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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市管理

 

  春秋时期开始,城邑显着的增多起来。《左传》里建城的记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数目增加,规模也在扩大。但春秋时期的城还是比较小的。战国时代的城,就逐渐扩大了。战国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万家,家以五口人计,万家的城邑有人口五万。这在战国,是一般的城市,虽或不能“相望也”,总可说已相当多,相当普遍。

  临淄是战国时代的大都市,有人口七万户。一户以五口计,有三十五万人。宜阳也是大城,东周君说;“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战国策·东周策》)。宜阳也应有二、三十万人口(每家出一——二兵士计)。

  春秋以前的城,是贵族的居住点。春秋战国之际,交换经济兴起,城市同时成为商品货物积聚处,也是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处。

  汉代的城市规模,比战国又有发展。战国时临淄有七万户,汉代是十万户了。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汉书·高五王传·齐厉王次昌传》)。文帝的儿子梁孝王都睢阳,“广睢阳城七十里”(《汉书·文三王·梁孝王传》)。师古曰:“晋太康地记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筑之。”方十三里,城周长五十二里。

  秦汉时期,一般县城有五千户到三万户。《汉书·陈平传》:“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雒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

  东汉时期,城市人口空前膨胀。王符说,洛阳城居住着十倍于农民的浮末业者,和十倍于浮末业的游手为巧者,而且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即使我们不相信这个人口百分比数,但我们应该相信,东汉城市人口量是很大的。

  一个城市,主要由官府,居民区,市组成。都城又有皇宫。《国语·齐语》记管仲对齐桓公说:“首先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市,春秋时期的城市已经出现,可能还要早。《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死于羊肆。”杜预注说:“羊肆,市列。”《孟子·滕文公下》:“去关市之征”。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市。

  汉代长安有九市。《三辅黄图·长安故城》条:”《汉旧仪》曰;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①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长安九市》条说:“《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市楼皆重屋。”九市之说大概是可信的,班固《西都赋》也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也说:“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

  市之名称见于记载的有:

  一、大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帝六年,“立大市”。

  二、西市。《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惠帝六年,“立……西市”。《汉书·惠帝纪》,六年六月,“起长安西市”。

  三、东市。《汉书·晁错传》:“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传》:“卜于长安东市”。

  长安以外各地城市,大约都有市,《史记》、《汉书》中多有关于市的记载。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剑刀,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的下。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是淮阴有市。《黥布列传》,随何说踪黥布说:“言文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是淮南有市。(参看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7—208页)

  里有里门,市亦有市门。《史记·货殖列传》:“刺绣文不如倚市门。”里有门监。《汉书·张耳·陈余传》:“张耳、陈余乃变姓名俱之陈,为里门监。”《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食其……家贫落魄无以为业,为里监门吏。”市门吏称卒。《汉书·梅福传》:“变姓名为吴市门卒。”里监门吏和市门卒,职业都是比较下贱的。《战国策·齐策》所谓“夫监门闾里,士之贱也。”因为贱所以张耳、陈余等人才能以为里监门隐身。

  市是完全置于地方官的管辖之下的.汉代政府对于市设有官署来管理。《三辅黄图·长安九市》条说:“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直市在富平津西南二十五里,秦文公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汉代县级长官,万户以上大县称令,万户以下称长。大城市的市官,一般称长,长安则称令。上引《长安九市》条就说“有令署”。令署就是市令的官署。商人的货财、买卖、贸易等事都要受市令长的监督。长安市的市令长大约由三辅都尉兼,故称“三辅都尉掌之”。都尉是武官,掌治盗贼。以都尉兼市令长,是加强对市的管理的缘故。市令长以下的市官有市穑夫,有丞。《汉书·何武传》:“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责课。市穑夫求商捕辱显家。”《汉书·食货志下》:“(王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从“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看,也许是王莽时新置,那么是否王莽前只有市穑夫就不能断定了。顾名思义,交易丞是掌管贸易的,钱府丞是主管货币的。既管物又管财,这就加强了政府对市的控制。

  商人自有市籍。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的政策是重农抑末的,商人受歧视。《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疏论秦时谪戍制说:“先发吏有谪及赘壻、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在市区内营业的商人,要纳市租。上引《何武传》,何武的弟弟显就因为家有市籍,租常不入而为市穑夫所捕辱。大城市的市租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汉武帝时的主父偃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按《史记·货殖列传》,“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临淄的租入千金,等于一个封侯的收入了。

  城市交换经济的繁荣,于买卖时居间中人收入之多可以证之。《汉书·景十三王传·赵敬肃王彭祖传》:“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入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以故赵王家多金钱。”榷会的收入,抵得过一国的租税收入,这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了。

  市的开闭都要受政府的干预。曹魏文帝时有这样一个故事。“车驾南巡。未到宛,有诏百官不得干预郡县。及驾到,而宛令不解诏旨,闭市门。帝闻之,忿然曰:吾是寇耶?乃收宛令及太守杨俊”(《三国志·魏志·杨俊传》注引《魏略》)。

  战国秦汉的市和商人,手工业者,大约没有自治组织或行会组织,至少在文献里没有看到。墨家的组织,有点是市民和下层手工业者组织的样子,但它是社会性的,不是职业性的,更不是行政性的组织。

  战国秦汉的市,是在官府管理和控制下的。层层的交易丞、钱府丞、市穑夫、市令、长,都属于政府系统而为其一个分支。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战国秦汉的市,是牢牢的控制在政府之下的。在重农抑末政策指导下,有市籍的人的身分比农民要低。尽管在经济上,商人已兼并农民使农民穷困了。商人的商业活动,完全在政府官吏的控制、管理下进行。商人没有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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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续汉志·郡国·长安》条下注引《汉旧仪》曰:“长安城方亦十三里,经纬各长十五里,十二城门,九百七十三顷。”与此处所引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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