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中国古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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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邦国家

 

  城,是最好的防御体,可以有效的防御敌人的进攻。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看到,防守的军队利用坚固的城池可以在强大敌人的攻势下威然巍立,使敌人力尽而退。就是在近代飞机、大炮摧毁【100】力极强的时代,仍然不乏守城名将,坚守城池数年不动的事例。秦始皇帝修万里长城,劳民伤财,如果没有实际效果,他是不会这样蠢的,历代也不会效法的。

  从有历史以来,除去游牧民族,各民族的历史从有记载开始甚或包括传说时期,大体上都是从城邦开始的。被历史家称作城市国家的古代希腊、罗马,更是显着的例子。其实何只希腊、罗马,细绎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可以看到最初都是城邦国家,只要不把现代城市的概念用到古代去,就会很容易的发现或承认他们的古代国家都是城市国家或城邦国家。因为原始民族为了防御野兽和其他族人的袭击,总要建立城邑聚族而居的。这就决定了后来他们演化为城邦国家。

  周族城邦的建立,可以从传说中的公亶父说起。公亶父“来朝走马”至于岐下以后,就定居下来,建立宗庙居室,大约也建了城(《诗·大雅·绵》)。后来文王“作邑于丰”(《诗·大雅·皇矣》),武王“定是镐京”(《诗·大雅、文王有声》)。灭商后,周公营建了成周。周民族逐渐从氏族部落走向国家,城邦国家也就出现了。

  周灭商后,为了镇服东方,派出许多氏族长带领氏族成员到东方各地去建立国家。从各氏族组织说,这是氏族的分殖和武装殖民。他们到了新地,就斩荆披棘,整理土地,修房筑城。鲁、齐、韩、申伯、郑,在古文献中都有他们开荒辟地建立新邦的记录。

  氏族殖民不断进行,新的城邦不断建立。周王分出去子弟建立新的诸侯国,诸侯分出子弟建立新城邦。随着时间推移,城邦逐渐增多。春秋时期,见诸《春秋》、《左传》的建筑新城新邑的记载,统计一下恐怕不下几百处。

  城邦国家,主要有两重含义:第一,城邦国家是以城为主体加上近郊,组成一个政治组织体,即国家。城邦以外,疆域领土观念不强。《说文解字》解释邑、邦、国三字说:邑,国也(卷【101】六邑部);邦,国也(卷六邑部);国,邦也(卷六□部)。国、邑、邦是同义字。一个城邑就是一个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伐宋,入其郭。“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郭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古人建城,有内外两城,外城称作郭,内城称作城,所谓“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敌人都进到都城郊区了,宋国的使臣还说“未及国”。鲁隐公一怒不发救兵。宋国使臣所说“未及国”,是说的国之原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城邦国家。郑人虽然入郭但未及国。宋使的话是老实话,本是对的,但这不是隐公所理解的“国”的意思。鲁隐公所理想的国,已不仅仅是城圈,他认为宋使的话,是掩盖真象,遂发怒不发救兵。

  清人焦循解释国的意思说:“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焦循:《群经宫室图》,见《皇清经解续编》)。焦循所说的国的三种意思,是国家发展中的三步曲。他说的第一种国家是领土国家,是国家的发展阶段;第三种国家,是城邑的初起,是城邦国家的初期阶段;第二种国家是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仍应属于城邦国家范畴。宋使者说的国,是城邦国家的“国”,鲁隐公所理解的国已是包括领土的国。

  直到战国时期,国仍可以只指城,国中就只是城中。《孟子》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艺其余;不【102】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离娄》下)。孟子还说过:“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的话证明,直到战国时期,国是城圈和近郊的含义即城邦国家的含义还存在着。当然战国时代的国家,大至七雄,小至滕、卫,已都是领土国家了。

  领土国家的意识,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模糊出现了。这就模糊了我们对我国历史上城邦国家的认识。

  西周初年建立鲁、卫、唐等国家时,鲁是“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皋之虚”,唐是“封于夏虚”(《左传》定公四年)。虚,是旧城的遗址。鲁、唐之国,可以说都是指城邑,并不反映领土。对康叔的封国则是说:“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供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同上)。这有点领土味道了。但其重点似乎仍在“有阎之土”和“相土之东都”,在点不在面。如果说有领土概念,也非常模糊。齐国纠合各路诸侯伐楚时,管仲对楚国使臣屈完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可以看到,在这段话里,“汝实征之”是主题。有了“汝实征之”,齐国伐楚才有法的根据。“赐我先君履”,可以解释为齐国的领土疆域。但即使如此,领土概念仍很模糊。还不好说管仲所说的南北四至就是齐国的国界,这只不过是说齐国在这个境域内有它的权威而已。而且,这也只是春秋中期管仲的话,西周初期齐国成立时还没有这些意识。

  春秋时代,是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过渡时期,这是历史事实。《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候,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103】也。”成公二年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公会晋师于上鄍。”成公四年,“冬十一月,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许人败诸展陂。郑伯伐许,取鉏任泠敦之田。”这三条取田的故事,反映春秋中叶的国家已有领土国家的味道了。襄公八年,“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这和郑公孙申疆许田一样,苔莒人伐鲁东部边境,以鄫田为自己的领土。

  西周春秋即使有领土观念,也是非常模糊的,只在观念中存在,在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哪个国家对它的领土四至有清晰的观念。春秋中期,秦军从千里外偷袭郑国,经过周的北郊,周的贵族站在城头上观看,瞎批评,但没有责备秦师非法进入国境。直到战国时期,大河以南的韩可以北有上党;都在河西的魏,可以东有大梁。韩魏两国,是十字架式的交插。这仍是城邦国家的遗迹。当然,战国时期,国家领土观念已经出现。魏国可以东丧地于齐数百里,西丧地于秦数百里。春秋战国之际,是城邦国家向领土国家过渡时期,战国七雄已逐渐是领土国家了。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战国时的国家仍是由城邦组成的。外围的城与城之间拉条直线,线以内就是领土。如果直线拉不成,如韩、魏,城邦国家的性质,就又显露出来。

  城邦国家的第二重含义是:城邦的居民,有权力管理城邦的事务。西周春秋的城邦居民称作国人。在前节里已经说过,氏族社会有三种并存的权:酋长权、贵族权、氏族成员权。最早可能只有酋长权和氏族成员权,一是集中,一是民主。后来,氏族出现阶级分化,有了显贵的家族,出现贵族权。再进一步,氏族成员权逐渐被贵族所窃取,只剩下大事才由氏族成员民主决定,日常事务全由酋长、贵族处理了。酋长权又发展出来王权。氏族成员权力日衰。

  西周春秋时期,氏族成员的权力保存下来的还有三条:国危、迁国、立君。遇到这三件大事,还要找国人商量。这在国人【1O4】一节里已经说过了,这里不赘。国危、迁国、立君的权力,就是氏族成员的权力到春秋时期,还存在的遗存。

  如前面第一章《灭商后殷周两族的关系》中说,殷周两族在新国里是分居的。如在洛邑,周人居住在王周,殷人住在成周。在鲁、卫等国,可能是周人居国中,殷人居野。这由孔子所说,“先进于礼乐,君子也;后进于礼乐,野人也”可证。殷人居野,不会是住在荒郊,当然也会有他们的邑落。他们族的事务既然是由他们族自理,对他们说这仍是城邦国家,不过他们的地位既然是二等公民,他们的城邦也是二等城邦。

  这也反映中国古代城邦国家的特点。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在统一帝国兴起之前,都是些独立的城邦国家。中国则不同于此。西周春秋的城邦国家,从一开始就有上下统属关系。周王对诸侯有巡狩制度,周王五年一巡狩。巡狞就是监察诸侯不听命,周王还真有治诸侯之罪的。代表周王行事的春秋霸主齐桓公还可以对楚兴问罪之师,说:“尔贡包茅不入,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而诸侯分出去的城邦,虽然也组成城邦国家,更明显的要受诸侯国君的领导,不能脱离。这种上上下下的领属关系以及一个城邦国家中国、野的耦国制度,都是中国古代城邦国家的特点。

  但这并没有改变城邦国家之为城邦国家的性质。周初的丰、镐,是城邦国家。众建诸侯时所建立的国,仍是城邦国家。所谓国,仍然只是城圈及其近郊。诸侯国子弟分出去建立城邑,他们就又建立起新的小城邦。

  即使是古代希腊最典型的城邦国家,到雅典、斯巴达组成城邦联盟时期,小城邦对大城邦也有实际上的隶属关系了。

  东西方古代城邦国家更多的不同,是在城邦国家的第二重含义上,即城邦居民管理城邦的权力上。西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保存并发展下来,出现近代民主;东方古代城邦居民的权力,却【105】削弱,最后在实际生活中消失了。我们只有皇权而没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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