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一）暴动、反莽和汉帝国的再建

（一）暴动、反莽和汉帝国的再建

　　两汉之际，农民和豪族强宗是社会上有势力的两大阶级。农民人数众多，豪族强宗活动能量大。王莽末年，这两个阶级都起来造反。

　　王莽初起时，豪族强宗本来是支持他的。王莽谦让不受新野田时，有四十八万多人上书要他接受。在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奴徒一次次起来暴动，朝廷束手无策情况下，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都把王莽看作解决问题的救星，支持他的上台。居摄元年安众侯刘崇起兵讨莽，因为他认为王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汉书·王莽传上》）。二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用翟义自己的话说是因为“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汉书·翟方进传》）。这两次起兵，虽然一时也声势很大，使王莽震惧，但很快就被扑灭了。绝大多数豪族强宗官僚士大夫，都是支持王莽的，就是大多数刘氏宗室也是支持王莽的。

　　玉莽末年的农民暴动，即山东的赤眉、荆州的绿林和河北的铜马，可以看作西汉后期农民、奴徒暴动的继续，是土地兼并农民贫困无法生活铤而走险的结果，而更直接的导火线则是王莽时期的连年灾荒。《后汉书·刘玄传》：“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后汉书·光武帝纪》：“莽末，天下连岁灾蝗，寇盗蜂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汉书·王莽传下》：“赤眉力子都、樊崇等以饥饿相聚，起于琅邪，转钞掠，众皆数万。”《后汉书·刘盆子传》：“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群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东观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群起，四方溃畔。”（《后汉书·刘演传》注引）。他们是饥饿所迫，铤而走险，目的只在抢劫吃食，并没有攻城略地反对王莽夺取天下的大志。《后汉书·刘盆子传》：“初崇等以穷困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泛相称曰巨人。”

　　豪族起事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一起兵就是有野心的，力量大的要取天下作天子，力量小的也要割据一方，占一块地方，称霸称王。

　　以刘演、刘秀为例，他们是汉朝宗室，是南阳豪族强宗，一起事就是要恢复汉家皇业。《后汉书·齐武王演传》：“莽末，盗贼群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铁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后汉书·光武帝纪》：“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光武初不敢当。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兵弩。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

　　对于这两股力量，王莽不怕人数众多的农民暴动而怕豪族强宗的起兵，他认为农民只是乌合之众，流窜求食，成不了大事，而豪族强宗是要取天下的。《汉书·王莽传下》说：“初，京师闻青、徐贼众数十万人，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莽亦心怪，以问群臣，群臣莫对，唯严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宜饥寒群盗，大羊相聚，不知为之耳。莽大说，群臣尽服。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既杀甄阜，移书称说。莽闻之忧惧。”

　　班固东汉初人，记载刘演事迹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这大体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王莽末年的农民暴动，其起因是经济性大而政治性小。他们是为饥饿所迫而起，不是为了反对统治者，不是为了要夺取政权。绿林推刘玄作皇帝，是因为绿林自始就是农民和豪族强宗的混合体；赤眉推出刘盆子，是因为樊崇等曾归附刘玄到朝廷上呆过几天，要效法绿林；而铜马则始终留在地方，为衣食而战，未建旗号，未尝称帝。

　　尽管豪族大宗的能量很大，但在政局安定的时代它是难以成事。刘崇、翟义两次起事的失败可以为证。豪族大宗能量的发挥，往往有待于农民暴动这股东风。秦末各阶级各阶层起兵反秦可作很好的说明。没有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那些六国贵族、英雄豪杰之士恐怕只有隐名埋姓在民间谋些小的生活之路，或为人主丧事切肉，如项梁、陈平，或看守大门如张耳、陈余，或如刘邦作个泗上亭长。但有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开路，这些人就都活跃起来了，纷纷起来逐鹿中原建立功业。司马迁评价陈胜吴广为“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并为之立《世家》，是有见识的。

　　刘演、刘秀起兵后不久，就和绿林农民军结合起来。刘玄、刘演、刘秀起家的第一步，都是依靠绿林军，刘玄还靠绿林军被立为天子。

　　从王莽短命帝国瓦解到东汉帝国建立，中间几年出现的是群雄纷立、割剧称雄的局面。势力强大的，在西南有公孙述，西北有隗嚣，东方有刘永、张步、董宪等。这些人没有能取天下的原因，有的是见事迟，失去逐鹿的时机。有的是地处边区，鞭长莫及中原；有的是志在划地自守，观望时机而终无时机。最后都被刘秀一个个的消灭。

　　刘秀成功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一、是有河北作根据地，坐山观虎斗，到绿林、赤眉两败俱伤的时候，出来收拾局面；二、是得到豪族强宗的支持。三、是收铜马农民军，有了一支强大军队。此三者，是刘秀胜利的基础，也是他胜利的原因。

　　更始定都长安，派刘秀渡河徇服河北。从此刘秀脱离了绿林集团的羁绊，也避免了他哥哥刘演被杀的命运。

　　刘秀在河北遇到两个敌对力量，一是王郎，一是铜马农民军。王郎在邯郸称帝，自称是成帝的儿子，得到河北大部分郡县的支持，刘秀一时陷于极端困境。他靠上谷、渔阳豪族强宗和豪杰之士的支持才转危为安。

　　上谷、渔阳的突骑，是天下有名的精锐劲旅。《后汉书·吴汉传》：“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后汉书·耿弇传》：“弇曰：……渔阳太守彭宠，公（指刘秀）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突骑大约多乌桓人，《吴汉传》说：“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

　　突骑不仅上谷、渔阳有，幽州十郡都有。刘秀“将发幽州兵”，“即拜（吴）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后汉书·吴汉传》）。十郡突骑，就是幽州兵，当时幽州属下有十郡。

　　刘秀征服铜马军，也靠的是上谷、渔阳突骑。《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二年）秋，光武击铜马于鄡，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食尽，夜遁去。追之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众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

　　刘秀对铜马军的政策是以收降编为自己的军队为主。这支农民军比较淳朴，刘秀对之也以诚信为主，以取得他们的忠心。《后汉书·光武纪上》：“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

　　败王郎，降铜马，刘秀大体稳住了河北。

　　河北成了刘秀逐鹿中原争夺天下的基础。在河北地区内，又有两个地区是重要的，一是北州十郡，特别是上谷、渔阳大郡，这地区向刘秀提供突骑精兵。在古代战争中，骑兵有机械部队的作用，它可以由两翼迂回包抄出敌之后方，消灭敌人。刘秀击败王郎，收降铜马，平定河北，主要靠这支突骑兵。这在《后汉书》《吴汉传》、《耿弇传》、《寇恂传》里，记载的是很清楚的。可以参看。另一地区是河内，河内被比作楚汉战争时刘邦的关中。《后汉书·寇恂传》：“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鲔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人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光武谓恂日：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习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后汉书·冯弇传》：“光武将北恂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廪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弇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势以拒朱鲔等。”河内与关中不同的是：刘邦与项羽相峙于广武，关中是后方；而对刘秀说，河内则是前方，面对着更始的洛阳。形势虽异，而为征服全国的基础则一也。河内、上谷、渔阳皆在河北，上谷、渔阳足兵，河内给粮。河北成为刘秀统一全国足兵足粮的基地。

　　刘秀胜利的另一条件是豪族强宗的支持。

　　刘秀家族就是南阳大家豪族，有宗族、宾客。刘演是带领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起兵的，他还派亲客到南阳附近各地联络各地豪族共同起事。刘秀就先和南阳豪族李通、李轶等于宛起兵，然后“将宾客还舂陵”的。他家有膏腴良田，在“南阳荒饥”的时候，他可以“卖谷于宛”。（引句见《后汉书·光武纪上》）。《东观记》说：“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不是膏腴美田，有水利灌溉，何能独收？

　　刘秀家族，不但自己是豪族强宗，他家的亲戚朋友也都是豪族强宗。外祖樊家是南阳湖阳豪族，为乡里着姓。“世善农稼，好货殖”，他外祖樊重，“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后汉书·樊宏传》）。他姐丈邓晨，“南阳新野人，世二千石”。刘秀起兵，邓晨“将宾客会棘阳”。（《后汉书·邓晨传》）。刘秀阴皇后，新野人，豪族大家。刘演起事，后兄阴识“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后汉书·阴识传》）。和刘秀一块起兵于宛的李通，“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着姓”，“后家如宫廷”。李通起事后，“兄弟门宗六十四人”被诛。（《后汉书·李通传》）。绿林系统头领议立天子时，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立伯升”。（《后汉书·王常传》）。这是绿林系统中的豪强派，这一派支持刘秀家族。农民派支持刘玄。

　　豪族强宗既然是社会上一有势力阶层，刘秀家族起事后，所到之处即留意争取当地豪族强宗的支持。各地豪族强宗对刘秀结纳豪强的态度也是有所听闻的。刘秀到河北后，上谷郡功曹寇恂对太守耿况说：“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后汉书·寇恂传》）。寇恂上谷昌平人，“世为着姓”。（同上）。他和耿况之子耿弇率先带领上谷突骑归附刘秀。耿弇家族原是巨鹿大姓，武帝时“以世二千石，自巨鹿徙”茂陵。（《后汉书·耿弇传》）。《后汉书·吴汉传》说吴汉“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但是他在“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有宾客，还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此其人不得谓为家贫。盖魏晋以下，以世家门第为荣，耻贫贱出身；战园秦汉以自贫贱起为荣，不以贫贱为耻。此时代风尚不同。吴汉率渔阳突骑归附刘秀。吴汉为人质朴少文，甚得刘秀亲信。《后汉书·刘植传》：“刘植，巨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世祖以植为骁骑将军，喜、歆偏将军，皆为列侯。”《后汉书·耿纯传》：“耿纯，巨鹿宋子人也。……巨鹿大姓。……世祖自蓟东南驰，纯与从昆弟欣、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欣、宿、植皆偏将军。”耿弇、刘植、耿纯，都是河北豪族强宗。

　　刘秀对于河北豪族强宗，倾心交结。他对耿弇说：“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后汉书·耿弇传》）。刘秀的郭后，真定人，“为郡着姓”。（《后汉书·光武郭皇后纪》）。是真定王刘扬的外甥女。刘秀娶郭为后，就是为了结纳河北大族和真定王刘扬。刘扬本是支持刘玄的，由刘植的牵线和联姻郭氏，刘扬转而支持刘秀。

　　在征服各地的割据势力时，无不注意争取家族强宗的支持。例如吴汉平定平原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注说：“五姓，盖当土强宗豪右也。”

　　总观刘秀之胜利，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社会上两大势力阶级，皆能拢络为我用。铜马的降附，构成他的军力基础；豪族强宗之支持，构成他的政治社会基础。王莽因失掉农民和豪族强宗士大夫的支持而亡，刘秀因得到农民和豪族强宗士大夫之支持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