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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换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交换经济的发展已如前述。秦汉之间虽然经受了几年战乱,时间究竟是比较短的。它也和战国时期的战争一样,在生产力兴旺发展的时代,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阻碍和破坏作用是不大的,是暂时的,很容易的就恢复过来了。秦亡汉兴,在统一的大帝国中,城市经济、交换经济是继续发展的。《史记·货殖列传》说: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关卡、津梁开放,山泽之禁废除,海内成为一家,在这条件下,富商大贾才能周流天下,货物才能流通全国。事实正是如此。到文帝时,民间已出现“背本趋末”,“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汉书·食货志上》)的情势了。有先见的大思想家贾谊,已为此深忧了。

  经过汉初高惠文景几十年的生养休息,到汉武帝时期,汉帝国的经济已由恢复跨进繁荣时期。交换经济更加发展。“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汉书·东方朔传》)。古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这时代。他的史学着作《史记》,反映了当时交换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同时,反转过来看,司马迁【220】的思想和他对当时经济情态和经济问题的看法,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城市交换经济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

  老子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思想,反映受战争苦害、受商品货币关系侵剥的小农对往古氏族制度的怀念。司马迁批判了老子这种复古思想。他认为有了城市交换经济和跟着而来的生活上的多方面享受,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必然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他说: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小国家,自古以来都是很少的,老子这里说的只是些氏族部落而已。“与之争”,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争。司马迁认为和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争,是最下的办法。你就是挨门挨户苦口婆心的去说以妙论,也是枉费心机的,是“终不能化”的。

  司马迁这种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司马迁这种思想观点是他所处的、生活于其中的客观社会现实在他头脑里的反映。司马迁这种思想观点帮助我们来认识商品货币关系、城市经济在当时整个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地位、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

  《史记·货殖列传》有大段材料概括地描绘了西汉前期的社会经济面貌,记录下来各个地区的重要物产、贸易关系、城市和经济生活。这使我们看到汉帝国在汉武帝时期,各地区交换经济的活跃和交换在各个地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221】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就司马迁所看到的,西汉初年的汉帝国在经济上可以分作四个大区域:西部,今山西南部以西,包括陕西、甘肃、四川一带,产材竹、谷纑、旄、玉石;东部,今河北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产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出产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象牙)、皮革;北方,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以北,产马、牛、羊、栴裘、筋、角。司马迁没有谈农业生产,他主要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而谈的一些土特产。所以他接着说“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都是从商业交换说的。

  在司马迁眼里,在人民生活中农工虞商四者是同等重要的,同样都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四者同是“民所衣食之原”。如果客观上没有发达的交换经济现实,不会产生司马迁这种思想。

  《史记·货殖列传》写了各地区许多大小城市,其中以“一都会也”来指名的大城市就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等地,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地区的商业交换中【222】心,它集中了一个或大或小地区的货物运转各地,它也承接外地区的货品再分运各处。自然,西汉前期各地交换经济情况,不是一天突然出现的,它是战国以来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不待言的。司马迁在论述各地区经济情况时,就常常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叙述的。

  关中地区。以长安为中心,南通巴蜀,西通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这地区“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这地区的人民,“好稼穑,殖五谷”,“有先王之遗风”。“及秦文、孝、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郤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南为巴蜀地区。“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关中之西,为天水、陇西地区。“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巴蜀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的货物,都要通过关中才能和中原各地交易。在地理上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自战国以来,关中成为富庶的地区。关中的富庶,并不完全靠关中本地区的生产,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靠关中本地区的生产。关中的富庶和它控制着巴蜀地区、陇西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是有关系的,巴蜀、陇西的土特产和商品通过关中才得和中原地区交易。关中成为四方辐凑的地区,货物集中的地区,因之关中富起来了。”使这个地为天下三分之一,人为天下什三的地区,却富居天下之什六了,关中之富由于“商”而不是由于【223】“农”。

  关以东是三河地区。三河指河东、河内、河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和河南的西部、北部。这地区是夏、商、周三代都邑所在之地,汉时仍是土地狭小人民众多的地区。《货殖列传》所举汉代这地区的城市有杨、平阳和温轵。“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故杨、平阳、陈椽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

  三河以北,是燕赵地区。赵、中山(今河北中部),“民俗懽急,仰机利而食。”这里是纺织业发达的地区。邯郸是这地区的都会。“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赵之北是燕(今北京市和河北北部)。“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结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到今天,良乡的板栗,密云的小枣,仍是远近驰名的。

  三河以东黄河南岸是洛阳、齐鲁梁宋地区。这地区的大都会有洛阳、临淄和陶。洛阳的交易网,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齐地的大城市是临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自周代以来,齐就是以出产纺织品和鱼盐着名的。它的鱼盐运往各地,它的冠带衣履天下。各国各地敛袂而往朝。邹鲁地区,原是儒家的老窝,民“俗好儒”。但至迟到西汉时期,这地区已是“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即比洛阳人还喜欢经营商业的。陶是梁宋地区(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江苏北部)春秋战国以来的大都会。刘邦在乌江打败项羽,却回到济水之上陶这地区来即皇帝位,很难说这和陶的繁荣的吸引力没有关系。

  淮水、长江地区是原来的吴、越、楚地区。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是西楚。江陵是这地区的有名城市。“江陵,故郢【224】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是东楚。吴是这地区的大都会。“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这一广大地区是南楚。这地区的都会有寿春。而合肥“受南北潮”,是“皮革鲍木”运输集中的地方。

  此外,番禺(今广州),“亦一都会也”,是珠玑、犀、瑇瑁、果、布的集散地。颍川、南阳是夏人的旧居。“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南阳的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

  这是《史记·货殖列传》对于武帝时期商业城市和各地贸易交换网的描述。西汉时期城市经济比战国时期又有发展,战国时临淄有七万户,照主父偃所说,武帝时“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汉书·济北王兴居传》)。赵之邯郸也很富庶。武帝时,“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汉书·景十三王、赵王彭祖传》)。由此观之,赵地商业交换的发展不局限于邯郸一地。西汉城市经济的发展,终西汉一代无大变化。《盐铁论·通有篇》所举昭宣时的名都为:

  “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楚之宛邱,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盐铁论·力耕篇》:“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

  阳翟即颍川,三川即洛阳,《盐铁论》所举除多一荥阳外,和《货殖列传》所举大体是一样的。至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成都始与洛阳、邯郸、临菑、宛并为五都会之一。【225】

  交换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商人阶级积聚了大量财富在自己手里,过着侈奢豪华的生活。官僚、贵族、地主阶级也在商品交换经济给创立的经济条件下,亦步亦趋的效法商人,疯狂的积累财富和过着豪华的生活。而农民则在交换经济支配下,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土地都卷入交换过程中去,破产流亡麕集城邑,或则自卖或被卖为奴隶。

  西汉户口统计,都是区域郡县的户口统计,这些人口中多少是城市户口多少是农村户口则没有统计。从一些记载看,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可能是不小的。照贡禹所说,“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城市人口应占总人口的一半。可注意的是:当时人说到人民流亡都是去城郭。如贾捐之对元帝说:“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汉书·贾捐之传》)。鲍宣也说:“流民亡去城郭。盗贼并起”(《汉书·鲍宣传》)。成帝赐翟方进也说:“间者郡国谷虽颇熟,百姓不足者尚众,前去城郭,未能尽还”(《汉书·翟方进传》)。民众离亡,按常势应是农民流亡,离其农村,而贾捐之却说“商会城郭”,鲍宣说“亡去城郭”,成帝也说“前去城郭”。是否可以说,贾捐之、鲍宣和成帝的话,反映西汉后期,城邑是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城邑人口和农村人口对比,不会像王符所说到一百比一,也或者不会是一半一半,但百分之四十或三十大约是会有的。如果我们不囿于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国家,绝大部分人口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村人口的成见,而从贡禹所说的“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和王符所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或者就会同意汉代大量人口是居于城邑的,说百分之三十、四十居于城邑,大约是不为过的。【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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