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一）牛耕和铁农具的推广

（一）牛耕和铁农具的推广

　　春秋战国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大约以鲁、齐、三晋地区为早。孔子鲁人，他的弟子也多来自鲁国和环绕鲁国的各国。取字子牛的司马耕是宋人，取字伯牛的冉耕是鲁人。中行范氏在晋国失败，他们的子孙流落齐国作农民，晋大夫窦犨说他们是“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说话的是晋国人，牛耕的地方是齐国。这些事物发生的地方，都在大河中下游三晋、齐、鲁境内。

　　从记载上看，两汉时期牛耕、铁耕，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推广。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于长安附近和三辅地区，教民“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上》）。汉宣帝时，龚遂作勃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简约，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汉书·循吏传·龚遂传》）。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东汉明年永平以前，庐江（今安徽中部）一带“百姓不知牛耕”。永平十三年，王景任庐江太守，“教民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后汉书·王景传》）。东汉以前，九真地区（今越南中部）还是“俗烧草种田”（《后【154】汉书·任延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光武帝建武初，以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后汉书·任延传》）。这是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用牛犁耕田。和帝初，鲁恭上疏说：“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后汉书·鲁恭传》）。这是西北关陇等地区用牛耕。东汉中叶的崔寔说：“今辽东耕犁，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全后汉文·政论》）。这是辽东地区用牛犁耕地。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后汉书·和帝纪》）。兖豫徐冀可看作广意的中原地区。这一地区，西汉以来想已是牛耕地区。

　　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对农业增产关系至大。上面引用的几条材料也可以看出，凡引进牛耕和犁耕的地区，都是田畴垦辟，百姓丰足。反之，在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一旦发生牛疫，就出现垦地减少，谷贵人流。明帝时，刘般上言：“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后汉书·刘般传》）。章帝建初元年诏书：“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章帝纪》）。后汉政府，对于牛疫都是非常重视的。牛疫一来，关系到农业生产，关系到社会安定，也就关系到政权安危。这也反过来证明，牛耕是相当普遍的。

　　汉代还用马耕地。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士争论罢盐铁，文学说：“往者未伐胡越之时，徭役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乘骑”（《盐铁论·未通篇》）。文学所说的“农夫以马耕载”的时间是“往者未伐胡越之时”，当是指的武帝前期和以前。贤良的发言中，也有一段涉及马耕，贤良说：“古者，诸侯不秣马，天于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155】故行则服栀，止则就犁”（《盐铁论·散不足篇》）。这里用的是古者，既已谓之古就不会指汉代，可能是指的战国。可能战国已用马耕，但似不见于先秦文献。

　　骡驴似是汉代才从匈奴传入内地。武帝时与匈奴贸易，“驘（同骡）驴馲驼，衔尾入塞”（《盐铁论·力耕篇》）。但骡驴是否用于田亩耕作，似未见之记载。

　　汉代牛耕，一般是二牛牵一犁。西汉赵过行代田法，是“用耦犁，二牛三人”（《汉书·食货志上》）。东汉崔寔所提到的辽东牛耕也是“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崔寔·政论》，见《全后汉文》）。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里的牛耕图，多是二牛牵一犁。如山东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墓的壁画牛耕图（参看《考古》1959年第9期《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十《睢宁县双沟地区的画像石》），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文物》1972年第3期《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牛耕图（《文物》1974年第1期《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山东滕县黄家岭东汉牛耕画像石为一牛一马（《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一牛一马，等于二牛。一牛牵一犁，未见之记载，出土文物也只有山东滕县滕道院东汉画像石的牛耕图是一牛牵一犁（《汉代画像石全集初编》）。

　　小农一家一户是养不起两个牛的。能用两牛耕田的至少是小地主或富裕农民。两牛拉的犁一般可以大些，利于深耕，增加生产量。牛耕、铁农具的发展，有利于大土地所有者，不利于小农。出土的犁铧，大而重的，多属于东汉时期。这一方面反映牛耕和铁农具在东汉时期的发展，一方面也反映土地集中的现象，东汉比西汉发展。小农能用的，只有一牛耕犁，甚至一牛也没有，依靠政府为雇犁牛。如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156】徙贫民于新县，并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和帝永元十六年，遣三府掾分行兖、豫、徐、冀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武帝时期，赵过教民代田，而有的地区没有耕牛，赵过又教民以人挽犁。《汉书·食货志上》说：“民或苦牛少，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人挽犁，犁不会太重。五十年代，我还看到山东胶东一带有人拉犁耕田的。

　　汉代铁农具的使用，比战国时期有推广。汉代人有这样的话：“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盐铁论·禁耕篇》）。用死生来形容铁器和农民的关系，可以想见铁具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性，也只有在铁农具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才能产生这样的观念。

　　武帝为了打击豪强兼并，开始由政府专管盐铁，在各地设铁官；不产铁的郡，也设小铁官，用废铁铸造铁器。依《汉书·地理志》，设有铁官的郡县有四十四处，分布全国各地。铁官负责制造农具，私造铁农具受到禁止。

　　汉帝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已比较普遍使用牛耕铁耕，有的地区还比较落后仍用耒耜耕种。《淮南子·主术训》：“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淮南子·缪称训》：“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用耒耜发土，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和我们今天用铁锹掘土一样。《淮南子》的话，并不孤立，《盐铁论》里也常常提到用耒耜耕地。如《末通篇》说：“内郡人众，……地势温温，不宜牛马。民跖耒而耕，负檐而行，劳罢而寡功。”《国病篇》：“秉耒抱臿，躬耕身织者寡。”《散不足篇》：“燕齐之士，弃锄耒争言神仙。”《取下篇》：“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跖耒躬耕者之勤也。”凡此谈到农民耕田的，都说农民使用耒耜。使用耒耕的劳动强度，比牛耕要重，言者或欲强调农夫之苦，故用亲耕来表达农民生活。大概汉代牛耕铁耕虽已相当【157】普遍，但还没有能完全把耒耜挤出历史舞台。一些地区耒耜还很盛用。《散不足篇》提到燕齐，《未通篇》提到内郡。《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招集游士宾客在淮河流域写的书，它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是淮南地区的情况。建武初年，九真地区，“不知牛耕”。永平中，庐江一带“百姓不知牛耕”，王景任太守，始“教民犁耕”。这些材料都能说明耒耜在一些地区还是很盛用的。

　　盐铁官营后，铁器制作粗略。《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一再指责“县官作铁器，多苦恶”（参看《水旱篇》）。官僚主义经营方式，也从不考虑因地制宜的制作农具，结果制造出来的农具多不合农民使用。如《盐铁论·禁耕篇》说：“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局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水旱篇》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官制作的农具，粗劣，价钱又不便宜。官家作生意，又不注意给农民方便，农民宁愿木耕手耨而不买官造农具。《盐铁论·水旱篇》说：“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县官……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硁，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褥耨，土耰啖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或颇赋与民，就是官家强迫农民购买价钱贵质地粗劣的官造农具。

　　这是牛耕、铁农具在汉代推广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汉帝国幅员广大，使用牛耕、铁耕的同时，不少地区还在使用耒耜，牛耕还未能把耒耜排挤出历史舞台，盐铁专卖后，官制的铁农具【158】质量粗劣，价钱又贵，使得农民宁愿用木耒耜耕作，这也一定影响到牛耕和铁农具使用的推广。但总的说来，秦汉时期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地区，比起战国来在逐渐扩大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