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四）社会改革

（四）社会改革

　　社会上政治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改革要求；出现改革家和改革活动。

　　中国古代社会时期，前后出现过两次大的社会改革，一次是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一次是西汉末年的天莽改制。两次改革，一次是成功的，一次是失败的。对两次的改革家，却又都是悲剧。

　　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他得到国君的信任，推行他的抱负和政治主张，基本上行所欲行了。但结局是悲剧性的，他被车裂了。

　　王莽是又一类型。他之代汉取天下，可谓应天命顺人心的。针对当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计划。他是个主观理想主义者，是位幻想家，他到死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的。他的失败，是一个改革家的悲剧，一个必然的悲剧。

　　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三个大势力：国君或皇帝，掌握土地和财富的豪富集团，农民。官僚多半出身于掌握土地和财富的家富集团。社会改革的成败，这个集团往往起很大作用。改革就要动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拼死反对。商鞅变法虽成功，商鞅死在他们手里。王莽改革，一半失败在这个集团手里。

　　下面且看王莽改革：

　　王莽的上台，是应天命顺人心的，他的失败，又是天怒人怨的结果。在古代人的思想里，天心是顺应人心的。

　　王莽上台之前，汉朝统治者已统治不下去了。

　　宣帝被称为西汉中兴之主，但就是宣帝时期已是问题重重。前面引用过宣帝晚年就有个诏书说：“今天下事少，繇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汉书·宣帝纪》）。他已经尽心尽力了，而仍是“民多贫，盗贼不止”这真使他不明白。元帝时的情况，由他的几个诏书可以了解；“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暴猛之俗弥长，和睦之道日哀，百姓愁苦，靡所措躬。”“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百姓屡遭凶咎，加以边境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同见《汉书·元帝纪》）。

　　元帝时人民生活情况，大臣的上疏中也多谈及。贡禹曾经指出：“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汉书·贡禹传》）。

　　这种民不聊生的情势，成帝时继续发展。成帝罢免丞相薛宣的策说：“朕既不明，变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汉书·薛宣传》）。谷永也说：“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究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铁官徒暴动，农民暴动，在成帝时是不断发生的。参加暴动的人数和地区，在不断扩大。

　　哀帝时，鲍宣上书说，凡民有七亡，七亡尚可，又有七死。他把这归之于公卿贪污、腐败，说这些官员们，“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者。（《汉书·鲍宣传》）。

　　如前所述，昭、宣、元、成都曾以赐贫民和假贫民公田以及贷给种粮等措施来帮助农民，渡过困难，成帝还多次赦免天下徒，皆不能解决问题。

　　人民对汉政权已失去信心。人心惶惶不安，社会上一有流言蜚语，极容易轻信。成帝时，关东大水，流杀人民多至千人。而京师却无故诋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汉书·成帝纪》）。哀帝时，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哀帝纪》）。这种谣言流传和相信谣言，都是人民对当代政治、社会失去信心的表现。

　　董伸舒开始大讲灾异。昭宣以后，灾异思想和五德终始思想大盛，成为在政治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时代思潮。当时人的政治信仰是宇宙间有五种德在轮流，对宇宙的运转进行统治，人间统治也是和宇宙一样，五德轮流进行统治，皇朝亦如“四时之运，成功者去”。这时忠于一家一姓的思想是不强的，拥护刘家政权的刘向说：“王者不可不明三统，明天帝所受者博，非独一姓也。”（《汉书·刘向传》）。谷永对成帝说：“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治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汉书·谷永传》）。这是先秦民主思想的继续，这是反专制反暴君的优良思想传统。

　　昭帝时，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儒生睦弘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他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汉书·睦弘传》）。睦弘以袄言惑众，大逆不道：伏诛。但问题在人民已根据自己的思想信抑，敢于大胆的提出要刘家皇帝求贤让位。

　　宣帝时，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宣帝下诏说：“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汉书·夏侯胜传》）。皇帝接受灾异论了。

　　成帝时，灾异屡见，成帝也很害怕。他问儒生谷永，谷永说：“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间，群灾大异，交错蜂起。……兵乱作矣，厥期不久，隆德聚善，惧不克济。”（《汉书·谷永传》）。这是说，汉家该让位了，就是再作好也已无济于事了。

　　哀帝时，有人建议“再受命”。这是皇帝可以接受的。再受命，表示已经改朝换代了。哀帝接受这一建议，下诏改元易号，“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这种汉家当求贤让位的思想，汉家运数已尽的思想，使得王莽取帝位有着广泛的舆论基础，人民基础。它大大的有助于王莽取代汉家政权。

　　王莽家族的地位和王莽个人生活经历，也是王莽爬上皇帝宝座的重要条件。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为元帝皇后，生子成帝。成帝时，王莽的伯父王家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辅政。世谓四大司马。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兄弟五人同日封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王氏在朝廷上的专横，举一事以为例。“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汉书·元后传》）。

　　王莽出身这个家庭，但他的幼年遭遇却不同于他这些伯叔兄弟们。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未得封侯。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生活侈靡，以舆马声色逸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抵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诚备。

　　王莽这段早年遭遇，对他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却很有关系。他的外戚家族，使他有了政治凭藉，他早年的“孤贫”和折节读书，使他接近社会中层和知识界，了解当日的社会问题，并能了解一般中下层阶级的问题和要求，取得社会的拥护。

　　王莽伯父大司马王凤病，莽侍疾，亲尝药，蓬首垢面，衣不解带连月。王莽的行为，和他王家众兄弟纨袴玩乐者不同，王凤很受感动。王凤将死，特向王莽的姑母皇太后及成帝推荐王莽。遂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靠了这些，王莽在官僚、土大夫阶层取得很好的声誉。当世名士，威为莽言。成帝很器重王莽，封莽新都乡候，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城。爵位益尊，节操愈谦。

　　王根因乞骸骨，荐莽自代。成帝遂以王莽为大司马，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王莽为了使名望超过前人，克己不倦。生活愈加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汉书·王莽传上》）。

　　成帝死，哀帝即位。成帝无子，哀帝是成帝的弟弟定陶王的儿子，不属于王皇后这一支。随着成帝之死，王莽也下台。哀帝时期，王家的政治地位相当紧张。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元帝妃）和他的母亲（定陶恭王丁妃）都很想抓权，王莽和王氏家族自然在被排斥之列。王莽辞官后，不久即被“谴就国”回封邑新都。这段时间，王莽是很紧张的。傅、丁两家，如果是比较成熟的政治斗争者，有可能把王莽除掉。但傅、丁两家不是这种人物。王莽在新都侯邑，小心谨慎，韬光隐晦，杜门不出。其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杀奴是犯罪的。王莽怕因此引出问题，不得不迫令儿子自杀。

　　王莽就国三年，官“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同上）。哀帝征莽回长安。

　　一年多，哀帝死。这时傅、丁两太后皆已死。掌权的大司马董贤，只是哀帝宠爱的一个少不更事的庸才。王莽姑母皇太后，“即日驾至未央宫，收取玺绶，遗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莽白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印绶。贤即日自杀。”（同上）。

　　王太后拜莽为大司马，立年仅九岁的平帝，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王莽。

　　从此，政权落在王莽手里，由安汉公而宰衡、居摄、假皇帝而真皇帝。

　　王莽代汉，不但得到整个官僚系统的支持，也得到民间士大夫的支持。推荐他为宰衡时，“民上书者八千余人”。（《汉书·王莽传上》）。后来“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同上）。这里面很可能有王莽的授意群下的奉迎，但近代史以前，很少人搞这种“民意测验”。这是中国古代社会里一次民意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社会里“民主”意识的残迹。重要的是它反映王莽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

　　王莽是在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重局势下取得政权的。拥护他的人，把他看作救星。王莽上台以后，形势要求他必须拿出一套改革办法。如前所述，当时的问题是：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农民破产流亡沦为奴隶。商人资本操纵社会经济。王莽改革，就集中在这三个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和货币问题。

　　这三个问题，是西汉初年即开始成为问题的问题，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贾谊已经指出他的时代“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岁恶不入，请卖爵子。”他希望文帝及早注意，及早解决。解决之道，他提出“殴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晁错更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他指出商人阶级“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指出“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指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他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贵粟”，“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如此，“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接受他们的建议，采取了重农、贵粟，减田租的措施，但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却更日趋严重。

　　到武帝时，已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董仲舒建议“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武帝虽然没有直接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他打击商人豪强所采取的办法，超过了董仲舒的建议。他没收了商人的土地、奴隶和资本。虽然如此，仍然没有解决问题。昭宣以后，土地兼并，农民流亡、徒奴暴劫一路发展下去，愈演愈烈。

　　元帝时，人们对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认识逐渐深刻，摸到其源皆在于钱。贡禹已看到“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农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以至此呢？他说：“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贡禹建议，罢“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又建议诸官奴婢十万余人，“宜免为庶人”。

　　贡禹建议赦免奴隶，元帝没有施行。但成帝却一再“赦天下徒”。哀帝更提出一个限田限奴的思想。他的一个诏书，我们前面已引用过。大臣师丹等根据诏书旨意提出限田、限奴办法，“诸侯王、列侯、……公主……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但由于哀帝的傅、丁两太皇太后、皇太后的反对而未能施行。

　　为社会问题所困扰而又渴求解决问题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眼望着王莽拿出办法来。

　　王莽的改革是从钱币开始的。居摄二年：“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汉书·王莽传上》，《食货志下》云“凡四品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值。”（《汉书·王莽传上》）。

　　始建国元年：“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汉书·王莽传中》）

　　“二品并行”，依《食货志下》，“莽即真（即始建国元年），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云“二品并行”者，罢错刀、契刀、五铢钱，而只行大钱、小钱也。

　　这一年，在改革币制的同时，对田制和奴隶制也提出改革。他批评秦汉的田制奴制说：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役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汉氏减轻田祖，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同上）。

　　这个诏书是王莽对秦汉社会问题的概括，也是一个声讨书。

　　他提出改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的办法，来解决土地兼并和奴隶问题。他说：“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同上）。

　　土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王和私是对称的。土地属于王有，所以称为王田，奴隶仍属于私人所有，所以称为私属。但已不许卖买。这对于奴隶身分待遇有很大提高。当时的奴隶是和牛马同栏出卖的，改奴隶曰私属，不许卖买，至少把奴隶从与牛马同栏中提出来了。但奴隶并没有解放，仍然属于主人，所以叫私属。改天下田曰王田，这是王莽所想望的古代圣王井田制的恢复。

　　为了防止商人兼并农民，王莽又设赊贷、五钧、六筦。目的在抑制兼并。他下诏说：“今开赊贷，张五钧，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汉书·食货志下》）

　　张五均的办法是：“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钧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雠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同上）。

　　赊贷是民有急需，由官家贷与钱，低收利息，以免受高利贷剥削。赊贷的办法是：“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同上）。十分之一的利息，比当时一般商人高利贷的利息低了好多。私人放债，一般的利息是十分之三、四，高的到十分之五、六和十分之十。

　　六筦是：名山大泽、盐、铁、钱、布帛五钩赊贷，斡在县官。后来，又加上酒。

　　王莽实行六筦的用意，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的一个诏书说：“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臧。五钧、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筦之。”（《汉书·食货志下》，）。

　　用王莽自己的话说，六筦的目的在：“齐众庶，抑并兼。”（同上）。

　　这是王莽的全部改革措施。为了解决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破产沦为奴隶问题，王莽的设想，不能说不是针对性很强的，想解决问题的。但实行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的，全都以失败告终。

　　王莽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原因，我想可以归纳为三。

　　一、首先是这些改革都是空想的，没有物质基础的，而且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

　　把土地收为王有，恢复古井田制度，由国家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是王莽的理想。如果真能如此，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但这是不可能的。氏族公社时期的井田制，固已早就消失，就是西周春秋以来的王有土地下的井田制也早已破坏了。商业发展，交换发展，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这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这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谁要反其道而行，谁就要受历史的惩罚。王莽规定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但王田命令发布不久，“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汉书·食货志下》）。

　　始建国四年二月，中郎区博对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汉书·王莽传中》）。区博还是有些历史眼光的。他知道井田虽是圣王法，但其废久矣。秦之灭庐井而置阡陌，是“顺民之心的。”现在行井田，是“违民心”的，虽“尧舜复起，弗能行也”。

　　王莽知道人民怨恨，遂下书：“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同上）。

　　从下诏书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不到三年。王莽的井田究竟实行到什么程度，已无从详考。但无论实行到什么程度，其不得民心是定了的。大土地所有者固然不愿意放弃他们土地的所有权，小农也乐于土地私有，不愿土地王有。土地王有也违犯了小农私有观念，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二、制度的本身有问题。以钱币的改革来说，他不知道钱币的价值是要由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而不是法令可以决定的。有一次币制改革时的大钱与小钱重量是十二比一。大钱重十二铢，小钱重一铢。而价钱却是五十比一。这就必然引起盗铸。王莽币制改革一次，盗铸情况就严重一次。大钱、小钱，二品并行的法制一规定，盗铸钱者即不可制止。王莽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隶。（《汉书·王莽传中》）。于是“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成。”（《汉书·王莽传下》）。“每一易钱，民用破产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帛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锺官，愁苦死者什六、七。”（《汉书·食货志下》）。

　　钱币大小比价的不合理，引起盗铸，盗铸引起千百万人的犯罪、罚作、死亡。

　　三、官僚机构的坏事。王莽的改革政策，都是对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不利的。但是，政府官吏来自这两个阶级，绝大多数来自土地所有者阶级，一部分是商人。商人地主阶级，利在土地私有，农民有出卖土地的自由，商人兼并之家有收买土地的自由。出身商人兼并之家的官僚，如何会推行一种对它不利的政策？王莽的政策，即使本身是好的，如五钧、赊贷、六筦，但一经官僚机构去推行，好的也就变成坏的了，官僚们的贪污腐败，什么使东西在他们手里一过都变了质。后世王安石的改革，也有很大成分是失败在官僚机构的腐败。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制度本身、思想境界都是好的。他和王莽一样，有伟大的抱负，想对社会问题有所解决。改革总要有人去执行，徒法不足以自行。不能不依靠官僚机构。但一到官僚手里，事情就变质了，好事变成坏事。

　　王莽在位，从平帝元始元年任大司马掌权算起，共二十三年（公元后1年到公元后23年）。他以绝大部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官僚、士大夫的支持上台，以士大夫地主的反对和人民暴功而告终。诚如当时一个卜者王况所说：“新室即位以来，民田奴婢不得卖买，数改钱货，征发烦数，军旅骚动，四夷并侵，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书·王莽传下》）。他侵犯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在世家豪族反对和农民暴动下垮台。

　　这位泥古不化愚而自用的改革家，在汉兵入长安，火焚宫殿，死在临头的时候，还“绀袀服，带玺韨，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拭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汉书·王莽传下》）。王莽被乱兵害杀。

　　一代改革家，落了个悲剧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