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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对国家的负担 2．赋
赋和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征收。《汉书·食货志上》说：“（周）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录食，庶事之费。”颜师古注：“赋谓计口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赋，谓出车徒给徭役也。”《天官·大宰》条，郑玄注：“赋，口率出泉（钱）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赋是按口征收的，赋的内容为出车徒给徭役，即出车打仗。
赋的这种性质，春秋时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左传》的记载可证：
成公二年：“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请八百乘，许之。”
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藉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
昭公十二年，“楚子次于乾溪，……右尹子革夕，王见之，……与之语，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191】
昭公十三年，“晋侯使叔向告刘献公曰：……对曰：……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迟速唯君。”
昭公十六年，“子产怒曰：孔张，……执政之嗣也，……有录于国，有赋于军。……”
哀公七年，“秋，伐邾，……师遂入邾，处其公宫。……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于吴，曰：鲁弱晋而远吴，冯负其众，……以陵我小国，……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
从这些材料看，赋都是和军事有关系的，而且主要的是赋兵车，因之有赋十乘、赋八百乘、六百乘的说法。
赋和租（税）的不同，可能和商周两族地位不同，负担不同有关系。在“灭商后商周两族的关系”一节里，我们曾讲到周灭商后商周两族仍是各自聚族而居的，周族居住地区居中称为国，商族居住边区称为野。《孟子·滕文公上》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除去居住成周的殷人有“殷八师”外，一般殷人可能不服兵役。种田出租是殷人的负担，出赋打仗是周人的任务。这可能是赋、租（税）不同的来源，也是它的原始意义。
随着商周两族以及商周和其他各土着族的融合同化，各族界限的逐渐消失，商周两族分别负担的租和赋也渐渐失去依据。春秋以后，租和赋成为人民共同的两种负担。赋的含义也有了一些变化。
第一，赋的涵义扩大，已不限于车马兵甲士徒之役。《说文解字》：“赋，敛也”（卷六下）。赋有了征收的意思。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赋晋国人民出役，鼓铁，以铸刑鼎。《左传》注者杜预就这样解释。他说：“今晋国【192】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计令一鼓而足。”鼓是鼓囊扇火。另一种解释：鼓是量名，也是衡名，一鼓十二斛，四百八十斤（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1054页）。无论取何种解释，赋都不是军赋。
第二，赋渐渐和地区田土联系起来。
《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左传》，“为齐难，故作丘甲。……臧宣叔令修赋缮完，具守备，曰：……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
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日：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哀公十一年，“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哀公十二年，“用田赋”。
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鲁作丘甲。其后五十二年，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郑子产作丘赋。古代的注家和近代学者，大都认为丘甲和丘赋内容大体相同。但其内容如何，今天已很难详知。从上面征引的几条材料看，我们只能推知的是：创立丘甲、丘赋后，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鲁作丘甲，是惧齐楚来伐而预作准备。郑作丘赋，引起国人对子产的咒骂。但这样作，对国家是有利的，大约国家以此增加了收入。从子产所说“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可知。“用田赋”比“作丘赋”，人民的负担又重一步。孔子反对用田赋，一则说要“敛从其薄”，再则说“则以丘亦足【193】矣”、“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可知行田赋，人民的负担又加重了，比丘赋还重。
赋和租延续下来，秦汉时期成为人民的两项重要负担。赋更演化而出现口赋、算赋、口钱、更赋等不同名称和项目。
秦自孝公开始有赋。《史记·六国年表》说，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鞅列传》）。秦的赋与租也是分着的。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上》）。赋是以人征收的税，所以按人头敛收。秦末人民起义，张耳号召人民起事反秦时说：“秦为乱政，……数十年矣，……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箕敛，《淮南子》作“箕赋”。《泛论训》：“秦之时，……发适戍，入刍槀，头会箕赋，输于少府。”高诱注：“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即按口征收。这也就是董仲舒所说的秦人的口赋。
汉代民年十五到五十六出的赋，称作算赋。《汉书·高帝纪》：“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惠帝纪》注引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这里看出：汉初的赋，仍是“为治库兵车马”，还保留着赋的古意。赋已经收钱，“为治”库兵车马。钱，代替了原来的“出车徒给徭役”。
但算赋并不始于汉高帝四年，秦已有算赋。文帝时晁错说：“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汉书·晁错传》）。又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秦昭襄王时曾因射杀白虎之功，复巴郡阆中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算与田租对称，且以人（十妻）为征收对象，明其已是算赋。故算赋不始于汉高帝四年（参看黄今言《秦汉赋役制【194】度研究》第211页）。
十五岁以前，七岁到十四岁，也要出口赋称为口钱。《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毋收四年、五年口赋”条下注引如淳曰）。《说文解字》赀字条：“汉律，民不徭，货钱二十三。”段玉裁注《说文》即根据如淳引《汉仪注》的话解释《汉律》“民不徭”为“然则不徭者，谓七岁至十四岁”。
《汉书·贡禹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算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
“口算起武帝征伐四夷”，如果口算指的是算赋，显然是错误的。刘邦已“初为算赋”。文帝时曾减轻算赋，“民赋四十”。算赋并未停收过，不能说口算起于武帝。幼童的口钱，可能武帝时是三岁起征，元帝接受贡禹的建议改为七岁起征。但二十乃算的建议，却没有被采纳。
“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这句话也只能理解为口钱在武帝时是三岁起征，不能理解为口钱起于武帝时。在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四号木简里已记载有口钱。“市阳二月为百一十二算，算十钱，千一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口钱卩。”又“郑里二月七十二算，算十钱，七百廿，正偃付西乡佐赐口钱卩。”（《文物》1974年第七期）。江陵凤凰山的墓主是文、景时人。口钱不起于武帝，武帝以前已有口钱，是很清楚的。
周代的赋，是“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人民要供给实物又要服役。秦汉的赋，是征收钱，“为治库兵车马”。钱，代替了供实物和服役。在汉代，赋，口钱、算赋是政府一项大宗收入。
口钱和算赋合起来，称为口赋。《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195】“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这里所说的口赋，是包括口钱和算赋的。如淳引《汉仅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来解“口赋”。照如淳的解释，口赋只是七岁到十四岁的口钱，不包括十五到五十六的算赋，似有问题。现在有人认为“口赋”只是七到十四岁人的赋，不包括成年人的算赋，证据就是如淳上面这段话。细读《汉书》、《后汉书》的有关记载，把“口赋”解释为包括口钱和算赋，比解释为只是指“口钱”似为好些。
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口赋，显然不是只说的十五岁以前交纳的口钱，而主要是指成年人的赋。
东汉常因灾害而免除租赋，最多见的是“勿收田租、储刍”或“除田租、刍槀”。或于田租、刍槀之外，加上更赋。如和帝永元六年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廪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后汉书·安帝纪》）。九年六月蝗旱，诏：“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勿收租、更、刍槀。若有所损失，以实除之。余当收租者，亦半入。”（同上）。十四年五月，初置象林，七月：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槀二岁”（同上）。
也有多例是免收田租、口赋的，多半是灾情特重的时候和地区。例如：
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其。……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槀。……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安帝元初六年四月，“会稽大疫，遣光录大夫将大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安帝纪》）。
建光元年，“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诏三公以下各上封事【196】陈得失。遣光录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同上）。
顺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师地震，汉阳地陷裂。甲午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口赋”（《顺帝纪》）。
阳嘉元年，“诏……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同上）。
顺帝永和三年，“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遣光录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同上）。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一般多是只免田租、刍槀，灾情特重时才兼免口赋。赐死者钱只有七岁以上才能得到。这样情况下才免除的口赋，其内容应该是包括算赋和口钱两者。口赋，大约和安帝元初元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中的口算是同义语。口赋者，口钱加算赋也。如果像如淳所解释的那样，口赋只是七到十四岁未成年者的口钱，对以上所引材料所述的情况是不好解释的。灾情特重，才于田租、刍槀和更赋之外免去的口赋，不会只是七岁以下的口钱而不包括成年人的算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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