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五）士大夫的呼吁和活动

（五）士大夫的呼吁和活动

　　中国知识分子，有关心国家大事的历史传统。有的人面对政治实际问题，考虑解决的理想和办法；有的人投身政治实际中去，献身政治斗争。

　　东汉后期的知识分子，面对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经济衰退这些严峻的现实，思想上自然不能不起波动，他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探讨出路。

　　东汉知识分子中，王符、崔寔、仲长统的政治思想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对当时政治提出过批评，也提出了解决设想。

　　王符，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生卒年月不详，他的活动主要在和帝、安帝时期。（公元89—125年左右）。他和当时的学者马融、窦章、张衡、崔瑗都有友好往来。他的着作有《潜夫论》三十多篇，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他的书我们前面不只一次的引用过。在他的书里，王符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东汉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

　　对东汉的豪门政治、吏治腐败、选举不实、用人不当等现象，王符是极为不满的。针对东汉政治腐败，任人唯亲，他提出贤人政治，认为只有贤人被任用，国家才能得治。他说：“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潜夫论·思贤篇》）。又说：“凡有国之君，未常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潜夫论·潜叹篇》）。他看到东汉的地方官多是无能无德，“所治多荒乱”（《潜夫论·三式篇》），他强调“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源也。”（同上）。他极为赞扬西汉宣帝的“明选守相”，“重其刑赏”（同上）。他赞扬宣帝，正是对东汉地方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的批判。

　　针对东汉政治的腐败、官僚贵戚的无法无天，王符主张法治。他说：“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同上）。又说：“法者，君之命也。”（《潜夫论·哀制篇》）。但他的思想核心仍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理想仍是德教，主张法治与德教不可偏废。他引用孔子的话说：“昔者仲尼有言，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潜夫论·三式篇》）。东汉政治现实需要猛，需要法治。就德与法两者的关系说，王符认为德教高于法治，最理想的政治是德教而不是法治。他说：“法令赏罚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潜夫论·本训篇》）。他说：“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潜夫论·德化篇》）。“圣人甚尊重德礼，而卑刑罚。”（同上）。这些话都反映王符主张法治，是针对东汉的政治而言的，他的理想仍是德化。

　　崔寔的时代稍晚于王符。他的生年不详，死于灵帝建宁中，（公元170年前后）。他的着作有《政论》。

　　崔寔的父亲是东汉中叶的“宿德大儒”（《后汉书·崔瑗传》）。范晔把崔寔和他的祖父崔骃，父亲崔瑗合为一个传，说：“崔氏……儒家之林”（同上）。他祖父和父亲分别作过外戚窦宪、梁冀的属吏。但在思想上，他却突破了世家豪族显赫权势对他的影响，成为大胆批判当时腐朽社会政治的进步思想家。范晔论《政论》这部书时还说：“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后汉书·崔瑗传》）。范晔看到崔寔思想里有法家的影响，所以又拿西汉“学申商刑名”之子的政治家晁错来比他。《隋书·艺文志》就把《政论》列作法家。

　　把崔寔说成法家是错误的。崔寔的思想受有法家影响，受有东汉腐败政治现实的影响，所以他的法治思想好像比较突出。但他更受有儒家的影响。崔寔和王符一样，是主张霸王道杂用的。这是汉代进步思想家的共同特点。

　　崔寔认为政治是要随着时代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他批评“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政论》见《后汉书·崔寔传》），动不动就要效法尧舜。他说：“圣人执政，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同上）。就是说圣人执掌政权，要按照当时条件、需要，制定政策。

　　如何整治东汉的腐败政治？崔寔是主张法治的。他说：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着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孝宣皇帝……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政道得失，于斯可见。”（同上）。崔寔的时代晚于王符，正是桓灵时期东汉政治最坏的时代。宦官已上台，宗亲子弟布满地方，贪污不法。生于斯时，目睹斯政，所以他的法治思想，比王符更强烈。但从思想深处看，他是儒家而不是法家。他用养身来比喻治国。他说：“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同上）。德教刑罚，应该并用，何时用德教，何时用刑罚，应该依照当时社会政治客观条件来定。针对当时东汉社会政治情况，就要用法治。在东汉当时社会政治腐败情况下，要奢谈尧舜三皇五帝，结果只不过“多为累而已”（同上）。即都是废话，是多余的。

　　但在崔寔的思想体系里，德教与法治还是有轻重的。从上所引他的话，“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和“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来看，按形式逻辑推理，如果条件达到能够纯法八世，达到上德，也就应该纯法八世，实行德教了。所以他的思想核心是霸王道杂用，而又以德教为最高理想。

　　仲长统生于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死于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这年汉献帝被迫让位给曹丕，东汉结束。

　　仲长统的主要着作为《昌言》，有十二卷，流传下来的不过十之一二，十之八九已佚失。仲长统对东汉外戚，宦官专政之害，非常痛恨。他说自刘秀把权力集中在皇帝和尚书台以后，“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昌言·法诫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仲长统和王符、崔寔一样，认为应当德教、刑罚霸王道杂用。他说：“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藩黎民，……实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朝运，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期业；奸宄之成群，非严刑峻法则不能破其党。时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群书治要》45《仲长子·昌言》）。

　　东汉几个思想家，王符、崔寔、仲长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在最高理想上都是德教，而具体到他们的时代——东汉，又都主张要法治才能解决问题。

　　汉代儒家正统思想，阴阳五行，灾异祥瑞那一套说教，对仲长统有影响。如他认为东汉“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昌言·法诫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仲长统虽然受有这套思想的影响，他却强调“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仲长子·昌言》见《群书治要》卷45）。他骂那些“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同上）。他说，王者只要把政治弄好，“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如果政治腐败，“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同上）。

　　王符、崔寔、仲长统出身都不是世家豪族，崔寔以外都没有作过大官，在政治上都是不得意的，没有机会实行他们的政治思想。他们对外戚、宦官政治都有强烈的反感。他们的霸王道杂用思想和对儒家的批判，是对外戚宦官腐败政治的抗议和批判。但在东汉世家豪族统治时期，这只是微弱的呼声而已，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

　　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家，一般都是置身于实际政治生活之外的，他们批判外戚、宦官政治的腐败、黑暗，到此为止，他们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在他们书房纱窗之外，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们，都要于呼喊说教之外，投身实际政治活动了。

　　上述三位思想家之外，面对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东汉后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行径，大体可以分为三派。一派是行动派，激昂慷慨，投身反黑暗统治的斗争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范滂可谓此派代表人物。一派有救国之志，却知时不可救，忧国忧民，欲动且止。郭林宗是此派领袖。另一派则知时不可救，救则自取杀身无益时事。申屠蟠、徐穉可谓此派代表。

　　《后汉书·徐穉传》：“（徐穉）谓（矛）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后汉书·申屠蟠传》：“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

　　徐穉、申屠蟠都不仕。两人都多次被公卿辟、皇帝征，都不就。两人都不是个人主义隐逸者，而是看透了政治的不可为。观徐穉所谓“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申屠蟠所谓“阬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对政治的无前途都是很清楚的。时代没落，使人意志消沉。

　　郭林宗也和徐穉一样，深知大树将颠。有人劝林宗仕进，林宗说：“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后汉书·郭太传》）。但他对世事似又未能完全绝情。徐穉让茅容告诉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从这里可证郭林宗还是有意“栖栖”的，不能忘情世事的。葛洪批评郭林宗，虽恨酷谑，但观察是深刻的。他说郭林宗是：“益欲立朝则世已大乱，欲潜伏则闷而不堪。或跃则畏祸害，确尔则非所安。彰徨不定，载肥载矅。而世人逐其华而莫研其实。”（《抱朴子·正郭篇》）。此种批评，未免诛心过苛。葛洪曾引稽生对郭林宗的评价。稽生认为，郭林宗“知人则哲，盖亚圣之器也。及在衰世，栖栖惶惶，席不暇温，志在乎匡断行道，与仲尼相似。”此稽生可能是稽康。他对郭林宗的评价，我认为是深知林宗之心的。知识分子自古有悲剧，郭林宗虽然得保首领以殁，但报国无门，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悲剧了。

　　消沉的总是少数，东汉末年的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是反对政治黑暗，以澄清时局为己任的。他们之中，有的已作了官，有的是大学生。

　　西汉武帝为博土官置弟子五十人，这可以说是太学的开始。元、成时期太学弟子有一千人，一度到三千人。东汉顺帝以后，发展到三万多人。知识分子总是敏感的，他们目睹政治腐败，愤怒忧虑，发而为激烈的政治活动。这时正是桓、灵时期，宦官专政。士大夫知识分子反对的矛头，直指宦官。

　　大学生的政治要求，得到官僚世家豪族的支持，也得到外戚集团的支持，因为外戚本来就是世家豪族中的一部分，末期的外戚如窦武、何进都是在世家豪族支持下反对宦官的。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活动，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桓帝时的外戚窦武，官僚世家豪族集团中的陈藩、李膺，都和太学生合作。

　　桓帝永兴元年，“衣冠世家”的朱穆为冀州刺史。宦官赵忠在冀州界内违制葬埋他的父亲。朱穆发棺检验，并收捕其家属。桓帝大怒，下诏以朱穆输作左校。

　　此事激怒了太学生。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他们说：“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同上）。

　　桓帝览其奏，乃赦免朱穆。

　　朱穆乘机建议废除宦官，选用士人。他上疏说：“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同上）。

　　桓帝当然不会采纳朱穆的意见。

　　桓帝延熹五年，在凉州和羌人作战的将军皇甫规因拒绝和宦官来往，被诬入狱，论输左校。朝廷官僚和大学生三百余人到朝廷为皇甫规申冤，皇甫规被赦出。

　　太学生和官僚反对宦官的活动越来越激烈，他们相互以名节相砥励，以名节相标榜。社会上出现一种评论政治的风气。《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围命娄于阍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在当时政治人物中，声望最高最受尊崇的有李膺、陈蕃、王畅三个人。太学中流行着三句话：

　　天下模楷李元礼，

　　不畏强御陈仲举，

　　天下俊秀王叔茂。

　　元礼、仲举、叔茂，是他们三人的字。评论政治，评论人物，形成一种风气。他们不避豪强，谁都批判。李膺的声名高，能得到李膺的接待，就被称为“登龙门”，一下就身价十倍。

　　桓帝延熹九年，李膺和太学生二百多人以互相交结，诽谤朝廷，图谋不规的罪名被捕。虽然由于窦武等人的营救，得到释放归田里，却终身禁锢，不得为官。

　　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陈蕃辅政。他引用李膺、杜密等人到朝廷作官。他们想诛杀宦官，谋计泄露，反为宦官杀害。宦官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都死在狱中。妻子徙边，附从者和五服内亲属都被禁锢，不得作官。

　　窦武、陈藩死后，郭林宗哭之于野，恸，叹曰：“人之云亡，拜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后汉书·郭泰传》）

　　次年，郭林宗死。汉末士大夫，砥励名节，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窦武、陈藩的主政上。依当时的政治条件，他们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但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他们没有政治斗争的经验，他们失败了。

　　这次斗争失败后，知识分子由激昂变为消沉，但也还没有完全消沉。此后，清谈之风兴起。清谈有两种趋势。一面是不无积极因素的人物品评，一面却是为魏晋清谈玄学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