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四）“贵”的没落和“贤”的升起

（四）“贵”的没落和“贤”的升起

　　西周到春秋，是氏族世袭贵族统治时期。周王、诸侯以及执政的公卿大夫都是世袭贵族。春秋战国之际，是一个变化时期。春秋时期，已经有靠才能登上政治舞台的人物；战国时期，只有周王和各国诸侯维持着贵族世代相袭的传统，而执政的中央官和地方官已多由国君任命的新贵，军功贵族担任。这些新贵虽然绝大多数仍是氏族贵族的后裔，但他们不是凭借世袭贵族身分上台的，不是因“贵”而上台，他们是以才能受国君的任用而上台，是以“贤”上台。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贵一上台，旧贵都让位下台了。在战国七个大国中，新旧的递嬗大多是经过一番斗争的，而且是经过一番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的。斗争的结果，也不是旧贵全下台，新贵全掌权，而是新旧妥协，新旧共同在台上。各国情况也不一样：有的国家旧贵势力大些，有的新贵势力大些。秦国商鞅变法比较彻底，秦国的新贵——军功贵族权力就大些。但从春秋到战国，总的趋势是：旧氏族贵族越来越衰弱，新的军功贵族越来越【146】强大。

　　贵到贤的变化，管仲可以作为一个开始的标志。《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贫，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正义》引韦昭云：“管夷，姬姓之后。”但管仲少时贫困，已不是贵族，至少他上台任政于齐靠的是才能，而不是贵族世系。

　　管仲之后靠才能取得政治地位的有鲁国的曹刿。曹刿论战的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曹刿也是出身微贱。《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肉食者，指贵族。注、疏都说：“肉食，在位者。”“位为大夫，乃得食肉也。”这时的在位者氏族贵族已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了。曹刿来自乡，“其乡人”就是他的同乡人。曹刿的出身不详，但他不是世袭贵族是很明显的。他是以才能而为鲁国的将的。

　　《史记》与管仲合传的晏婴，也是出身微贱的。《史记·管晏列传》说：“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晏婴不但出身贫贱，还是少数民族，是莱之夷人也。以夷人而为国相，自然是以齐君之近臣出身，不是贵族出身。

　　春秋时期，贵族的身分等级制还维持着。非贵族出身的诸侯大臣虽然已掌握大权，把一些贵族排斥在权力圈外，但在需要论起身分的场合，他们还是要低贵族一头的。管仲位为齐桓公相，掌握齐国大权，但就身分地位来说，在周王面前，他还得以齐之“贱有司”、“陪臣”自居，不敢和齐国的贵族国、高两家相比。《左传》僖公十二年：“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之礼饷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147】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国、高两家是贵族，是周王所承认的。管仲以贱有司、陪臣自居，不敢和国、高两家比。周王也只是从他是“舅氏”的使臣来尊重他，从功勋和美德上来称赞他，没有说他的身分地位。杜注“往践乃职”说：“不言位而言职者，管仲位卑而执齐政，故欲以职尊之。”贵族虽有大小，但却是贵族，贵族下面的私属，不管是次级贵族如公卿大夫的陪臣、邑宰，还是高级贵族如周王、诸侯的陪臣、执政，他们没有贵族身份。高到像管仲，还得自居于贱有司、陪臣的地位。当然，这些人会慢慢的贵族化的。

　　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上面所讲的是从管仲说起的。管仲的时代，是春秋前期。管仲在周王面前还按礼法拘束不敢以贵族自居，但因为有权，周王已不能不尊敬他。他在齐国，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高贵族身分地位比他高，权却没有他大。我们可以说：在西周时期，是氏族世袭贵族地位比较稳固的时期。大小贵族都是贵族，有贵族的社会身分；陪臣自是陪臣，不能列于贵族之列。春秋而后，氏族贵族制逐渐解体，由军功和才能起家的人，有了权力地位，也就有了身分，加之大部分军功贵族不是贵族之余子庶子，就是贵族后裔，他们也就慢慢贵族化了，也就新旧不分，都是贵族了。

　　贵族都有食邑。春秋时期，贵族的食邑都有宰去管理。这些宰大概也都是由贵族的家臣去担任。孔子的弟子就有去为贵族作宰的，如冉求、仲弓为季氏宰（《论语》）。孔子的弟子，多半出身贵族的余子、庶子或贵族后裔，也有出身非贵族家庭或后裔的。不论他们的出身如何，他们作宰不是靠出身而是靠才能。

　　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直辖地已多设置郡县。郡有守，县有令长。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郡县》条有一番考证说：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148】胥臣。宣公十二年，楚子县陈。十二年，郑伯逆楚子之辞曰：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原注：楚灭诸小国为九县）。十五年，晋侯赏士伯以爪衍之县。成公六年，韩献子曰：成师以出而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目：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三十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晋之别县不惟州。薳启疆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又曰：因其家九县，其余四十县。十年，叔向曰：陈人听命，而遂县之。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哀公十七年，子谷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说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县一于晏子。《战国策》：智过言于智伯曰：破赵则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吴世家》：王余祭三年，予庆封朱方之县。则当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因已为县矣。

　　《史记》：吴王发九郡兵伐齐。范蜎对楚王曰：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使。《匈奴传》言：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则当七国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吴起为西河守，冯亭为上党守，李伯为代郡守，西门豹为邺令，荀况为兰陵令，苏代曰请以三万户之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而齐威王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则六国之末入于秦而固已先为守令长矣。”

　　顾氏论证郡县制不始于秦之统一，春秋时郡县制已经出现，其说甚是。

　　为诸侯国君管理县的官，一般称作大夫，楚则称为公或尹。【149】作大夫的都是由国君任命，而一般都是因为有才能才被选的。《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遂灭祁氏、羊舌氏。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此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

　　春秋以前，是贵族统治时期。从周王、诸侯国君到公卿大夫都是贵族。但已有周王、诸侯国君、公卿的近臣以才能被举出来任职的。春秋时期，公卿大夫食邑的宰和诸侯国君直辖地的郡守县令，多半是以才能被举出来。他们虽然多数是贵族的余子、庶子和贵族后裔，但他们已不是依靠贵族世袭身分而取得职位，而是依靠才能来取得职位的。由氏族贵族到军功贵族，即氏族贵族的世袭统治到有才能的入登上政治舞台的质的转化时期是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是战国时代的事。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铁农具和耕牛使用的推广，农业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渔业、盐业、冶铁业、商业，都跟着发展起来。城市也跟着兴起。变化使社会生活复杂起来，应敷复杂的社会生活，便要有眼光，有才能。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以土地收益为生活基础的氏族贵族，日益失掉它的生命力和活跃性。脱离生产实践，对社会实际的不理解，对社会问题的无力应付，日益暴露了这个阶级的无能和寄生性。随着手工业、商业等的兴起，城市生活的出现，一个新兴阶级出现了。他们仍然多数可能是氏族贵族的后裔，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已完全不是旧贵族而是掌握知识有才能的新人。在新的社会生活实践中，【150】他们的才华、能力受到培养和锻炼。他们思想活跃，有能力理解新事物，管理新事物。他们要求权力，要求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的口号是：“选贤任能”，用有才能的人代替氏族贵族掌握权力。墨子提出“尚贤”，孟子要求“国人皆曰贤”，荀子提出“尚资使能”，都是这个新兴阶级的要求和反映。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是首先提出“尚贤”的。他甚至提出天子都要由人民来选举。他说：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孟子说：’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的话是说用贤才要慎重。他说的贤都是“卑”和“疏”的，不是“尊”和“戚”的。不是贵族而是贵族以外的人。

　　荀子主张尚贤，他说：“贤能不待次而举”。他常提要“选贤良”。他说：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乎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荀子·【151】王制篇》）。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魏国之强完全是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有才能的人的结果。李悝、吴起等都不是贵族，而是靠才能靠立功而取得卿相之位的。

　　战国七强都经过改革或变法活动，这些改革或变法活动，都是新起的有才能的人对旧的氏族贵族的斗争，这些新人大多对国家有功劳有贡献，靠功劳和贡献取得政治地位。赵烈侯任用牛畜、荀欣、徐越三人进行改革。荀欣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这三人都不是贵族，都是以才能和有功取得任用的。吴起在魏国受排挤，跑到楚国去。楚悼王用他在楚国实行改革。吴起主张对氏族贵族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主张迁“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篇》）但楚悼王死，楚国旧贵族群起攻杀吴起。韩昭侯用申不害，在韩国进行改革。申不害提出“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于·外储说左上篇》）。申不害的改革主要是打击贵族强化君权。齐威王注意选拔人才，把人才看作国家的宝。他用的淳于髡，就是个曾被髡作奴隶的人。

　　所有各国的改革或变法，都是新的有才能的人起来和旧的氏族贵族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是军功贵族对氏族贵族的斗争。

　　新兴的有才能的人的胜利比较彻底的是在秦国。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变法的打击面是氏族贵族。商鞅的变法令中明确提出一条，就是：“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各国的改革或变法，有的成功大，有的成功小，有的失败。它们中的成功可以商鞅变法为代表。秦孝公死后，商鞅虽然也死于旧贵族之手，但秦国的变法却继续维持下去，并未因商鞅之死而失败。秦国变法的成功，可以看作氏族贵族到军功贵族的标志。【152】而其他各国的变法虽然有的成功不大有的失败了，但总的趋势也是一天天由氏族贵族向军功贵族推移的。

　　春秋战国时期，是“贵”的衰落和“贤”的升起的时代，是世袭贵族衰落和军功贵族兴起的时代，这个变化之机就在春秋战国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