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五）海外贸易

（五）海外贸易

　　战国晚年，齐人邹衍创大九州说。他说：“儒家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齐地滨海，在交换发展人们的眼界大开之后，人们对内地的眼界扩大，因之对海外大加推想，也可能有海外来人，更加使人们推想海外世界，因之有邹衍大九州之说。总之，邹衍大九州说是战国人眼界扩大后的产物。

　　这是中国人眼界开扩后的地理设想。见诸记载有史可徵的中国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似应由汉代讲起。

　　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有两条路线，一是陆路，通过今天的甘肃、新疆通往中亚和更西的西方；一是水路，由南海出南洋。

　　新疆准葛尔盆地西端，天山有个缺口，叫作阿拉山口。从蒙古草原通过准葛尔盆地出阿拉山口（即天山缺口）通往中亚，这是古代媾通东西的一条大道。古代一些游牧民族通过这条道路，快马加鞭漂忽在中国北部和中亚地区。

　　在交通工具落后的古代，水路远比陆路方便。大江大海不但不阻碍交通反而是交通要道，而隔山隔岭却常使交通梗阻。这证之秦朝统一时的形势，问题是一目了然的。秦的郡县设置在南的日南郡深入现今越南沿海的中部，在西和西南却不出今天的甘肃、四川和湖南。何以故？水路可通，山岭隔阻也。

　　汉代中国和海外的水路交通路程，《汉书·地理志》有如下一段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又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齌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县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和已程不国是现在什么地方，近代学者已进行了不少研究。他们用对音等方法，指出这些古地可能是现在某些地方。如岑仲勉氏认为都元国在马来半岛东岸，邑卢没国在苏门答腊，谌离在缅甸仰光附近，夫甘都卢国在仰光北缅甸河上，黄支国在印度东海岸等等。但这仅是一种研究成果，难说已是定论。

　　但汉朝和南洋各地虽有此海路可通，而贸易交往则远不如由陆路通西域之发达。原因可能是：当汉之时，中亚各国和更西的安息、罗马，都是文明古国，它一方面能向汉朝提供更多的物产商品，另方面也需要东方向它提供更多的物产商品。这就决定了它们间的交通虽然是困难的，克服因难的欲望和行动都是强烈的。中国的丝绸就是西方各国各地强烈需要的。南洋各地当时文化程度还比较落后，除明珠奇石外它们提不出更多更需要的商品，而由于落后，丝绸还不是它们所需或大量所需。这就使得南道海上贸易，远远落后于西道陆路了。

　　通往中亚的陆上交通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彩陶文化就沿着这条路东西传布。秦始皇到处刻石记功，这和中亚古代的刻石有无联系也可以研究。张骞通西域，在大夏看到由身毒（印度）远去的蜀布、邛杖。《汉书·张骞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着，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往，又无寇。”武帝听得张骞的话，很高兴。于是从蜀犍为间发使，四道西出，但皆不得通。又听得说昆明以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而蜀贾间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同上）。这些蜀布、邛竹杖是怎样运输到身毒即印度去的，尚有待研究，而蜀和身毒有交往则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这种交往贸易可能是间接的。

　　汉武帝通西域之后，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往和随之而来的贸易就更加频繁了。《汉书·张骞传》云：

　　“自骞开外国，……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谓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为具使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齌物，欲贱市以私其利。”

　　这些人虽然都假借汉朝使臣的名义，实际上都是商人，他们的目的是求利，他们的行为是营商，携带中国的货物以往，囊括外国的货物以归。买贱卖贵，从中牟利。他们得机会就“侵盗币物”。强盗和经商本来就是孪生兄弟。资本主义兴起殖民新大陆时，海上商人多是海上大盗。

　　自此西域各国竞求贸易，《汉书·西域传·罽宾传》云：

　　“罽宾……数剽杀汉使。……孝元时……绝而不通。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罽宾王……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于是风白后钦言。罽宾实利赏赐贾市，其使数年而一至。”

　　又《康居传》载：

　　“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都护郭舜数上言：……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

　　故《后汉书·西域传》末总论曰：

　　“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汉朝使臣和商人直接到达的最西的地方大约是安息（今伊朗）。东汉章帝时在西域活动的使臣班超于公元86年派使者西通大秦（罗马帝国），使者曾到达条支（今波斯湾）。《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载：

　　“（和帝永光）九年，都护班起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徐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齎三岁粮。……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但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大秦国的商人冒充大秦皇帝安敦的使臣从海路经日南到达汉朝。《后汉书·西域传·大泰国》载：

　　“（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练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

　　安敦大约就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公元96—192年）的安敦尼帝（138—161年），也许是马可·奥勒略帝（161—180）。马可·奥勒略也属于安敦尼王朝。假冒安敦帝使臣的商人可能是在161年前安敦尼在位时离开大秦，到166年才到中国。也可能是大秦边地商人于166年到中国时，还不知安敦帝已去位。

　　通过通往西域的大道，中国的丝绸运往中亚、西亚，并更远到罗马帝国。他们把中国的丝绸视作珍品。此外中国的铁器、漆器等也运往西方去。（《史记·大宛列传》载：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善市贾，争分铢。……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注徐广曰：又或作铁字）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

　　自汉以后，这条通往西方的大道就被叫作丝绸之路。

　　汉朝政府对于海外贸易是有管制的。有些商品是禁止出关的，而一般商品的出关也需要得到政府的允许，发给符传。《史记·汲黯列传》载：

　　“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

　　“阑出财物于边关”句下注云：“应劭日：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赞曰：无符传出入为阑。”由此知道，按汉律兵器是不得出关的。

　　“对外”一词，从汉朝的角度来说和由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是不同的。汉朝把匈奴等少数民族都看成外，我们今天则认为匈奴等古民族凡生活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围国境以内的都是国内民族间的问题而不是对外。

　　汉朝和边疆各族间有互市，亦称作关市或合市。互市、关市、合市似有一定的地点和时间。各少数民族从互市中可以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物品。汉朝政府却又常常以不绝互市来作为羁縻的手段，又以绝互市作为打击的手段。《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以尚关市不绝以中之。”《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建武二十八年班彪奏曰：“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亡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同书传又载：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遗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夫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同书《乌桓传》：“帝从班彪言，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甯城，……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同书《鲜卑传》：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汤诣阙朝贺，……令止乌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互市。”

　　但汉朝政府对边疆各少数族的互市所采取的控制措施，是否也施用于西方更远的地方，还不能完全确定。从上引《史记·大宛列传》所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铁器，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来看，似乎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汉政府也是加以控制的。参与贸易的商贾并没有完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