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着作_剑桥中国明代史

关于外事和军事组织的着作

　　依照不分国内外政策的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分类体系没有将对外关系单独列为一类。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关系属于礼部的管辖范围。边防和军事则是兵部的事。虽然与亚洲内陆的民族特别是蒙古人和后来的满族人的关系，是明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但海外关系也变得很重要。15世纪初中国舰队远征东南亚、印度洋直到东非，被列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航海业绩。后来，欧洲海军力量向东扩张，终于成为清代中国发展的魔障。因此，单立一节概括地谈谈中国历史着作如何反映这些对外关系，是适当的。

　　除去实录、［1］其他一般历史着作和政书中有关于对外关系的章节外，有许多着作专门论述与明帝国有交往的外国和外国人。这些着作中的大部分写于明朝后半期，基本上可以归入经世文。虽然着重在军事，但在大多数作品中也有关于潜在敌人的习性的资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严从简的《殊域周资录》（1574年，7.1.4），这是一部全面论述外国和它们与中国的陆上和海上关系的专着，下限到嘉靖时期，和慎懋赏的《四夷广记》（万历后期，7.1.10）。它涉及17世纪初期，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朝鲜、日本和琉球；第二部分论述蒙古人、兀良哈人和汝真（女真）人；第三部分论述西藏和中亚；第四部分论述海外国家安南、爪哇、满剌加、三佛齐、柬埔寨和欧洲国家（佛郎机）。除去描述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和习俗外，还增加了简短的词汇汇编，包括日语、琉球语、蒙古语、阿拉伯语、越南语和其他语种。这些词汇汇编可能是《华夷译语》（7.1.1）的缩编，它是14世纪后期首次为公务之用而编纂的。它们是汉语以及有关语种的历史语言学的重要资料，并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受到西方学者的注意。

　　在论述军事的着作中，有两部杰出作品。王鸣鹤的《登坛必究》（1599年，7.2.6）论述军事科学，有地图和关于地理、军事组织与准备、战略、战术和装备的具体说明；还有明代有关军事问题的重要奏议。茅元仪［2］的《武备志》（1621年，7.2.7）也有地图，它是一部关于军事战略战术、装备与战争手段、军事组织与边防的百科全书。这部着作关于明代至17世纪初的论述特别有力。论述装备和边防的部分之所以使人感到兴趣，是由于有许多例证。这部着作最好地体现了晚明时期军事科学知识的状况。

　　还有许多关于军事计划、边界问题，或外国人的专题着作。它们包含所谈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叙述，以及有文献根据的论文。最多的是关于蒙古和北部边界包括满洲在内的作品。

　　现尚存一些关于永乐皇帝出征蒙古的个人记述，是皇帝身边的高级官员写的（7.3.2—3）。还有以个人的经历为依据的专题着作，作者是边疆的官员如马文升、［3］王琼、［4］和萧大亨。［5］萧大亨的着作提供了关于蒙古人的习俗和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的第一手资料。［6］其他作品附有边疆地区和边塞的珍贵地图。作者大多是兵部的高级官员或边疆地区的行政长官，他们有机会接触有关的材料。这类作品的例子有许论［7］的《九边图论》（1534年，7.8.7），它包括地图和对全部北部边境地区的描述；杨时宁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1605年，7.3.21），只述及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冯瑗的《开原图说》（约1618年，7.10.3），所述的开原地区在今沈阳东北。

　　还有关于某些边疆地区的地方志，类似中国的府志和县志。这类作品的例子有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1576年，7.3.18），述及蓟州、昌平、保定、辽东戍区和紫荆关、山海关；郑汝璧的《延绥镇志》（1607年，7.3.22），延绥戍区在今陕西北部；毕恭的《辽东志》（1443年，7.10.1）是记述南满的；郭造卿的《卢龙塞略》（1610年，7.3.23），是一部关于卢龙关周围的边境地区的内容广泛的志书，卢龙关在今河北东部。最后这部作品有从洪武至万历朝的编年纪，有负责这个地区防务的杰出官员的传记，有关于边防的军事组织、装备、运输和战略地志的论述；还有关于蒙古人的资料，包括蒙古语词汇汇编。

　　有些着作是对边政的调查研究；它们是魏焕的《九边考》（1541年，7.3.8）和张雨的《边政考》（1547年，7.3.10）。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1638年，7.10.9）是万历后期、泰昌和天启时期在满洲边境上发生的事件的编年史。颜季亨的《九十九筹》（天启时期，7.10.6）是最后谈论这个题目的明代书籍之一。［8］

　　还有类似的着作，是关于其他边境地区包括“第三”或海上边界的。［9］只有少数关于中亚的个人旅行记，其中最着名的是陈诚的《西域行程记》（7.4.1），它是作者在1414和1415年间经中亚出使撒马儿罕和哈烈时所记。这是有关明初中亚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有几个驻守中国西南靠近土着地区的官员，写下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和平的或战争的经历。只有少数较全面的专着。无名作者的《南诏野史》（7.5.8）包含到晚明时为止的关于云南非汉族人民的历史和人种史的记述。［10］田汝成的《炎徼纪闻》（1560年，7.5.9）记述了到嘉靖时为止与广西、贵州和云南土着的斗争。少数作品论述中国与安南的关系，其中最详细的是张镜心的编年体《驭交记》（写于1638至1641年间，7.6.8），它的大部分下限到1637年。

　　15世纪初伟大的海上远征不像我们可能期望的那样在历史着作中受到重视。虽然它们在许多方面比得上西方航海家着名的地理发现，但后来的中国作家从未把它们看成是光荣的成就，从未对它们产生认真的兴趣。这些远征被看成是一个讨厌的太监的浪费而受到轻视。士大夫对所有宦官的偏见（远征领袖郑和是个宦官）确实在这里起了作用。民间传说进一步歪曲了远征的种种事实，加进许多杜撰的故事，使外国人特别显得可笑。

　　因此，传下来的少数真实材料就特别可贵。关于这些远征最杰出的作品是马欢［11］的《瀛涯胜览》（1451年，7.7.2）。马欢参加了几次航行，描述了他到过的地方。他的记述是用口语写的，这就为近代前的中国学者的不予理睬增加了一个借口。马欢的记述成了关于这些远征的最重要的资料。［12］一部对马欢的记述作出补充的同样珍贵的记述，是费信［13］的《星槎胜览》（1436年，7.7.1），费信也参加了几次远征。其他全面考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张燮的《东西洋考》。这部作品描述了东南亚国家和日本、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以及航线和海上贸易。它也含有文献材料和引自早期着作中有关这类题目的长篇引文。

　　与琉球、日本和朝鲜的关系，以及一般海防问题，都是明朝官员所直接关心的，有相应的着作论及这些问题。它们包括个人经历的记述，如在1533—1534年间奉使琉球的陈侃［14］的《使琉球录》（7.8.2），和龚用卿［15］在1536—1537年间出使朝鲜的报告《使朝鲜录》（7.9.4）。负责海防的官员所写的经历有这样一些作品如俞大猷［16］的《洗海近事》，写1568—1569年间在福建广东沿海镇压海盗的事。

　　两部有插图的海防着作，以其学术上的成就也值得注意。郑若曾［17］的《筹海图编》（1561—1562年，7.8.10）论述从满洲到广东的海防，有船只和兵器的插图。同一作者大约同一时期的《郑开阳杂着》（7.8.11）是10篇海防论文的合集，有地图。郑若曾被看成第一个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地理学家，并对这个时期的海上贸易和海盗的新发展引起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此外，还有许多专题着作。刘宗岱的《两浙海防类考》（1575年，7.8.14）和经过几个作者修订增补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1602年，7.8.20）论述浙江的海防；王在晋的《海防纂要》（1613年，7.8.21）论述从广东到朝鲜的海上防御。

　　［1］有重印本，25卷（台北，1970年）。

　　［2］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3］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4］赫伯特·弗兰克：《13和14世纪中国私家历史着述的某些方面》[167]，见《中国和日本的史家》，第116—117页。

　　［5］中华书局的新式标点本（北京，1959年；第2版，北京，1980年）。

　　［6］现代铅印本（上海，1935年；北京，1959年）。

　　［7］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初印于北京。

　　［8］焦竑：《玉堂丛语》[77]（1618年），北京1981年出版新式标点重印本，台湾1982年翻印。

　　［9］这三部作品都有加标点的重印本：《七修类稿》[304]和《四友斋丛说》[203]（北京，1961年），《五杂俎》[213]（北京，1959年）。

　　［10］北京重印，1955年。

　　［11］屈大均：《广东新语》[119]，圈点印刷本（约1680年；香港1974年重印）。

　　［12］王世贞的批评，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13］关于明朝奏议的种类和传送，见赛拉斯·吴：《明代奏议的传送及对传送网的评价》[596]，《通报》，54（1968年），第275—287页。

　　［14］明代官方文献的种类和它们的名称，显然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文献的种类与使用》[153]中所说的清代所使用的不完全相同，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5（1940年），第1—71页；也同费正清和邓嗣禹在《清代的行政：三项研究》[152]（坎布里奇，1960年）中所说的不尽相同。

　　［15］ 30卷（1638年；台北1964年重印）。

　　［16］有彼德·格雷纳的德译本：《从明初至天顺末年（1368—1464年）的明代锦衣卫》[193]（威斯巴登，1975年），和同一作者的《王世贞关于锦衣卫的笔记，二部》[192]，见《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艾尔弗雷德·霍夫曼诞辰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汉斯·林克、彼德·莱姆比格勒和沃尔夫冈·库宾编（蒂宾根和巴塞尔，1976年），第130—163页。

　　［17］又见黄章健：《明代律例汇编》[244]，两卷（台北，1979年），开列了他所知道的尚存72种版本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