，派出许多氏族长带领氏族成员到东方各地去建立国家。从各氏族组织说，这是氏族的分殖和武装殖民。他们到了新地，就斩荆披棘，整理土地，修房筑城。鲁、齐、韩、申伯、郑，在古文献中都有他们开荒辟地建立新邦的记录。

　　氏族殖民不断进行，新的城邦不断建立。周王分出去子弟建立新的诸侯国，诸侯分出子弟建立新城邦。随着时间推移，城邦逐渐增多。春秋时期，见诸《春秋》、《左传》的建筑新城新邑的记载，统计一下恐怕不下几百处。

　　城邦国家，主要有两重含义：第一，城邦国家是以城为主体加上近郊，组成一个政治组织体，即国家。城邦以外，疆域领土观念不强。《说文解字》解释邑、邦、国三字说：邑，国也（卷【101】六邑部）；邦，国也（卷六邑部）；国，邦也（卷六□部）。国、邑、邦是同义字。一个城邑就是一个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伐宋，入其郭。“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郭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古人建城，有内外两城，外城称作郭，内城称作城，所谓“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敌人都进到都城郊区了，宋国的使臣还说“未及国”。鲁隐公一怒不发救兵。宋国使臣所说“未及国”，是说的国之原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邦国家。郑人虽然入郭但未及国。宋使的话是老实话，本是对的，但这不是隐公所理解的“国”的意思。鲁隐公所理想的国，已不仅仅是城圈，他认为宋使的话，是掩盖真象，遂发怒不发救兵。

　　清人焦循解释国的意思说：“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焦循：《群经宫室图》，见《皇清经解续编》）。焦循所说的国的三种意思，是国家发展中的三步曲。他说的第一种国家是领土国家，是国家的发展阶段；第三种国家，是城邑的初起，是城邦国家的初期阶段；第二种国家是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仍应属于城邦国家范畴。宋使者说的国，是城邦国家的“国”，鲁隐公所理解的国已是包括领土的国。

　　直到战国时期，国仍可以只指城，国中就只是城中。《孟子》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艺其余；不【102】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离娄》下）。孟子还说过：“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话证明，直到战国时期，国是城圈和近郊的含义即城邦国家的含义还存在着。当然战国时代的国家，大至七雄，小至滕、卫，已都是领土国家了。

　　领土国家的意识，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模糊出现了。这就模糊了我们对我国历史上城邦国家的认识。

　　西周初年建立鲁、卫、唐等国家时，鲁是“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皋之虚”，唐是“封于夏虚”（《左传》定公四年）。虚，是旧城的遗址。鲁、唐之国，可以说都是指城邑，并不反映领土。对康叔的封国则是说：“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供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同上）。这有点领土味道了。但其重点似乎仍在“有阎之土”和“相土之东都”，在点不在面。如果说有领土概念，也非常模糊。齐国纠合各路诸侯伐楚时，管仲对楚国使臣屈完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可以看到，在这段话里，“汝实征之”是主题。有了“汝实征之”，齐国伐楚才有法的根据。“赐我先君履”，可以解释为齐国的领土疆域。但即使如此，领土概念仍很模糊。还不好说管仲所说的南北四至就是齐国的国界，这只不过是说齐国在这个境域内有它的权威而已。而且，这也只是春秋中期管仲的话，西周初期齐国成立时还没有这些意识。

　　春秋时代，是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时期，这是历史事实。《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候，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103】也。”成公二年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鄍。”成公四年，“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鉏任泠敦之田。”这三条取田的故事，反映春秋中叶的国家已有领土国家的味道了。襄公八年，“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这和郑公孙申疆许田一样，苔莒人伐鲁东部边境，以鄫田为自己的领土。

　　西周春秋即使有领土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只在观念中存在，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哪个国家对它的领土四至有清晰的观念。春秋中期，秦军从千里外偷袭郑国，经过周的北郊，周的贵族站在城头上观看，瞎批评，但没有责备秦师非法进入国境。直到战国时期，大河以南的韩可以北有上党；都在河西的魏，可以东有大梁。韩魏两国，是十字架式的交插。这仍是城邦国家的遗迹。当然，战国时期，国家领土观念已经出现。魏国可以东丧地于齐数百里，西丧地于秦数百里。春秋战国之际，是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过渡时期，战国七雄已逐渐是领土国家了。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战国时的国家仍是由城邦组成的。外围的城与城之间拉条直线，线以内就是领土。如果直线拉不成，如韩、魏，城邦国家的性质，就又显露出来。

　　城邦国家的第二重含义是：城邦的居民，有权力管理城邦的事务。西周春秋的城邦居民称作国人。在前节里已经说过，氏族社会有三种并存的权：酋长权、贵族权、氏族成员权。最早可能只有酋长权和氏族成员权，一是集中，一是民主。后来，氏族出现阶级分化，有了显贵的家族，出现贵族权。再进一步，氏族成员权逐渐被贵族所窃取，只剩下大事才由氏族成员民主决定，日常事务全由酋长、贵族处理了。酋长权又发展出来王权。氏族成员权力日衰。

　　西周春秋时期，氏族成员的权力保存下来的还有三条：国危、迁国、立君。遇到这三件大事，还要找国人商量。这在国人【1O4】一节里已经说过了，这里不赘。国危、迁国、立君的权力，就是氏族成员的权力到春秋时期，还存在的遗存。

　　如前面第一章《灭商后殷周两族的关系》中说，殷周两族在新国里是分居的。如在洛邑，周人居住在王周，殷人住在成周。在鲁、卫等国，可能是周人居国中，殷人居野。这由孔子所说，“先进于礼乐，君子也；后进于礼乐，野人也”可证。殷人居野，不会是住在荒郊，当然也会有他们的邑落。他们族的事务既然是由他们族自理，对他们说这仍是城邦国家，不过他们的地位既然是二等公民，他们的城邦也是二等城邦。

　　这也反映中国古代城邦国家的特点。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在统一帝国兴起之前，都是些独立的城邦国家。中国则不同于此。西周春秋的城邦国家，从一开始就有上下统属关系。周王对诸侯有巡狩制度，周王五年一巡狩。巡狞就是监察诸侯不听命，周王还真有治诸侯之罪的。代表周王行事的春秋霸主齐桓公还可以对楚兴问罪之师，说：“尔贡包茅不入，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而诸侯分出去的城邦，虽然也组成城邦国家，更明显的要受诸侯国君的领导，不能脱离。这种上上下下的领属关系以及一个城邦国家中国、野的耦国制度，都是中国古代城邦国家的特点。

　　但这并没有改变城邦国家之为城邦国家的性质。周初的丰、镐，是城邦国家。众建诸侯时所建立的国，仍是城邦国家。所谓国，仍然只是城圈及其近郊。诸侯国子弟分出去建立城邑，他们就又建立起新的小城邦。

　　即使是古代希腊最典型的城邦国家，到雅典、斯巴达组成城邦联盟时期，小城邦对大城邦也有实际上的隶属关系了。

　　东西方古代城邦国家更多的不同，是在城邦国家的第二重含义上，即城邦居民管理城邦的权力上。西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保存并发展下来，出现近代民主；东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却【105】削弱，最后在实际生活中消失了。我们只有皇权而没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