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三）东汉经济

（三）东汉经济

　　王莽末年的战乱中，社会经济遭受破坏比较严重的是中原地区。这地区东起青、兖，西到关中，南自荆州，北到河北。青兖有赤眉，荆州有绿林，河北有铜马，关中遭到绿林、赤眉的混战。

　　这地区经济社会的破坏是很清楚的。

　　《汉书·王莽传下》：天凤五年，“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间者国张六筦，税山泽，妨夺民之利。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莽怒，免兴官。”

　　又，天凤六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又，地皇三年，“莽曰：……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

　　又，“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

　　另外，公孙述的一个功曹李熊对他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后汉书·公孙述传》）。窦融给隗嚣的信说：“自起兵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虚，生人转于沟壑。”（《后汉书·窦融传》）。当时的一位学者冯衍说：“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死亡之数，不啻太半。”（《后汉书·冯衍传》）。

　　边疆地区，战乱波及少，破坏比较小。

　　《后汉书·公孙述传》：“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李熊复说述曰：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以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

　　这是西南蜀地。

　　《后汉书·窦融传》：“融，……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

　　又，“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赐融玺书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

　　《后汉书·马援传》：“朝廷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城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于是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反旧邑。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

　　《后汉书·孔奋传》：“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

　　这是西北陇上地区。

　　《后汉书·贾琮传》：“旧交址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后汉书·钟离意传》：“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址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物资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

　　这是南疆交址地区。

　　巴蜀、陇上、交址，战乱所不及，故得保其富饶。从全国形势看，遭受破坏的地区是大于保持安定的地区的。

　　中原地区破坏大，但也多少解决了一点社会问题。中国历史上往往是这样情况在改朝换代时期反复出现：土地兼并集中，农民穷困再也生活不下去，便起来暴动。一场大乱之后。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成为无主之田，或土地虽然有主人却极需要劳动力去垦辟。这样农民又安定下来，也就松动了些，可以生活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多多少少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其实，生产工具没有改进，生产力没有提高，出现的只是人口死亡，劳动力减少，土地荒芜，缺人耕种，相对的解决了土地集中的问题而已。

　　东汉初年，就是如此。在战乱中，生命难保，谁也没有致力耕稼的情绪。《后汉书·淳于恭传》：“初遭贼寇，百姓莫事农桑。恭常独立耕田。乡人止之曰：时方淆乱，死生未分，何空自苦为？恭曰：纵我不得，它人何伤！垦耨不缀。”淳于恭的独耕是难得的，“莫事农桑”，却是百姓中的普通情况和普遍情绪。但不耕作，便不能生产出粮食，就要挨饿。不耕稼的情绪和情况，是不能持久的。饥饿迫使人人希望恢复农业生产。

　　大乱之后，土地兼并问题松动了，农民需要安定下来生产，存留下来的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也需要安定下来恢复生产，政府也需要安定下来恢复生产，于是出现东汉初期的安定时代。

　　东汉初年，编户齐民大为减少。“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续汉志·郡国志一》注）。为了增加户口，增加生产，政府在修整水利，鼓励农垦，保护农民等方面，作了不少工作。

　　刘秀在位三十多年，前后曾七次下诏释放奴隶（详后）。这些奴隶，大部分本来是国家编户，遭难为奴。解放他们，说是出于人道，也就增加了国家的户口。刘秀还几次下诏把官徒和罪人免为庶人。如建武五年诏：“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这项措施，也应从增加劳动力以恢复生产来理解。

　　大乱之后，土地失主，豪族强宗必然强占了小民的土地。为了检查土地占有情况，刘秀曾实行度田。这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由于豪族强宗“田宅逾制”，执行度田的官吏“优饶豪右，侵剥羸弱”，使度田未能贯彻执行。

　　明帝曾先后五次下诏，“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后汉书·明帝纪》）。章帝也下过几次同样的诏书。东汉前期，荒地还有很多。明帝、章帝乃至稍后的和帝、安帝，都曾多次效法西汉把国有土地（公田）假给或赐给贫员。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后汉书·明帝纪》）。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诏以上林池籞田赋与贫人。”（《后汉书·章帝纪》）。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诏曰；“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筭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同上）。

　　元和三年正月乙酉诏曰：“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同上）。

　　和帝永元五年九月诏：“令郡县劝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易收假税二岁。”十五年六月诏令“百姓鳏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

　　东汉前期，顺应时代要求，也出现了一些好地方官。他们都注意增垦土地，招抚流民，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作了一些有益于民的工作。建武五年，郭汲“转为渔阳太守。……匈奴畏惮远迹，不敢复入塞，民得安业。在职五岁，户口倍增。”（《后汉书·郭汲传》）。李忠于建武三年任“丹阳太守。……垦田增多，三年间流民占着者五万余口。”（《后汉书·李忠传》）。杜诗，（建武）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杜诗传》）。张堪，建武二年，“拜渔阳太守。……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后汉书·张堪传》）。张纯，建武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迹，务在无为，选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后汉书·张纯传》），马棱，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马援传·附族孙棱传》）。

　　汝郁，和帝初陈国汝郁，“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千户”（《后汉书·贾逵传》）。

　　张禹，元和三年，“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同陂），旁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注引《东观记》曰：“（蒲阳）坡，水广二十里，径且百里，在道西，其东有田可万顷。”又曰：“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革庐千户，屠酤成市，垦田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后汉书·张禹传》）。

　　何敞，和帝时，“迁汝南太守。……修理鲖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注引《水经注》云：“葛陂东出为鲖水，俗谓之三丈陂。”（《后汉书·何敞传》）。

　　好官良吏，对人民大有好处。一个好官出现，一片地区人民受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是救命的大事。简单的说清官、好官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迷惑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认识，麻醉了人民，这是非历史主义之论。

　　东汉前期政府，也注意水利。明帝永平十三年，决口六十多年的河水，在大水利工程家王景的督导下得到治理。《后汉书·王景传》：“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利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裁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渍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帝亲自巡行。”

　　汴渠之外，各地也多修起或修复了一些灌溉水渠和陂池。在古代，水利灌溉是增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建武年间，张纯任大司空，建议在洛阳城南修造阳渠，“引济水为漕，百姓得其利。”（《后汉书·张纯传》）马援在金城，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利，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后汉书·马援传》）。邓晨为汝甫太守，在郡“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后汉书·邓晨传》）。汝南陂池很多，年年修整，用费不少。明帝时，鲍昱作汝南太守，“作方渠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后汉书·鲍昱传》）。杜诗在南阳，“修治陂池，广拓土地，郡内比室殷足。”（《后汉书·杜诗传》）。张堪任渔阳太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后汉书·张堪传》）。章帝时，张禹任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陂，旁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劳勉，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后汉书·张禹传》）。《东观记》说：“垦田千余顷，得谷百余万斛”。（注引）。其他地方，如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东郡、广陵等处，修复了不少陂塘、河渠，灌溉不少土地。章帝以后的和帝、安帝时期，是东汉由盛到衰的过渡时期，水利灌溉事业还能有所兴造。

　　在修复、修建灌溉河渠时，政府还注意不使豪强侵占沿水公私良田。永平十三年修整汴渠后下诏说：“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后汉书·明帝纪》）。

　　明帝时，以郡国“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曾下令各郡国区种，以增进顷亩。但实行的效果并不佳。“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后汉书·刘般传》）。

　　在官民共同努力下，东汉前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人口逐渐增长。刘秀作了三十三年皇帝，到他在位最后一年，有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三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约等于西汉末人口最盛时的五分之三左右。明帝到和帝时期，人口一直有增加。现在留下来的东汉户口最高统计数字，是桓帝永寿二年的数字，户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垦地最高数字是和帝末年的数字，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见《续汉志·郡国一》）。

　　东汉户口、垦田，都是有虚报的，是不实的。殇帝延平元年的一个诏书说：“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后汉书·荡帝纪》）。但尽管有虚报，户口有增加也是事实。

　　东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南方特别显着。有些地区大大超过西汉水平。西汉还不知牛耕的地方，东汉以来逐渐推广牛耕。王景作庐江太守，就把牛耕引到这一地区。他还把养蚕和纺织技术推广到这一带。《后汉书·王景传》，章帝建初八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

　　东汉时期，开发珠江流域最有功的应是卫飒和任延。《后汉书·卫飒传》：“河内修武人也，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建武二年，迁佳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山铁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卫飒在郡十年，建武二十五年征还。继任茨充在桂阳也有政绩，他“教民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同上）。

　　任延，建武初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后汉书·循吏·任延传》）。

　　九真是越人区域，社会落后。“民无嫁娶礼法”，“不识父子之性”，似乎还在杂交阶段，任延教他们“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同上）。始知有种姓，有父子。

　　牛耕常常是伴随铁农具同时使用的。在当时广大北方早已知使用牛耕和铁农具的条件下牛耕和铁农具的推广更会是如此。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水利灌溉的利用，就使得广大南方以前人力不能垦辟的荒野，可以垦殖起来。东汉时期，南方长江流域人口比西汉时期大有增加。下面数字可以说明：

　　地区西汉人口数东汉人口数

　　扬3，027，5474，308，538

　　荆3，597，3586，268，952

　　益4，628，6547，242，028

　　注：数字根据《汉书·地理志》和《续汉志·郡国志》。

　　两汉的疆域，在荆益两州之南还有交州，辖境有现在的广东、广西等地。两汉在交州都设有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和日南七个郡。县的设置也大体相同。但东汉时这七郡的户口比西汉时大有增加。户，增十五万；口，增五十六万七千多。现依《汉书·地理志》和《续汉志·郡国志》记载，列表如367页下：

　　县数户数口数

　　西汉东汉西汉东汉西汉东汉

　　南海6719,61371,47794,253250,280

　　苍梧101124,319111,395146,160466,975

　　郁林121112,415071,1620

　　合浦5515,39823,12178,98078,980

　　交址101292,4400746,237746,237

　　九真7535，74346，513166，013709，894

　　日南5515，46018，26369，485100，676

　　交州和中原的交通来往，旧时多由海路。章帝时，郑弘任大司农遂开零陵、桂阳峤道。陆路的开辟，以交州的开发为基础；陆路开辟以后，又有利于交州的开发。《后汉书·郑弘传》：“建初八年，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

　　东汉城市交换经济，比西汉似有发展。东汉中期的学者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潜夫论·贵忠篇》见《后汉书·王符传》）。

　　王符的话，是很说明问题的。当时人都舍弃本农而去务商。牛马车舆，填塞道路，说的是商品运输之盛。游手为巧，充盈都市，说的是城市小商小贩之多。他所看到的是：大部分人口云集在城市。他以为城市经商的人口十倍于农民，而虚伪游手即城市无业游民又十倍于正当经商的人。照王符的估计，东汉人口百分之九十是无业游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十分之九不可能，多少可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各半如何？无论打多少折扣，城市人口很多，大约是没有问题的。

　　东汉末年，学者仲长统又谈到商业之盛。他说：豪人之室，“船车商贾，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昌言·理乱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货物运输之盛，堆积之多，是惊人的。

　　司马迁《货殖列传》描述战国秦汉的商品生产、货物运输，城市分布，交换网络，是非常细致的。但没有王符、仲长统所说惊人。对比之下，使我们感到东汉城邑中人口集中比西汉高。

　　盐铁专卖问题，东汉有反复，有争议。

　　章帝时，国家财政渐有问题，国用常感不足，废钱，盐专卖等兴利之议又起。《后汉书·朱晖传》：“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又宜因交址、荆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天下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

　　按；朱辉所言，引据王制，儒家之论也。此仍前汉盐铁之争。请废钱，亦仍贡禹之论。

　　参加这次争论的还有郑众，也是大儒。《后汉书·郑兴传附子郑众传》：“建初六年，（众）代邓彪为大司农。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众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

　　汉帝国和周边各民族，经济联系是很多的。西南方面民族众多，比较分散，政治组织不强，汉族和他们的人民多是直接贸易。卓氏、程郑氏以冶铁起，居临邛之地，即直接“贾椎髻之人”，取财富。与政治组织强的大民族如南方之南粤，北方之匈奴，贸易往往受政府的管制，有定时定地的贸易，称为“互市”。铁可以制造兵器和各种工具，汉政府常以禁止铁的出口，控制他们的兵器的改进，也就控制了他们生产工具的改进，阻碍了他们生产的发展。东汉和鲜卑族的互市，可为一例。

　　《后汉书·应奉传附子劭传》载：中平二年应劭的话：“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宝，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

　　和少数民族的互市，铁是禁止出卖的。应劭说鲜卑族在边境“劫居人，钞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马”，“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断，便取缣帛聚欲烧之。”（同上）。

　　在和少数民族交通线上作官，是发财的好机会，也无不发家致富。像李恂那样，任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后汉书·李恂传》），确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