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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农经济的繁荣和不稳定
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的长河中，是属于比较繁荣的时期。但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使小农居于被动、被吞并的境地而无力抗拒。尽管从整个历史长河中看，可以说战国秦汉时期是小农经济的繁荣时期，而被兼并、破产现象却是自小农在历史上出现之日，即与之同来的，东汉时期尤为显着。
《管子》一书虽非管仲作品，但书中的材料反映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齐地的情况。其中《问》一篇书就有多问是涉及到个体小农的。
“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收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贵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贵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问人之贷粟未有别券者几何家？……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
这里所抄下的都是关于小农的。最关心的是小农的生活。父【210】兄战死，家里有没有田宅？弟子遗孤怎样生活？邑中贫民有多少人是举债过日子？士民亲自耕田的多少家？依靠宗子收养的有多少家？有没有有田而不自己耕种的？他们自己干什么？外地人失业而来的有多少人？等等。从这些问里，我们看到有的小农已陷于贫困，生活发生了问题。
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国尽地力之教时，魏国小农和小农经济也已经不很理想。《汉书·食货志上》载李悝的话说：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间、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固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
一家五口治田百亩，这是战国以来政治家思想家常常提出的一个理想的小农社会。但是，照李悝的计算，在正常的条件下，这样一个小农家庭的生活已是困难的了。
战国时期的小农和小农经济情况，《孟子》书里也有些论述。孟子就常常提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小农家庭，他对梁惠王和齐宣王都讲过下面一段话。他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然而这只是孟子的理想，他所看到的社会并不是如此的。他对齐宣王说：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211】乐岁终年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同上）。
战国各国中，只有西方的秦国个体小农经济是比较安定的。荀卿曾去过秦国。应侯范睢问他入秦何见？荀卿回答所见中有一条是关于秦国小农社会生活的。他说：
“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荀子·强国篇》）。
西汉初年，小农和小农经济也出现一些困难。文帝时贾谊上疏曾有如下描述：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汉书·食货志上》）。
晁错对文帝的上疏也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住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同上）。【212】
以上所引材料，都是对战国秦汉时期小农经济生活的概括说明，下面再举两个具体的个体小农家庭作例。一是陈平：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史记·陈丞相世家》）。
一是贡禹：
“（贡）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穅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微臣，臣卖田以供车马。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汉书·贡禹传》）。
陈平一家，有兄有嫂，至少有三口人，有田三十亩，生活上已是贫而食糖核了。贡禹有田百三十亩，超过理想的“百亩之田”，他也年老贫穷，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吃不饱穿不暖。大概他家缺乏劳动力，贡禹八十一岁只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儿子（《汉书·贡禹传》）。陈平、贡禹的家庭，反映一般小农家庭的经济情况。
小农家庭经济生活的能够维持，耕田种地之外，一部分靠经营副业。《管子·禁藏篇》载：“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安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以卒岁。岁兼美恶，亩收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两条材料，说明家庭副业对小农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有田三十亩的家庭，副业收入可抵二十亩田，畜养鸡豚狗彘，七十者可以食肉；种桑养蚕，五【213】十者可以衣帛。
此外，《居延汉简》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书中的《守法》、《守令》等书篇都有关于副业对于小农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的记载。陈平、贡禹生活困难，大约和他们缺少劳动力，没有搞家庭副业大有关系。
战国西汉时期，小农和小农经济虽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大体说来，这一时期仍然是小农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农民生活基本还是过得去的。一个时间，一个地区，一部分农民出现一些困难，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战国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黄金时代，它以新生事物方兴未艾的精神努力成长着，健康的存在着。
小农经济是社会健康的基础，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此，战国秦汉的统治者，对于小农经济总是采取保护政策的。
李悝在魏国尽地力之教的措施，现在知道的只有《汉书·食货志上》记下来的平籴政策了。《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的话：
“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放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李悝的平籴，使民、农都不伤，但重点是保护了小农和小农经济。小农和小农经济保持健康发展，使国家社会的发展有了保证。李悝平籴法施行的结果是：“行之魏国，魏以富强”（《汉书·食货志上》）。
商鞅变法的根本精神在奖励耕战之土，即保护和奖励小农和【214】小农经济。变法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是奖励一夫一妇个体小家庭。“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是奖励农业。班固写《汉书·食货志》，虽然站在儒家立场，批判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偿”是离开了“古道”，却不能不承认变法仍是“务本”的，变法的结果使得秦国“倾邻国而雄诸侯。”
秦始皇统一后，全国的小农和小农经济是比较安定的。他到处以此自夸。例如，二十八年他东巡到琅邪，刻石颂功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三十二年在碣石刻石：“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秦始皇帝的失败，失败在他违背了这些政策。秦始皇的失败，主要不是失败在农民手里，而是失败在六国贵族残余势力手里，失败在二世、赵高之乱。二世、赵高引起的统治者内部之乱，削弱了统治者的力量，给六国旧贵以可乘之机。当然小农的繇役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似乎被汉人夸大了。汉初士大夫把秦朝对他们的打击说成是对小农的打击，把他们对秦的仇恨说成是小农对秦的怨恨了。
汉初的政策是清静无为，清静无为的主要目的是使小农和小农经济有一个安定、恢复发展的机会。这是行之有效的。《汉书·高后纪》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是赞歌，但也确实反映了高惠时期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农民生活安定，小农经济繁荣，是衣食滋殖的基础。
文帝、景帝时期，社会是安定的，经济是繁荣的。旧史家歌颂为“文景之治”。《汉书·景帝纪》赞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215】我们对历史要作清醒的分析，对任何帝王不作摩顶崇拜。但我们也不须要因此而完全否定文景时期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安定的一面。文景时期重要的成就在于重视农业，以农为本，保护小农和小农经济，认识到小农生活安定和小农经济繁荣是国家统治安定的基础。据《汉书·文帝纪》，文帝不止一次下诏指出农为天下之本。重要的如：
“二年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讁作县官及贷种食末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二年九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三月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男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男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
“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本，务莫大焉。今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后元元年冬十月诏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216】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也。”
我们这里抄引了文帝的几个诏令，并不是想为汉文帝歌功颂德，说汉文帝如何爱护人民，而只是想通过这些诏书来显示在西汉初年统治者眼里小农经济的地位，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如何重视作为他们统治基础的小农经济。
为了保护小农，文帝于二年和十二年两次下诏“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或“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从前后文意上看，田租之半和租税之半，大概是同义的，都是指的田租。而十三年又下诏“其除田之租税”。这次除的不是“今年”的田租，而是“除田之租税”，从这年开始直到景帝前元元年“五月，令田半租”，十二年间，没有征收过田租。
文帝之所以除民田租是为了保护小农经济，对抗商人资本的兼并。但保护小农，不是有爱于小农，而是为了保护统治者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
荀悦作《汉纪》，曾对文帝三十税一有所指责。在文帝十三年“诏除民田租”下荀悦说：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
这话似是通论有汉一代，然“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是指的文帝除民田租税则是无疑。这是不公正的。荀悦指责的是文帝，他心里所存的却是整个汉朝的问题，特别是西汉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217】秦”，这是西汉后期出现的局面。这是王莽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汉书·食货志上》）的翻版。如果在此时提出减收田租或除民田租税，才真是“适足以资富强”，只对豪强有利。但文帝时情况并不如此。豪强商人兼并农人的形势虽然已露了苗头，但还没有到严重的程度。小农和小农经济虽然已受到威胁，出现破产贫穷，但小农和小农经济还比较健康，而且是比较普遍的存在。此时文帝采取措施保护小农和小农经济，是有意义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贾谊、晁错都是如此主张的。到了西汉后期，形势就变了。这时汉家的田租仍是三十税一，就是只对豪强有利了。王莽在这时提出指责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那就非常中肯了。王莽指责的是西汉末年的情况，他就对了。荀悦指责的是文帝时的情况，那就不全对。当然，从发展上看，文帝帮助小农，也救不了小农，小农仍是要走向衰落，豪强富人总是一天天的兼并掉小农的土地。不收田租对他们自然是有利的，更助长了他们对小农的兼并，更有利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我们总要看到问题的全面性，文帝减轻田租，最终会是对大土地所有者有利，而在当时对小农和小农经济还是有利的。
西汉初年政府重农的结果，小农和小农经济发展的结果，到武帝初年公私经济都出现繁荣昌盛的形势。《汉书·食货志上》载：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218】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媿辱焉。”
有人说武帝时的富庶只是富有阶级的富庶。这话当然是有道理的。一个社会富庶了，首先当然是这个社会的富有阶级富庶了。但也不能不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繁荣富庶的社会，对社会各阶级、阶层都是有利的，各个阶级、阶层都生活上过得去。
战国西汉几百年间是小农和小农经济的繁荣时期，武帝时期达到它的顶点。武帝以后，小农和小农经济日渐走上下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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