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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羌战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东汉初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与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后汉书·西羌传》)。
班彪这段话,说的是老实诚朴的。他说出了事实,也道出了真理。羌人的反叛,是汉族统治者和豪富官僚压迫、奴役羌人的结果。不仅羌人,所有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反抗暴动,多半是汉族统治者官僚豪贵压迫、奴役的结果。这些民族,受压迫剥削,走投无路,不得已起来反抗。当然,有些民族还没有生活在汉人政治区域以内,如秦汉之际的匈奴,又当别论。
汉人古代传说,羌人“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后汉书·西羌传》)。
说羌人的原居地在南岳,出自三苗,舜徙之三危,大约是不可靠的。有史以来,羌人所居的地方就在“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处蛮夷,西北部善车师诸国。”(同上)。这块地方,大约就是以今天的青海为中心,北到甘肃、新疆,南到四川西部,西与藏族为邻的一大块地方。羌与西周以前的姜可能同源。一部分随周人而东,成为姜姓诸国,大部分仍留原地,成为以后的羌族。傅斯年先生似持此说,我信此说。
羌族最早时期是游牧民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同上)。大约到两汉时期,仍在氏族部落阶段。“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同上)。但经济生活上,两汉时期已是半牧半农逐步由牧向农转化了。
安帝以前,羌人对于东汉帝国,时降时叛;东汉对于羌人,叛则出兵征讨,降则加以奴役,或则虏为生口奴隶。如和帝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后汉书·西羌传》)。
和帝晚期,是羌族居住地区短时间安定的时期。东汉帝国恢复了西海郡县的建制,在金城一带开置屯田,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同上)。
这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聚以愁怨。”(同上)‘安定的表面下,隐藏着不平定的愤怒火种。
安帝永初元年,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王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各地羌人,一时俱起。时诸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郡县畏懦,不能敌御。
以此为始,战争延续了十年。东汉政府兵几乎每战必败。羌人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河东、河内、魏郡、赵国、常山、中山、上党、汉中、巴郡,都成为羌人所及的地方。
西部各郡县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求内徙以避寇难。朝廷从之。但人民恋土,不乐去旧。官吏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强迫迁徙。时连年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考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
《后汉书·西羌传》说:“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这可以说是对这十年羌战的小结。
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东汉政府征发金城、陇西羌人服役,去西域。羌人不愿远行,起来反抗。战争的远因是居住在这一带郡县的羌人,平素被“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官兵出征,腐败无能的军队,却不堪一击,被手无寸铁、拿着竹竿木棒的羌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边地官吏,害怕羌人,争求内徙。人民不愿内徙,他们就破坏人民的财产,推倒房屋,割掉庄稼,强迫迁徙。流离上路,死亡大半。汉族人民也被迫起来反抗。汉、羌人民联合起来与东汉统治者斗争。羌人的反抗,本来就是在民族外衣的掩盖下的阶级斗争,在汉人起来反抗之后,民族斗争就更进一步的融合在阶级斗争之中。
顺帝永和年间,羌战再起。到冲帝永嘉元年,差不多又是十年。《后汉书·西羌传》说:“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永嘉元年),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土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同上)。
这是羌战比较集中的两个十年,其实自东汉开国至国亡,羌战很少停息。长期战争结果,受苦的是人民,东汉帝国亦为之耗破。凉州西汉时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东汉只有十余万,所存仅十五分之一。人口消耗原因就是羌战。现将东西汉之凉州各郡户口,列表如下:
西汉户口东汉户口增减额和%
武都户51,376户20,102-31,27460.9%
口235,560口81,728-153,83265.3%
陇西户63,964户5,628-48,33689.6%
口236,824口29,637-207,18787.5%
金城户38,470户3,858-34,61289.9%
口149,630口18,947-130,68387.3^
天水户60,370户27,423-32,94754.6%
(东汉改名汉阳)口261,348口130,138-131,21050.2%
武威户17,581户10,042-7,58942.9%
口76,419口34,226-42,19355.2%
张掖户24,352户6,552-17,80073.1%
口88,731口26,040-62,09170.7%
酒泉户18,147户12,706-5,44130%
口76,726口
敦煌户11,200户748-10,45293.3%
口38,335口29,170-9,16523.9%
安定户42,725户6,094-36,63185.7%
口143,294口29,060-114,23479.7%
北地户64,461户3,120-61,34195.2%
口210,688口18,637-192,05191.2%
张掖属国户户4,658
口口16,952
张掖居延属国户户1,560
口口4,738
羌族人民死伤更为严重。段颎为护羌校尉,率兵征讨。他主张灭绝羌人,说羌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后汉书·段颎传》)“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同上)。段颎此心此志,实在太狠毒了。范晔称道段颎之征羌,“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同上)。另一征羌将领张鱼,认为“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同上)。范晔不同意,说:“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同上书卷论曰)。是何言之忍也。蔚宗《后汉书》《论曰》,时见其豪气纵横,智慧过人,而其蔽在偏激,颇不容物。此亦一例耳。
《后汉书·庞参传》,“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军邓骘讨之。参于徙中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团,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乎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四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参奏记于邓骘曰: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縠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骘及公卿以国用不足,欲从参议,众多不同,乃止。”
东汉中叶以后,国穷民困,兵力日衰,已无力经营西域,放弃西域的意见逐渐出现而抬头,政策由攻转守矣。此亦如罗马帝国后期对待日耳曼人政策之转变,形势使然。直接促使这种意见抬头的是羌战,从庞参的言论可知。这是羌战对东汉人政策思想的影响,故附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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