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二）东汉政治

（二）东汉政治

　　东汉统一后，所面对的形势是：豪族强宗的势力已遍布全国。上自朝廷，下至郡县，公卿守长绝大多数出自这个阶级。农民是国家安定的支柱，农民生活过得去国家就安定，农民生活穷困起为盗贼，社会就要乱。东汉是在取得这两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它还得作好对这两个阶级的安抚，才能使政权稳定和维持下去。

　　还有一个当前的问题，众多的将军都为取天下出了汗马功劳，都是功臣。他们手中都有兵权，或为一地区之长。如何作好功臣的安抚工作，又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是东汉朝廷面对的大问题，也是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刘秀子孙三代，处理这些问题的大计，大体说来是成功的。

　　《后汉书·马武传》：“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必先遍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录，终无诛谴者。”

　　《后汉书·贾复传》：“朱佑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

　　《东观记》：“上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士，不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也。”（《后汉书·贾复传》注引）。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春正月……庚辰，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下诏曰：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志，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博士丁恭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乃遗谒者，即授印绶。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

　　这几条材料，大体上概括了刘秀对待功臣所取的办法。多给封邑，优礼有加，不任以吏职。使他们保其福禄，终无诛谴。

　　光武时期，功劳大地位高的有二十八人。二十八人中除早死者外，都是调回京师解除兵权，以特进或奉朝请居京养尊处优。如：

　　《后汉书·邓禹传》：“以特进奉朝请。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帝益重之。”盖邓禹知刘秀意，亦以退自保。

　　《后汉书·贾复传》：“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时邓禹为右将军，贾复为左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是时列侯唯高密（邓禹）、固始（李通）、胶东（贾复）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

　　《后汉书·陈俊传》：“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行大将军事）如故。……（建武）十四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征奉朝请。”

　　《后汉书·臧宫传》：“（建武）十五年，征还京师，以列侯奉朝请，定封朗陵侯。”

　　《厉汉书·耿弇传》：“（建武）十三年，增弇户邑，上大将军印绶，罢，以列侯奉朝请。每有四方异议，辄召入内筹策。”

　　《后汉书·任光传》：“（建武）五年，征诣京师，奉朝请。”

　　《后汉书·朱佑传》：“（建武）十五年，朝京师，上大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

　　《后汉书·刘隆传》：“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岁，上将军印绶，罢，赐养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请。”

　　刘秀对待功臣的作法，大概是从刘邦杀戮功臣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韩信、彭越、英布都为刘邦立下若大功劳，到头却不免族诛。刘秀找到了一条好办法。范晔在《后汉书》卷二十三《论》中，就曾拿刘秀和刘邦比。他说：“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固特有以焉尔。”他说：“秦汉世资战力，至于扶翼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葅戮，不其然乎？”不仅此也，他接着指出：“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他这样指出西汉之敝，接着就推崇刘秀说：“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指邓禹、贾复、李通），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录，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

　　刘秀的作法，既不伤害功臣又把兵权收归中央，比刘邦高明多了。比起后代如朱元璋者残酷杀戮功臣，也人道多了。

　　作好对功臣的安排，是比较简单的。如何对待豪族强宗的问题，则比较复杂。战时，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可以多方拉拢，以宽纵对待。政权已经建立，国家已经统一，则对家族强宗之放纵不法，又不能不从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治而予以抑制和打击。豪族强宗权势之大，又已遍布全国，尤不能不小心对待。

　　针对这种情况，刘秀对待豪族强宗，要求有宽严两手。宽，安抚他们，给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的利益；严，抑制甚至打击他们危害社会治安、作奸犯法的行为。尊重他们的利益，给他们荣誉，惩治他们的不法、越轨行动。其实，历代皇帝对待豪强势力都是这两手，只是侧重面轻重各有不同而已。东汉重轻掌握的比较平衡。东汉前期，皇权和豪族强宗势力，基本上是相互尊重，互不过分干扰，两种势力相安无事平行发展。

　　《后汉书·第五伦传》载：章帝时第五伦上疏云：“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

　　《续汉志·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

　　说建武、永平间，“政在抑强扶弱”，还勉强可以，刘秀父子确有这方面的政策。要说“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就有点溢美了。光武出身豪家，又由豪族强宗的支持而取得天下，而且从西汉后期起，豪族势力已大发展，王莽末年各地豪强多拥兵自守，豪族强宗已遍布国中，要说“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是有的。他们在继续兼并农民，武断乡曲。《后汉书·刘隆传》：“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访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

　　为了打击地方官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情况，刘秀曾实行度田。《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十六年九月，河南尹张汲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度田引出一些社会问题。在上面这段记载后，注引《东观记》说：“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度田对豪富家族是不利的。豪强趁势起来反对。《后汉书·光武帝纪》接着记载：“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所在，害杀长吏。”度田也就不了了之。

　　刘秀和明帝，对外戚和诸王的不法，也采取抑制的政策。《后汉书·樊宏传》附子《鯈传》：“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以鯈外成，争遣致之，而鯈清静自保，无所交接。及沛王辅事发，贵戚子弟多见收捕。鯈以不豫得免。”《后汉书·冯衍传》：“卫尉殷兴，新阳侯殷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刘秀）惩西京外威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注引衍与殷就书有云：“前送妻子还淄县，遭雨逢暑，以七月还。至阳武，闻诏捕诸王宾客，惶怖诣阙，冀先事自归。”《后汉书·虞延传》：“（建武二十四年）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榜二百。信阳侯殷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竞，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后数日伏法。于是外戚敛手，莫敢犯法。”按：光武在直臣执法制裁外戚诸王大臣宾客犯法时，往往依违两端，有时袒外戚，有时袒直臣，但又私恩难割。对于虞延，这是袒直臣例。

　　但皇帝有时又不能按王法办事，遇强有力的贵戚作梗或求情的，就又律可以枉了。《后汉书·赵熹传》：“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熹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熹欲杀之，愿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贳出子春。”这是袒宗亲豪强的例。

　　豪族强宗有个关系网。李子春，怀之六姓也，犯罪后，京师为请者数十。赵王刘良临死尚为之请命。刘秀虽云“律不可枉也”，但最后仍是枉法出之。治豪强，难。马成，阴氏一客耳。故可以“汝犯王法”杀之；李子春，大姓也，京师为请者数十，刘良临死还为之求情，“律不可枉”而终枉之。治豪强难，皇帝依违其间，亦有难言者。

　　明帝察察，对王侯、外戚都是很严的。章帝长者，就宽的多了。

　　《后汉书·第五伦传》：“肃宗初立，擢自远郡（蜀郡），代牟融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马廖，兄弟并居职任。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伦以后族过盛，欲令朝廷抑损其权，上疏曰：……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戚，书记请托一皆断绝。……而今之议者，复以马氏为言。窃闻卫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赡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巨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及马防为车骑将军，当出征西羌，伦又上疏曰：……并不见省用。”

　　在拉拢豪族强宗方面，东汉皇家采取的最突出的办法是和豪族强宗联姻。东汉的皇后，大都出自豪强大家。《后汉书·皇后纪》有传者十七人，有十人出自郭、阴、邓、马、梁五家。五家女作贵人者有数人。东汉皇帝以联姻的形式，巩固皇家和豪族强宗的关系。

　　刘秀不以吏事任功臣，但朝廷三公九卿仍多出身豪族强宗。为了巩固皇权，政治上采取集权制，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东汉学人仲长统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之而已。”（《昌言·法诫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夺三公权，可看《后汉书·朱浮传》。传云：“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发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浮复上疏曰：……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故吏。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又《后汉书·陈宠传附子忠传》：“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责变咎，辄切免公台。忠以为非国旧体，上疏谏曰：……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

　　尚书是皇帝近臣，权势虽然很重要，但品级并不高，多从低级官中选拔。《后汉书·韦彪传》：“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职官选职，不必以才，……上疏谏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不重？而闻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韦彪不懂得，尚书的品级越低，越不敢和皇帝对抗，皇帝越指挥自如。正如《后汉书·申屠刚传》所说：“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群臣莫敢正言。”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东汉前期政治上是皇权和豪族强宗两种力量平行发展的时代。皇帝尊重豪族强宗，但不给他们实权，大权直接掌握在皇帝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