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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8卷 卷四十八 晦翁学案（上）
晦翁学案（上）（黄宗羲原本 黄百家纂辑 全祖望次定）
晦翁学案表
朱熹 （子）塾 （孙）监
（韦斋子。） （子）埜
（延平、白水、籍 （子）在（曾孙）浚
溪、屏山门人。） （从孙）洪范（别见《介轩学案》。）
（元城、龟山、谯 蔡元定（别为《西山蔡氏学案》。）
氏、武夷、豫章 黄干（别为《勉斋学案》。）
再传。） 李燔
（涑水、明道、伊 张洽（并为《沧洲诸儒学案》。）
川三传。） 辅广（别为《潜庵学案》。）
（安定、泰山、濂溪四传。）
辅万（别见《潜庵学案》。）
陈埴（别为《木钟学案》。）
叶味道（别见《木钟学案》。）
杜煜
杜知仁（并为《南湖学案》。）
蔡渊
蔡沆（并见《西山蔡氏学案》。）
蔡沈（别为《九峰学案》。）
陈淳（别为《北溪学案》。）
陈易（别见《北溪学案》。）
廖德明
李方子（并见《沧洲诸儒学案》。）
余元一
赵师恕（并见《勉斋学案》。）
赵崇宪
赵崇度（并见《玉山学案》。）
赵蕃
宋之源
刘黼
许子春（并见《清江学案》。）
彭龟年
赵善佐
张巽
潘友端
胡大时（并见《岳麓诸儒学案》。）
王瀚
王洽
詹仪之
李大同
周介
邹补之
黄谦
王介（并见《丽泽诸儒学案》。）
吕乔年（别见《东莱学案》。）
高松（别见《止斋学案》。）
傅定（别见《说斋学案》。）
舒璘（别为《广平定川学案》。）
傅梦泉
孙应时
诸葛千能
周良
包扬
包约
包逊
石斗文
石宗昭
喻仲可
赵师蒧
赵师雍（并见《槐堂诸儒学案》。）
又一百五十五人并见《沧洲诸儒学案》。
（私淑）楼钥（别见《丘刘诸儒学案》。）
吴柔胜 （子）渊
（子）潜（并见《槐堂诸儒学案》。）
父口
陈缜 （子）口 （孙）口
柴中行（别见《丘刘诸儒学案》。）
魏了翁（别为《鹤山学案》。）
詹初（别见《勉斋学案》。）
蔡和（别见《北溪学案》。）
李道传（别见《刘李诸儒学案》。）
李大有（别见《东莱学案》。）
谢梦生（别见《木钟学案》。）
陈均
赵汝胜 （孙）必毕 陈仁伯
陈旅（别见《草卢学案》。）
方熔（别见《北山四先生学案》。）
赵复（别见《鲁斋学案》。）
余季芳（别见《介轩学案》。）
俞浙 黄奇孙（别见《潜庵学案》。）
熊朋来 （子）太古
俞琰 王都中（别见《鲁斋学案》。）
并朱学续传。
张栻（别为《南轩学案》。）
吕祖谦（别为《东莱学案》。）
赵汝愚（别见《玉山学案》。）
赵汝靓
韩元吉（别见《和靖学案》。）
潘畤（别见《元城学案》。）
方耒（别见《刘胡诸儒学案》。）
张杰（别见《玉山学案》。）
石 杜煜
杜知仁（并为《南湖学案》。）
何镐
（并晦翁讲友。）
项安世
黄樵仲
陈景思
（并晦翁学侣。）
赵不息 （孙）汝谈（别见《沧洲诸儒学案》。）
（孙）汝（别见《水心学案》。）
刘靖之
刘清之（并为《清江学案》。）
刘光祖（别为《丘刘诸儒学案》。）
（并晦翁同调。）
晦翁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述《晦翁学案》。（梓材案：朱子学案，本称《紫阳》，谢山《序录》定为《晦翁学案》。又案诸儒学派，自龟山而豫章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为三传。《序录》谓文靖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其实朱子本师刘白水，为龟山门人，亦秖再传耳。）
◆延平门人（杨、胡再传。）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韦斋先生松，第进士，历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议忤秦桧，去国，行谊为学者所师。尝为闽延平尤溪县尉。建炎四年罢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峰下之郑氏草堂，生先生。先生自幼颖悟，五岁读《孝经》，即题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绍兴十八年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禁妇女之为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怀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罢。二十八年，请岳祠。二十九年，以陈康伯荐召，以疾辞。孝宗即位，诏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所以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雠，则不可和也明矣。愿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俟数年之後，国富兵强，徐起而图之。」次言：「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于朝廷而已。」隆兴元年，复召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着。」其二言：「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雠，非守无以制胜。」且陈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远人之道。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先生武学博士，待次归。乾道元年，趣就职。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复请祠归。三年，刘公珙在枢府，荐为枢密院编修官，待次。五年，丁内艰。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铨以诗人荐，与王庭珪同召，以未终丧辞。七年，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辞。孝宗曰：「朱熹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淳熙二年，除秘书郎，力辞，乃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全活甚多。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後有所系而立。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不过一二近习之臣。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悦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交通货赂，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所窃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於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门。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孝宗读之大怒，宰相赵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誉之愈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孝宗以为然，乃除先生提举江西常平茶盐。旋录救荒之劳，除直秘阁。曾浙东大饥，改提举浙东。入对，首陈灾异之由与修德任人之说，次言：「近习便嬖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而胥吏 狡狯之术又足以眩聪明，邪佞充塞，货赂公行，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顾乃独受其弊。」孝宗为动容。先生拜命，即日单车就道，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郡县官吏惮其风釆，至自引去，所部肃然。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责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诏户部免徵旧负，诏漕臣依条检放租税，诏宰臣沙汰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下结人心。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饥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时郑丙疏诋程学，且以沮先生，淮又擢陈贾为监察御史。贾面对，首论「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摈弃勿用」，盖指先生也。十年，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连奉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杨公万里荐，除提点江西刑狱。十五年，淮罢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狱失当，狱官当择其人；次言经总制钱之病民，及江西诸州科罚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无乃燕闲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除恶不能去其根。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以州县为烦也。」时曾觌已死，王拚亦逐，独内侍甘尚在，先生力以为言。孝宗曰：「乃德寿所荐，为其有才尔。」先生曰：「小人无才，安能动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尝与先生论《易》、《西铭》不合，劾先生「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过！」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对，孝宗曰：「朕亦见其跛曳。」左补阙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旧职江西提刑，先生辞免。太常博士叶适疏与栗辩，谓：「其言无一实者。『谓之道学』一语，无实尤甚。往日王淮表里台谏，阴废正人，盖用此术。」会胡晋臣除侍御史，首论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宝 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辞。始，先生尝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乞具封事以闻，至是，役匦进封事曰：「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陛下所以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後，称职者鲜，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闒庸妄之辈参其间。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既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又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杂进之言。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客之官，罢 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直以一念之间，未能彻其私邪之蔽。若用公明刚正之人，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排摈此等，而後取凡疲懦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後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掳于其间，是以纪纲不正于上，风俗颓弊于下。大率习为美依阿，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间，则群议众排，指为『道学』而禁锢之，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後已，此岂治世之事哉！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羡余之数而输之内帑，以备它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需。二十余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曷尝闻其能易敌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促日峻，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後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以付军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称材武，陛下以为公荐可以得人，而岂知其论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有不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先生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居数月，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改知漳州。奏除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以习俗未知礼，釆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尝病经界不行，会朝论欲行汀、漳、泉三州经界，先生乃访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党亦多以为不可行，布衣吴禹圭上书讼其扰人，有旨先行漳州经界。明年，以子丧请祠。时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漳州经界竟报罢，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潭州，力辞。黄裳为嘉王府翊善，自以学不及先生，乞召为宫僚，王府直讲彭龟年亦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刚，恐到此不合，反为累耳。」先生方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遂拜命。会洞獠扰属郡，先生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 ，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宁宗即位，赵忠定汝愚首荐先生及陈傅良，除焕章阁待制、侍讲。入对，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臣愿陛下尽负罪引慝之诚，致温凊定省之礼，而大伦正，大本立矣。」时论者以宁宗未还大内，恐名体不正而疑议生，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至数百间，欲徙居之。先生奏疏言：「此必有左右近习倡为此说以误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奸心。臣恐上帝震怒，灾异数出，不当兴此大役，以咈谴告警动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阽于死亡之际，怨望忿切，以生他变。又闻太上皇后惧忤太上皇帝圣意，不欲其闻太上之称，又不欲其闻内禅之说，此又虑之过者。父子大伦，三纲所系，久而不图，亦将有借其名以造谤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惧也。愿陛下罢修葺东宫之役，回就慈福、重华之间草创寝殿，使粗可居。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入宫之後，暂变服色，如唐肃宗之改服紫袍，执鞚马前者，则太上皇帝虽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欢意浃洽矣。至若朝廷之纪纲，则凡号令弛张，人才进退，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校量，有不当者，缴駮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则不惟近习不得干预朝权，大臣不得专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习天下之事，而无所疑于得失之算矣。若夫山陵之卜，则愿黜台史之说，别求草泽以营新宫，使寿皇之遗体得安，而宗社生灵皆蒙福矣。」疏入，不报，然宁宗亦未有怒先生意也。每以所讲编次成帙以进，宁宗亦开怀容纳。先生又奏：「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三纲不明，千有余年。寿皇圣帝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间者遗诏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着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遂用漆纱浅黄之服，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将来启殡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会孝宗柎庙，议宗庙迭毁之制。自太祖首建僖、顺、翼、宣四祖之庙，治平间议者以世数寖远，请迁僖祖于夹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时相赵忠定雅不以复祀僖祖为然，侍从多从其说，吏部尚书郑侨欲且祧宣祖而柎孝宗。先生以为神宗得礼之正，所谓「有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辩，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庙堂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始，宁宗之立，韩侘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忧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在讲筵复申言之。御批云：「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赵忠定袖还御笔，且谏且拜，内侍王德谦径以御笔付先生，台谏争留，不可。楼宣献钥与陈傅良旋封还录黄，修注官刘光祖、邓馹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辞。寻除知江陵府，辞。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初，忠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先生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宁宗言，又数以手书启忠定，勿使得预朝政。忠定谓其易制，不以为意。及是，忠是亦以诬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矣。先生始以庙议自劾，不许；以疾再乞休致，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沈继祖为监察御史，诬先生十罪，诏落职罢祠，门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编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书属其子在及门人范念德、黄干，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遣书为言。习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历同安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常平茶盐、知漳洲、潭州，凡五任九考，及经筵才四十日。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也。自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何澹为中司，首论专门之学，文诈沽名，乞辨真伪。刘德秀仕长沙，不为南轩之徒所礼，及为谏官，首论留正引伪学之罪。「伪学」之称，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绂言：「比年伪学猖獗，图为不轨，望宣谕大臣，权住进拟。」遂召陈贾为兵部侍郎。未几，先生有夺职之命。刘三杰以前御史论先生、赵汝愚、刘光祖、徐谊等，前日之伪党，至此而又变为逆党，即日除三杰右正言。右谏议大夫姚愈论道学权臣，结为死党，窥伺神器，乃命直学士院高文虎草诏谕天下，于是攻伪学日急，选人余囍至上书乞斩先生。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先生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其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陈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孙也，与侂胄有连，劝侂胄勿为已甚，侂胄意亦渐悔。先生既没，将葬，言者谓：「四方为徒期会，送为师之葬。会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缪议时政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嘉泰初，学禁稍弛。二年，诏先生以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後侂胄死，诏赐先生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始先生少时，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四，韦斋公病亟，尝属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三人。」谓胡宪、刘勉之、刘子翬也。故先生之学，既博求之经传，复交当世有识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尝从学于罗仲素先生，先生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全体大用，兼综条贯；表里精粗，交底于极。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其于百家之支，二氏之诞，不惮深辩而力辟之。所着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辞集注》、《辩证》、《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监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平生为文凡一百卷，生徒问答凡八十卷，别录十卷。绍定末，秘书郎李心传乞司马温公、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及先生七子列于从祀，不报。淳佑元年正月，理宗视学，手诏以张、周、二程及先生从祀孔庙。元至正二年，封韦斋公为献靖公。明洪武初，诏以先生之书立于学宫，天下学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称「先儒朱子」，韦斋公从祀启圣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峰山下。子三：塾、埜、在，皆贤。在，绍定中为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袭博士一员。
百家谨案：紫阳以韦斋为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为师，南轩、东莱诸君子为友，其传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姤也。禀颖敏之资，用辛苦之力。尝自言曰：「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见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放懈。其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着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其为间世之钜儒，复何言哉！
中和说一（自注云：此书非是，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末耳。正篇同此。）
《与张敬夫》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识，事至物来，应接不暇，念念迁革，以至于死，其间初无顷刻停息，举世皆然也。然圣人之言则有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者。夫岂以日用流行者为已发，而指夫暂而休息、不与事接之际为未发时邪﹖尝试以此求之，则泯然无觉之中，邪暗郁塞，似非虚明应物之体，而几微之际，一有觉焉，则又便为已发，而非寂然之谓，盖愈求而愈不可见。于是退而验之日用之间，则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矣！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处，而可以谓之中哉。
刘蕺山曰：说得大意已是，猥不是限于一时，拘于一处，但有觉处不可便谓之已发，此觉性原自浑然，原自寂然。
中和说二
《答张敬夫》曰：日前所见，累书所陈者，只是儱侗见得大本达道底影像，便执认以为是了。盖只见得个直截根源，倾湫倒海底气象，日间但觉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以故应事接物处，但觉粗厉勇果，而无宽裕雍容之气，虽窃病之，而不知其所自来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乃在于此。道迩求远，亦可笑矣。
刘蕺山曰：这知觉又有个主宰处，正是天命之性，统体大本达道者。端的，端的！
中和说三
《答张敬夫》曰：近复体察，见得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而不紊。盖人之一身，知觉运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者，所以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也。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道义全具，其所谓「中」，乃心之所以为体，而寂然不动者也。及其动也，事物交至，思虑萌焉，则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静也而不能不动，情之动也而必有节焉，是则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贯彻，而体用未始相离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则无以着此心之妙；人虽欲仁而或不敬，则无以致求仁之功。盖心主乎一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是以君子之于敬，亦无动静语默而不致其力焉。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间。方其存也，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是则静中之动，《复》「其见天地之心」也。及其发也，事物纷纠而品节不差，是则动中之静，《艮》之所以「不获其身」、「不见其人」也。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则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则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
刘蕺山曰：以心为主及主敬之说，最为谛当。
中和说四
《答湖南诸公》曰：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盖所见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不审也。
刘蕺山曰：毕竟求之未发之中，归之主静一路。然较濂溪为少落边际。盖朱子最不喜儱侗说道理，故已见得後，仍做钝根工夫。此朱子特参《中庸》奥指以明道也。第一书先见得天地间一段发育流行之机，无一息之停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实有所谓未发者存乎其间，即已发处窥未发，绝无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书则以前日所见为儱侗，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为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是则所谓性也。第三书又以前日所见为未尽，而反求之于心，以性情为一心之蕴，心有动静，而中和之理见焉，故中和只是一理，一处便是仁，即向所谓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无动静、敬无动静也。最後一书又以工夫多用在已发为未是，而专求之涵养一路，，归之未发之中云。合而观之，第一书言道体也，第二书言性体也，第三书合性于心，言工夫也，第四书言工夫之究竟处也。见解一层进一层，工夫一节换一节。孔、孟而後，几见小心穷 理如朱子者！愚按朱子之学，本之李延平，由罗豫章而杨龟山，而程子，而同子。自周子有主静立极之说，传之二程；其後罗、李二先生专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朱子初从延平游，固尝服膺其说；已而又参以程子主敬之说，静字为稍偏，不复理会。迨其晚年，深悔平日用功未免疏于本领，致有「辜负此翁」之语，固已深信延平立教之无弊，而学人向上一机，心于此而取则矣。《湖南答问》诚不知出于何时，考之原集，皆载在敬夫次第往复之後，经辗转折证而後有此定论。则朱子生平学力之浅深，固于此窥其一斑，而其卒传延平心印，以得与于斯文，又当不出此书之外无疑矣。夫「主静」一语，单提直入，惟许濂溪自开门户，而後人往往从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亦如短贩然，本薄得奢，叩其中藏，可尽也。朱子不轻信师传，而必远寻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所为善学濂溪者。
百家谨案：《中和旧说序》，先生自叙幼从学延平，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往问之，亦未省。退而沈思，谓人自婴儿至老死，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後忽自疑，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然後知性情之本然，圣贤之微旨，平正明白如此。
观心说
或问：「佛者有观心说，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今复有物以反观乎心，则是此心之外复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则所谓心者，为一邪，为二邪﹖为主邪，为客邪﹖为命物者邪，为命于物者邪﹖此亦不待教而审其言之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则圣贤所谓精一，所谓操存，所谓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所谓见其参于前而倚于衡者，皆何谓哉﹖」应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间，而学者之所当辨者也。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则信执其中而无过不及之偏矣。非以道为一心，人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谓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则亡者存，舍而不操则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昼之所为，得以梏亡其仁义之良心云尔，非块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觉而谓之操存也。若尽心云者，则格物穷理，廓然贯通而有以极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则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若前所谓精一操存之道也。故尽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体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养性事天，以其体之不失而有以顺夫理之自然也。是岂以心尽心，以心存心，如两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参前倚衡之云者，则为忠信笃敬而发也。盖曰忠信笃敬不忘乎心，则无所适而不见其在是云尔，亦非有以见夫心之谓也。且身在此而心参于前，身在舆而心倚于衡，是果何理也邪！大抵圣人之学，本心以穷理，而顺理以应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广而安，其理实而行自然。释氏之学，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视目，其机危而迫，其途险而塞，其理虚而其势逆。盖其言虽有若相似者，而其实之不同，盖如此也。然非夫审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无惑于斯邪！
仁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 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则以让国而逃，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则程子所谓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者，非欤﹖」曰：不然。程子之所谓，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而子顾以为异乎程子之说，不亦误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谓 爱 非仁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者矣，亦有谓爱非仁而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则彼皆非欤﹖」曰：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观孔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与程子所谓「觉不可以训仁」者，则可见矣。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沈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觉之云者，于圣门所示「乐山」、「能守」之气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以此而论仁哉！因并记其语，作《仁说》。
百家谨案：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今正之。
语要
问：「理在气中，发见处如何﹖」曰：「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
或问：「理在先，气在后﹖」曰：「理与气本无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後相似。」
姜定庵曰：毕竟理从气而见，说不得理在先。
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却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盖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静处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动一静，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时，谓之不流行，可乎﹖若谓不能流行，何以谓之『静而生阴』也﹖观『生』之一字可见。」
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不是阳退了又别有个阴生。
阴阳只是一气，阴气流行即为阳，阳气凝聚即为阴，非直有二物相对也。
（梓材谨案：此条洲录自《文集》《答杨元范书》。）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麽事凝了。初间极，後来方凝得硬。问：「想得如潮水涌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
问：「自开辟以来，至今未万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须如此一番明白来。」又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
方浑沦未判，阴阳之气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间放得开阔光朗，而两仪始立。邵康节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则是十二万九千六百之前，又是一个大阖辟，更以上亦复如此，直是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小者大之影，只昼夜便可见。五峰所谓「一气太息，震荡无垠，海宇变动，山勃川湮，人物消尽，旧大灭」，是谓鸿荒之世。尝见高山有螺蚌，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天明，则日月不明。天无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曰：「如此，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所说，秖说得他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谓之帝，以性情谓之乾。』他这名义自定。心便是他个主宰处，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中间钦夫以为某不合如此说，某谓天地别无句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问：「程子谓：『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曰：「这是说天地无心处。且如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于圣人，则顺理而已，复何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说得最好。」问：「『普万物』，莫是以心周而无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接着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今须要知得他有心处，又要见得他无心处，只恁定说不得。」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姜定庵曰：「磨得急了」，「急」字未安，易「久」字如何。
问：「鬼神便是精气魂魄，如何﹖」曰：「然。且就这一身看，自会笑语，有许多聪明知识，这是如何得恁地﹖虚空之中，忽然有风有雨，忽然有雷有电，这是如何得恁地﹖这都是阴阳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这里，见得到一身只是个躯在这里，内外无非天地阴阳之气。所以夜来说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思量来只是一个道理。」又云：「如鱼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面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一般。」仁父问：「魂魄如何是阴阳﹖」曰：「魂如火，魄如水。」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为魂，耳目之聪明为魄，也只说得大概，却更有个母子，这便是坎离水火。煖气便是魂，冷气便是魄。魂便是气之神，魄便是精之神。会思量计度底便是魂，会记当去底便是魄。又曰：见于目而明、耳而聪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载营魄」，营是晶荧之义，魄是一个晶光坚凝物事。释氏之地水为风，其说云：「人之死也，风火先散，则不能为祟，盖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尽，少间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风火尚迟，则能为祟，盖魂气尚存尔。」又曰：无魂，则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虑役役，魂都与魄相离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全然守在这里不得动。又曰「专气致柔」，不是守字，却是专字，便只是专在此，全不放出，气便细；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阴阳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为主，为干。
人生初间是先有气，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知发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觉。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数句说得好！
动者魂也，静者魄也。动静二字，括尽魂魄。凡能运用作为皆魂也，魄则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运用，都是魂使之尔。魂若去，魄则不能也。月之黑晕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尔，他本无光也，所以说「哉生魄」、「旁死魄」。《庄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内影。」此便是魂魄之说。
或问：「口鼻呼吸者为魂，耳目之聪明为魄﹖」曰：「精气为物，魂乃精气中无形底。《淮南子》云：『魂者阳之神，魄者阴之神。」释氏『四大』之说，亦是窃见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类皆属地，涕唾之类皆属水，煖气运动为风。地水，阴也；火风，阳也。」
或问：「气之出入者为魂，耳目之聪明为魄。然则魄中复有魂，魂中复有魄邪﹖」曰：「精气周流，充满于一身之中，嘘吸聪明，乃其发而易见者尔。然既周流充满于一身之中，则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煖气，非魂乎﹖推之体，莫不皆然。佛书论『四大』处，似亦祖述此意。」问：「先生尝言体魄自是二物，然则魂气亦为两物邪﹖」曰：「将魂气细推之，亦有精粗，但其为精粗也甚微，非若体魄之悬殊尔。」问：「以目言之：目之轮，体也；睛之明，魄也。耳则何如﹖」曰：「窍即体也，聪即魄也。」又问：「月魄之魄，岂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轮则体邪﹖」曰：「月不可以体言，只有魂魄尔。月魄即其全体，而光处乃其魂之发也。」
魂属木，魄属金，所以说「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数也。
洲《破邪论论魂魄》篇曰：或问：「医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肚藏魂，肺藏魄，肾藏精与志，信乎﹖」曰：非也。此以五行相配，多为名目，其实人止有魂魄二者而已。《礼记》曰：「魂者，阳之盛也；魄者，阴之盛也。」延陵季子葬，子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不言魄者，已葬，故不及魄。《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所谓精气，即魄也。神与意与志，皆魂之所为也。魂魄如何分别﹖曰：昭昭灵灵者是魂，运动作为者是魄。魄依形而立，魂无形可见。故虎死眼光入地，掘之，有物如石，谓之「虎威」。自缢之人，其下亦有如石者，犹星陨如石，皆魄也。凡战场之磷火，阴雨之哭声，一切为厉者，皆魄之为也，魂无与焉。譬之于烛，其炷是形，其焰是魄，其光明是魂。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是人之生，先有魄而後有魂也。及其死也，有魂先去而魄尚存者，今巫祝家死後避哀之说是也。有魄已落而魂尚未去者，如楚穆王弑成王，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中行穆子「死而视，不可含」是也。然则释氏投胎之说，有之乎﹖曰：有之，而不尽然也。史传如羊叔子识环之事甚多，故不可谓之无。或者禀得气厚，或者培养功深，或专心致志，透过生死；凶暴之徒，性与人殊，投入异类，亦或有之。此在亿兆分之中，有此一分，其余皆随气而散；散有迟速，总之不能留也。释氏执其一端以概万理，以为无始以来，此魂常聚，轮回六道，展转无已。若是，则盛衰、消息、聚散、有无、成亏之理，一切可以抹却矣。试观天下之人，尸居余气，精神懵懂，即其生时，魂已欲散，焉能死後而复聚乎！且六合之内，种类不同，似人非人，地气隔绝，禽虫之中，牛象虮蝨，大小悬殊，有魄无魂，何所凭以为轮回乎！然则儒者谓圣贤凡愚，无有不散之气，同归于尽者，然乎否也﹖曰：亦非也。吾谓聚必散者，为愚凡而言也。圣贤之精神长留天地，宁有散理。先儒言「何曾见尧、舜做鬼来」，决其必散。尧、舜之鬼，纲维天地，岂待其现形人世而後谓之鬼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岂无是事而诗人亿度言之邪！周公之金縢，傅说之箕尾，明以告人。凡後世之志士仁人，其过化之地，必有所存之神，犹能以仁风笃烈拔下民之塌茸，固非依草附木之精魂可以诬也。死而不亡，岂不信乎！或疑普天之下，无有不祭其祖先者，而谓凡愚之魂尽散，乃虚拘乎﹖曰：凡愚之魂散矣，而有子孙者，便是他未尽之气。儒者谓子孙尽其诚意，感他魂之来格，亦非也。他何曾有魂在天地间﹖其魂即在子 孙思慕之中。此以後天追合先天，然亦甚难，故必三日齐，七日戒，阴厌阳厌，又立一尸，以生气迎之，庶几其一之气。若非孝子孝孙，则亦同一散尽也。
鬼神只是气。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之气与天地之气常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人心才动，必达于气，便与这屈伸往来者相感通。如卜筮之类，是皆心自有此物，只说你心上事，才动必应也。
问：「伊川言『鬼神造化之』，此岂亦造化之乎﹖」曰：「皆是也。若论正理，则似树上忽生出花叶，此便是造化之。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风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见，故不之怪。忽闻鬼啸、鬼火之属，则便以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但不是正理，故为怪异。如《家语》云『山之怪曰夔、魍魉，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气之杂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无也。专以为无，则不可。如冬寒夏热，此理之正也；有时忽然夏寒冬热，岂可谓无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谓之怪，孔子所以不语，学者亦未须理会也。」
死而气散，泯然无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气不散，又怎生去凑着那生气，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传》伯有之为厉，又别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问：「伯有之事别是一理，如何﹖」曰：「是别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终尽，则其气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气犹聚而未散，然亦终于一散。释、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时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终是不甘心死。衔愤者亦然，故其气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烧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时，可烧我。』未满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归，叫骂取身；亦能于壁间写字，但墨较淡，不久又无。尝见张天觉有一事亦然，邓隐峰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讨身，隐峰曰：『说底是甚麽！』其人悟，谢之而去。」
用之问：「先生答廖子晦书云：『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而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故上蔡谓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盖谓此也。』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而无穷，此是说天地气化之气否﹖」曰：「此气只一般。《周礼》所谓天神、地示、人鬼，虽有三样，其实只一般。若说有子孙底引得他气来，则不成无子孙底他气便绝无了！他血气虽不流传，他那个亦是浩然日生无穷。如《礼书》诸侯因国之祭，祭其国之无主後者，如齐太公封于齐，便用祭甚爽鸠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属。盖他先主此国来，礼合祭他。然圣人制礼，惟继其国者则合祭之，非在其国者便不当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气。如卫侯梦康叔云『相夺予亨』，盖卫侯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则都其国自合当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晋侯梦黄熊入寝门，以为鲧之神，亦是此类。不成说有子孙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无子孙，其气亦未尝亡也。如今祭句芒，他更是远，然既合当祭他，便有些气。要之，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所以说『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虚空偪塞，无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难以言晓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问，云：『要与贤说无，何故圣人却说有！要与贤说有，贤又来问某讨说！』只说到这里，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会紧要道理，少间看得道理通时，自然晓得。上蔡所说，已是杀分晓了！」
问：「鬼神之义，来教云只是上蔡『祖宗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则可见其苗脉矣。必大尝读《太极图义》，有云：『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也。气聚成形，则形交气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变化无穷。』是知人物在天地间，其生生不穷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则气也。有是理，则有是气。气聚于此，则其理亦命于此。今所谓气者，既已化而无有矣，则所谓理者，抑于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遗体。祖考之所具以为祖考者，盖于我而未尝亡也。是其魂升魄降，虽已化而无有，然理之根于彼者既无止息，气之具于我者复无间断，吾能致精竭诚以求之，此气既纯一而无所杂，则此理自昭着而不可揜。此其苗脉之较然可者也。上蔡云：『三日斋，七日戒，求诸阴阳上下，只是要集 自家精神。』盖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来格也。然古人于祭祀必立之尸，其义精甚，盖又是因祖考遗体以凝聚祖考之气，气与质合，则其散者庶几复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曰：「所喻鬼神之说甚精密。大抵人之气传于子孙，犹木之气传于实也。此实之传不泯，则其生木虽枯毁无余，而气之在此者犹自若也。」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答吴伯丰书》。）
问：「鬼神恐有两样。天地之间，二气氲氲，无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无。」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气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气之屈，此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问：「不交感时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则是有馁鬼矣！」
论万物之一原，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或问：「理同而气异，此一句是说方才付与万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气有清浊纯驳，故气异。下句是就万物已得之後说。以其虽有清浊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气，故气相近；以其昏明开塞之甚远，故理绝不同。《中庸》是论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气相近，如知寒煖，识饥饱，好生恶死，趋利避害人与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蚁之君臣，只是他义上有一点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点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镜子，其他处都暗了，中间只有一点子明。大凡物事，禀得一边重，便占了其他的，如慈爱之人少断制，断制之人多残忍。盖仁多便遮了那义，义多便遮了那仁。」问：「所以妇人临事多怕，亦是气偏了﹖」曰：「妇人之仁，只流从爱上去底。」
（梓材谨案：洲原本此下有一条，移入《吕范诸儒学案》蓝田传後。）
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枯槁之物，谓之无生意则可，谓之无生理则不可。如朽木无所用，止可付之爨，是无生意矣。然烧甚麽木则是甚麽气，亦各不同，这是理元如此。且如大黄、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黄不可为附子，附子不可为大黄。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气。」问：「动物有知，植物无知，何也﹖」曰：「动物有血气，故能知；植物虽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见。若戕贼之，便枯悴，不复悦泽，亦似有知者。尝观一般花树 ，朝日照曜之时，欣欣向荣，有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来。若枯枝老叶，便觉憔悴，盖气行已过也。」问：「此处见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贼之便雕悴，亦是义底意思。」
百家谨案：泰西人分人物三等：人为万物之首，有灵魂；动物能食色，有觉魂；草木无知，有生魂。颇谛当。
或问：「气禀有清浊不同﹖」曰：「气禀之殊，其类不一，非但清烛二字而已。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而所为未必皆中于理，是其气不醇也。有谨厚忠信者，其气醇矣，而所知未必皆达于理，则是其气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见。」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但情是遇物而发，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会如此底。要之，千头万绪，皆是从心上来。
又问：「如此，则才与心之用相类﹖」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气力去做底；心是管摄主宰者，此心之所以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行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才者水之气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缓，则是才之不同。伊川谓『性禀于天，才禀于气』是也。」
动静、真伪、善恶，皆对而言之，是世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非性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也。惟求静于未始有动之先，而性之静可见矣；求真于未始有伪之先，而性之真可见矣；求善于未始有恶之先，而性之善可见矣。
又曰：天下之理，无异道也；天下之人，无异性也。性惟其不可见，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观，则其故可求；苟自善而观，则理一而见二。
问：「心是知觉，性是理，心与理如何得贯通为一﹖」曰：「不须去着贯通，本来贯通。」「如何本来贯通﹖」曰：「理无心，则无着处。」
所见者心之理，能觉者气之灵。
（梓材谨案：此下有「发明心字曰一言以蔽之」至「仁则生矣」三十八字，盖洲案语，然与後「问觉是人之本心」条「心」字以下复，删之。）
知觉从君臣父子处，便是道心。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
饥欲食，渴欲饮者，人心也；得饮食之正者，道心也。须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间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见了。人心与道心为一，恰似无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纯一，道心都发见在那人心上。
问：「形体之动，与心相关否﹖」曰：「岂不相关。自是心使他动。」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形体亦有运动，耳目亦有视听，此是心已发抑未发﹖」曰：「喜怒哀乐未发，又是一般。然视听言动，亦是心向那里。若形体之行动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动都没理会了，说甚未发！未发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这里，不恁地困。心无间于已发未发，彻头彻尾都是，那处截做已发未发﹖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谓非心。」
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补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问：「如此，则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则微有，比气则自然又灵。」
问：「先生尝言心不是这一块。义刚窃谓满体皆心也，此特其枢纽尔。」曰：「不然。此非心也，乃心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宁也。凡五脏皆然。心岂无运用，须常在躯之内，譬如此建阳县知县，须常在衙里，始管得这一县也。」义刚曰：「然则程子言『心要在腔子里』，谓当在舍之内，而不当在舍之外邪﹖」曰：「不必如此。若言心，不可在脚上，又不可在手上，只得在这些子上也。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至论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惟性与心亦然。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主宰之谓也。动静皆主宰，非是静时无所用，及至动时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则混然体统，自在其中。心统摄性情，非儱侗与性情为一物而不分别也。
问：「意是心之运用处，是发处﹖」曰：「运用是发了。」问：「情亦是发处，何以别﹖」曰：「情是性之发。情是发出恁地，意是主张要恁地。如爱那物是情，所以去爱那物是意。情如舟车，意如人去使那舟车一般。」
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
心之所谓之志，日之所谓之时。志字从之从心，时字从之从日，如日在午时，在寅时，制字之义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经营往来底，是那志底脚。凡营为、谋度、往来，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
百家谨案：意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其直遂不可揜，故曰诚。若经营往来，是好色有不好，恶臭有不恶之意矣。所患不诚者，谓其欺也。欺则谓人不已知而可己欺也，究之揜不善而着善。亦知人有不可欺，故揜之；又谓人能已欺，故着之；总是知不致，故不诚耳。不诚意，谓不着实去正心上用，故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横渠「志公而意私」，似未安。
问：「知与思，于人身最紧要﹖」曰：「然。二者也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交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性只是理，情是流去运用处。心之知觉，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具此理而觉其为是非者，是心也。此处分别，只在毫厘之间。精以察之，乃可见尔。
心、性、理，拈着一个，则都贯串，惟观其所指处轻重如何。「养心莫善于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存虽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则存」，此存虽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
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敬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便是中。
无私以间之则公，公则仁。譬如水，若些子碍，便成两截。须是打并了障塞，便滔滔流去。
「心之德」是统言，「爱之理」是就仁义礼智上分说，如义便是宜之理，礼便是别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会得爱之理，便理会得心之德。又曰：爱虽是情，爱之理是仁也。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爱是个动物事，仁是个静物事。理便是性，缘里面有这爱之理，所以发出来无不爱。程子曰：「心如谷种，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爱之理。
因举天地万物同体之意，极问其理。曰：「须是近里着身推究，未干天地万物也。须知所谓心之德者，即程先生所谓谷种之说；爱之理者，则正为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只以此意推之，不须外边添入道理。若于此处认得仁字，即不妨与天地万物同体。若不会得，便将天地万物同体为仁，却转无交涉矣。孔门之教，说许多仁，却未曾有定说出。盖此理真是难言，若立下一个定说，便该括不尽。且直于自家身分上体究，久之自然通达。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须是统看仁如何却包得数者，又却分看义礼智如何亦谓之仁。大抵于仁上见得尽，须知发于刚果处亦是仁，发于辞逊、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识尽全体。正犹观山，所谓『横看成岭，直看成峰』。若自家见他不尽，初谓只是一岭，及少时又见一峰出来，便是未曾尽见全山，到底无定据也。」
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求天地生我底意，而今须要自体认得。试自看一个物，坚硬 如顽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蔼乎若春阳之温，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或问：「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为私欲所胜。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为可随物流去，须要紧紧守着。若常存得此心，应事接物虽不中，不远。思虑纷扰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视处也不知视，合听处也不知听。」或问。「莫在于敬否﹖」曰：「敬非别是一事，常唤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鹘鹘突突过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里面。」又曰：「仁虽是有刚直意，毕竟本是个温和之物，但出来发用时有许多般，须得是非、辞逊、断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旧温和，缘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见有是非、节文、断制，却谓是仁之本意，则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说仁为春。」
仁义互为体用动静。仁之体本静，而其用则流行不穷；义之体本动，而其体则各止其所。
先生答叔重疑问曰：「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广请曰：「自太极之动言之，则仁为刚而义为柔；自一物中阴阳言之，则仁之用柔，义之用刚。」曰：「也是如此。仁便有个流动发越之义，然其用则慈柔；义便有个商量从宜之义，然其用则决裂。寻常人施恩惠底心便发得易，当刑杀时此心便疑，可见仁属阳属刚，义属阴属柔。」直卿云：「只将收敛二字看，便见喜则舒，怒则敛。」
礼者仁之发，智者义之藏。且以人之资质言之，温厚者多谦逊，通晓者多刻剥。
义之严肃，即是仁底收敛。
仁礼属阳属健，义智属阴属顺。问：「义则截然有定分、有收敛底意思，自是属阴顺。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敛。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无作用，不似仁义礼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恻隐、羞恶、辞逊三者，他那个更收敛得快。」
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曰：「然。」问：「肃杀之气亦只是生气﹖」曰：「不是二物，只是收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气。」又曰：「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其余人所以未仁者，只是中心未有此气象。」问：「向闻先生语吾学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此难说。然会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便虽不是相生，他气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脏，固不曾有先後，但其灌时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後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凉便是义，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
「天理之浑然」，既谓之理，则便是个有条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谓仁义礼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个道理，不相混杂。以其未发，莫见端绪，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谓之浑然，非是浑然里面都无分别，而仁义礼智却是後来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状之物也。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着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别而言之。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朝过庙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灿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灿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尔。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答陈器之书》，其全篇戴《木钟学案》。）
韩子说「所以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杂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异」，在诸子中最为近理。盖如吾儒之言，则性之本体便只是仁义礼智之实。如老、佛之言，则先有个虚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来；不然，亦说性是一个虚空底物，里面包得四者。今人却为不曾晓得自家道理，只见得他说得熟，故如此不能无疑。又才见说四者为性之体，便疑实有此四块之物磊块其间，皆是错看了也。须知性之为体，不离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浑然一理之中，识得个意思情状，似有界限，而实非有墙壁遮拦分别处也。然此处极难言，故孟子亦只于发处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之类，是于发处教人识取。不是本体中元来有此，如何用处发得此物出来﹖但本体无着摸处，故只可于用处看，便省力尔！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答林德久书》。）
仁只是一个理，理举着便无欠缺，但如言着仁则都在仁上，言着诚则都在诚上，言着忠恕则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则都在忠信上。只为只是这个道理，自然血脉贯通。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江西人说个虚空底体，涉事物便唤做用。
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所说千言万语，都无一事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沧洲精舍又谕学者》。）
直须拌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救火治病然，岂可悠悠岁月！
学者只是不为己，故日间此心安顿在义理上时少，安顿在闲事上时多，于义理却生于闲事却熟。
学者须是熟。熟时一唤便在目前，不熟时须着旋思索，到思索得来，意思已不如初了。
学问须是大进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处大处攻得破，见那许多零碎只是这一个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当理会，但大处攻不破，纵零碎理会得些少，终不快活。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只缘他大处看得分晓。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个道理，学只要理会得这一个道理。这里才通，则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善恶之辨，莫不皆通。
或问：「气质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说偏了，又着一个物事去救他偏，越见不平正了，越讨头不见。要紧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处自见得。如暗室求物，把火来便照见；若只管去摸索，费尽心力，只是摸索不见。若见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处也自会变移，不自知，不消得费力。」
为学，必须于平日气禀姿质上验之，如滞固者疏通，顾虑者坦荡，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转变，要是未得力尔。须要公平观理而撤户牖之小，严敬持身而戒防范之踰，周密而非发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点检者尔。
理义无穷，才知有限，非全放下，终难凑泊。然放下正自非易事也。
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皆不足道也。
圣人与理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处这理，却是未熟。要将此心处理，有一分心向里得一分力，有两分心向里得两分力。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尔。
为学当以存主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废。纵使己有一长，未可遽恃以轻彼，而长其骄吝克伐之私。况其有无之实，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间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则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药。但当坚守，常自警觉，不可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别求妙解。
知得如此是病，却便不如此，是药。若更问何由得如此，则是骑驴觅驴，只是一场闲话矣。骑驴觅驴，《传灯录》云：「参禅有二病，一是骑驴觅驴，一是骑驴不肯下。此病皆是难医，若解下，方唤作道人。」又云：「不解即心是佛，真是骑驴觅驴。」
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滥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其他用功总闲漫，须先就自心上立得定，决不杂，则自然光明四达，照用有余。凡谓是非善恶，亦不难辨。况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义之与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谓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处皆是，便与克去，不待显着方谓之利。此心须令纯，纯只在一处，不可令有外事参杂。遇事而发，合道理处，便与果决行去，勿顾虑。若临事见义，方便迟疑，则又非也。仍须勤勤把将做事，不可俄顷放宽，日日时时如此，便须见验。人之精神，习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紧收拾，莫令宽纵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个提得紧，虽半月见验可也。
今于日用间空闲时，收得此心在这里截然，这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便是浑然天理。事物之来，随其是非，便自见得分晓，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这心在，便如执权衡以度物。人若要洗刷旧习都净了，却去理会此道理。若无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这里，便须有个真心发见，从此便去穷理。
问：「静中常用涵养﹖」曰：「说得有病。一动一静，无时不养。学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虑。学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则群邪自息。他本是光明广大，自家则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则反不是。」
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为心，而欲存心，则不免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外面未有一事时，里面已有三头两绪，不胜其扰也。就使实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人心才觉时便在。孟子说求放心，「求」字已是迟了。
或谓人心纷扰时难把持。曰：「真个是难把持，不能得久，又被事物及闲思虑引将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则存，舍之则亡。」或又谓把持不能久，胜物欲不去。曰：「这个不干别人事。虽是难，亦是自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觉得物欲来，便着紧不要随他去。这个须是自家理会。若说把持不得，胜他不去，是自坏了，更说甚『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忧惧四者皆足以动心。」问：「心不能自把捉否﹖」曰：「自是如此。盖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惟有以义理涵养尔。」
问：「学者于已发处用功，此却不枉费心﹖」曰：「存养于未发之前则可。求中于未发之前则不可。然则未发之前，固有平日存养之功矣，不必待已发然後用功也。」问：「涵养于未发之初，令不善之念全消，则易为力，若发後则难制﹖」曰：「圣贤之论，正要就发处制。惟子思说『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孔子教人，多从发处说。未发时固当涵养，不成发後便都不管﹖」或云：「这处最难。」因举横渠「战退」之说。曰：「此亦不难，只要明得一个善恶。每日遇事须体认，见得是善，，从而保养，自然不肯走在恶上去。」
问心思扰扰。曰：「程先生曰：『严威整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匪僻之干。』只才整顿起处，便是天理，别无天理。但常常整顿处，思虑自一。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识者，物欲昏之尔！欲识此本根，亦须合下且识得个持养工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见得。见得之後，又不舍其持养之功，方始守得。盖初不曾外来，只持养得，便自着见，但见穷理、工夫互相发尔。」
人心中大段恶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计利害、乍往乍来底念虑，相续不断，难为驱除。
人固有终身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为善，而常有个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须是打叠得尽。盖意诚而后心正，过得这一关後，方可进。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问：「莫不是本来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来没把鼻生底。人只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初学者只要牢劄定脚，与他捱，捱到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将不是底换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将好底换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长何如尔。以至千载之前，千载之後，与天地相为终始，只此一心。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又曰：「天理、人欲，此长彼必短，此短彼必长。未知学问，此心浑为人欲。既知学问，天理自然发见而人欲渐渐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层，又有一层，大者固不可有，而纤微者尤要密察。」
问：「五峰所谓『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莫非这里要分别否。」曰：「同行异情，只如渴饮饥食等事，在圣贤无非天理，在小人无非人欲。所谓同行异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寻着本领，只是说得他名义而已矣。说得名义尽分晓，毕竟无与我事。须就自家身上实见得私欲锢蔽时如何，天理发见时如何，其间正有好用工夫处。盖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随甚如何蔽锢，而天理常自若，无时不是私意中发出，但人不自觉。正如明珠大贝，混杂砂砾中，零星逐时出来，但只于这个道理发见处当下认取，打合零星，渐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长月益，则天理自然纯固，向之所谓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复萌动矣。若专务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长善端，则吾心与所谓私欲者日相■敌，纵一时安伏得下，又当复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欲後，别寻一个道理主执而行。才如是，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见得如此为是，如此为非，便从是处行将去。误了一事，必须知悔，只这知悔处便是天理。孟子说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孽生焉』；既曰旦昼梏亡，又曰夜气所存。如说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为这些道理根于一性者浑然至善，故发于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识 得。虽至恶人，亦只患他顽然不知省悟。若心里稍知不稳，便从这里改过，亦岂不可做 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这些子，存只是存得这些子。学者所当深察也！」
问：「父母之于子，有无穷怜爱，欲其聪明，欲其成立，此之谓诚心也﹖」曰：「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此，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决审。」
要知天之与我者，只如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今人非无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发见处，只是不省察。若于日用间诚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攒出来，就此便操存涵养将去，便是下手处。只为从前不省察了，此端才见，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泯灭处虽在，而终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古人瞽史诵诗之类，是规戒警悔之意。有时不然，便被他恁地訬，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学问须是警省。今说求放心，吾辈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赖此做事业。如《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谓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谓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赞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致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礼勿视听言动，勿与不勿，只争毫发地尔！所以明道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收拾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今且须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验得圣贤之言有归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谓「尊德性」、「致广大」、「极高明」，盖此心本自如此广大，但为物欲隔塞，故其广大有亏；本是高明，但为物欲系累，故于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觉，则高明广大者常自若，非有所损益之也。其「道问学」、「尽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尽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则不待商量睹当，即今见得如此，则更无间时，行时，坐时，读书时，应事接物时，皆有着力处。大抵只要见得，收之甚易而不难也。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须是持敬，以静为主。此意须要于不做工夫时频频体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实自做工夫，不干别人事。「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语的当。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疗之之药。如觉言语多，便用简默；意思疏阔，更加细密；觉得轻浮浅易，便须深沈厚重。程先生所谓「矫轻警惰」，盖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虽困睡，得人唤觉，则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觉，则此心便在这里。学者工夫，只在唤醒上。问：「人放纵时自去收敛，便是唤醒否﹖」曰：「放纵只为昏昧之故。能唤醒则自不昏昧，则自不放纵矣。心只是一个心，非是以一个心治一个心。所谓存，所谓收，只是唤醒。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便要养此心，令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便好。」问：「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静坐否﹖」曰：「自去点检。且一日间试看此几个时在内，几个时在外。小说中载赵公以黑白豆记善恶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处。如此点检，则自见矣。李先生尝云：『人之念虑，若是于显然过恶萌动，此却易见易除。却怕于近似间底事爆起来，缠绕思念，将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来亦是如此。」
问：「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顷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近见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学亦能便如此也﹖」
问：「人之手动足履，须还是都觉得，始得。看来不是处，都是心不在後错过了﹖」曰：「须是见得他合当是恁地。」
问：「『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只是熟後自然见得否也﹖」曰：「也只是随处见得那忠信笃敬是合当如此。」又问：「近见《敬斋箴》中云：『择地而蹈，折旋蚁封。』遂如行步时，要步步觉得他移动。要之无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这病痛须一一识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养时，又自着注脚，解说道这个是孝，如事长，方在那顺承时，又自着注脚，解说道这个是弟，便是两个了。」问：「只是如事父母，当劳苦有倦心之际，却须自省觉，说这个是当然﹖」曰：「是如此。」或曰：「每常处事，或思虑之发，觉得发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义理不足以胜私之心，少间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旧被私欲牵将去。及至事过，又却悔。悔时依旧是 本心发处否﹖」曰：「然。只那安不安处，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杀身如何便成仁﹖只是个安与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时方流入于私欲，只那未接物时此心已自流了。须是未接物时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间接事便不至于流。上蔡解『为人谋而不忠』云：『为人谋而忠，非特临事而谋。至于平居静虑，所思以处人者，一有不尽，则非忠矣。』此虽于本文说得来太过，然却如此。今人未到为人谋时方不忠，只平居静虑闲思念时，便自怀一个利便于己，将不好处推与人之心矣。须自于此处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
问：「觉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没，故乘间发见之时，直是昭着，不与物杂。于此而自识，则本心之体即得其真矣。上蔡谓人须自识其真心，窃恐谓此。然此恐亦随在而有。盖此心或昭着燕闲静一之时，如孟子言平旦之气；或发见于事物感动之际，如孟子言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或求文字而怡然有得，如程伊川先生所谓有读《论语》了後，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或索之讲论而恍然有悟，如夷子闻孟子极论一本之说，遂怃然为间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觉处。若素未有觉之前，但以为己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实为何物，必至觉时方始识其所以为心者。既尝识之，则恐不肯甘心以其虚灵不昧之体迷溺于卑污苟贱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开，亦自有可进步处，与夫茫然未识旨趣者，大不侔矣。故某尝窃疑觉为大学、小学相承之机，不知是否﹖」曰：「所论甚精，但觉似少浑厚之意。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气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则生矣。」
（梓材谨案：此下有《与刘平甫书》一条，移入《刘胡诸儒学案》，分作两条。）
一之问：「存养多用静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处教人做工夫。今虽说主静，然亦非弃物事以求静。既为人，自然用事君亲，交朋友，抚妻子，御童仆。不成捐弃了，只闭门静坐，事物之来，且曰：『候我存养！』又不可只茫茫随他事物中走。二者须有个思量倒断，始得。」顷之，复曰：「动时，静便在这里，动时也有静。顺理而应，则虽动亦静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事物之来，若不顺理而应，则虽块然不交于物以求静，心亦不能得静。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两莫相靠，使工夫无间断，始得。若无间断，静时固静，动时心亦不动，动亦静也。若无工夫，则动时固动，静时虽欲求静，亦不可得而静，静亦动也。动静如船之在水，潮至则动，潮退则止。有事则动，无事则静。（一云：「事来则动，事过则静。如潮头高，船也高。潮头下，船也下。」）虽然，动静无端，亦无截然为动为静之理。如人之气，吸则静，嘘则动；又问答之际，答则动也，止则静矣。凡事皆然。且如涵养、致知，亦何所始﹖但学者须是截从一处做去。程子谓『学莫先于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则敬也在先。从此推去，只管恁地。」
（梓材谨案：此下有「李伯诚」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
静中动，起念时；动中静，是物各付物。
或问：「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虚静否﹖」曰：「也是不会去看。会看底就看，自虚静。这个互相发。」
主敬存养，虽说必有事焉，然未有思虑作为，亦静而已。所谓静者，固非枯木死灰之谓；而所谓「必有事」者，亦岂求中之谓哉！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答何叔京书》。）
问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学静坐，痛抑思虑。」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闭眼而坐，却有思虑矣。」又言：「也不可全无思虑，但要无邪思尔！」问：「某寻常觉得资质昏愚，但持敬则此心虚静，觉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则里面固是昏杂，而发于事亦兀突，所以专于『敬而无失』上用功。」曰「这里未消说敬与不敬在。盖敬是第二节事，而今把来夹杂说，则鹘突了，愈难理会。且只要识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虚静也要识得这物事，不虚静也要识得这物事。如未识这物事，则所谓虚静，亦是黑底虚静，不是白底虚静。而今须是要打破那黑底虚静，换做个白底虚静，则八窗玲珑，无不融通。不然，则守定那里底虚静，终身黑淬地，莫之通晓也。」问：「每日暇时，略静坐以养心，但觉意自然纷起，要静越不静。」曰：「程子谓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乱思。才着个要静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虑！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须自有宁息时。」又曰。「要静便是先获，便是助长，便是正。」
或问：「延平先生静坐之说如何﹖」曰：「这事难说。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
问：「人之思虑，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许多头无端头面不紧要底思虑，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无他，只是觉得不当思量底，则莫要思量。便从觉下做工夫，久久纯熟，自然无此等思虑矣。譬如人坐不定者，两脚常要行；但才要行时，便自省觉，不要行，久久纯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辈有欲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一粒白豆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一粒黑豆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後来白豆多，黑豆少。到後来，遂不复有黑豆。最後，则虽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底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底思虑，何难之有。又如人喜做不要紧事，如写字作诗之属，初时念念要做，更遏禁不得。若能将圣贤言语来味，见得义理分晓，则渐渐觉得此重彼轻，久久不知不觉，自然剥落消陨去。何必横生一念，要得别寻一捷径，尽去了意见，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烦去修治他一个身心了，作此见解。譬如人做官，则当致诚去做职业。却不耐烦去做，须要寻个幸门去钻，道钻得这里透时，便可以超躐将去。今欲去意见者，皆是这个心。学者但当就意见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问真妄，尽欲除之，所以游游荡荡，虚度光阴，都无下工夫处。」因举《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只如喜怒哀乐，也皆人之所不能无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发而中节尔。所谓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与存心养性是也；所谓致和，如孟子论平旦之气与充广其仁义之心是也。今却不耐烦去做这样工夫，只管要捷径，去意见，只恐所谓去意见者，正未免为意见也。圣人教人，如一条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圣贤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彻。做得彻时，也不大惊小怪，只是私意剥落净尽，纯是天理融明尔。」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圣人做出这一件物事来，使学者闻之自然欢喜，情愿上这一条路去，四方八面撺掇他去这路上行。」又曰：「所谓致中者，非但自在中而已。才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须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虽射中红心，然在红心边侧，亦未当，须是正当红心之中，乃为中也。」辅广云：「此非常存戒谨恐惧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个戒谨恐惧，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圣门教人，只此两事。须是互相发明：约礼工夫深，则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工夫至，则约礼底工夫愈密。」
或问先生人事之烦。曰：「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方起厌心，便不得。」
或问理会应变处。曰：「今且当理会常，未要理会变。常底许多道理未能理会得尽，如何便要理会变﹖圣贤说话，许多道理，平铺在那里，且要阔着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应变。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讨常，便要讨变。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这道理方见得周。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闭户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如《中庸》『天下国家有九经』，便要理会许多物事。如武王访箕子，陈洪范，自身之貌言视听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以天时则有五纪，稽之于卜筮，验之于庶徵，无所不备。如《周礼》一部书，载周公许多经国制度，便有国家当自家做。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识。盖这道理无所不该，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之繁，岂有妙道精义在，只是也要理会。理会得熟时，道理便在面上。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 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若只守个些子，捉定在这里，把许多都做闲事，便都无事了，如此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贤教人要博约。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圣人虽是生知，然也事事理会过，无一之不讲。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会见得，便了。学时无所不学，理会时却是逐一件上理会去。凡事虽未理会得详密，亦有个大要处。纵详密处未晓得，而大要处已被自家见了。今只就一线上窥见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万事，不知如何通得！萃百物，然後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上欲窥见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须开心胸去理会。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个父子、兄弟、夫妇，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杀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这里面又杀多事，多事都合讲过。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说，如吾友于己分上已自见得，若不说与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己分上不曾见得，泛而观万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个本领，却只捉定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人心，日用要合道理，无差失，此固是好，然出应天下事，应这事得时，应那事又不得。学之大本，《中庸》、《大学》已说尽了。《大学》首说格物致知。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
（梓材谨案：此下有一条移入《南轩学案》。）
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自此逐时去了。
学者须是主一上做工夫。若无主一工夫，则所讲底义理无安着处，都不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时，才主一，便觉意思好，卓然精神。不然，便散漫消索了，没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将去。固不免有散缓时，但才觉，便收敛将来。渐渐做去，但得收敛时节多，散缓之时少，便是长进处。故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谓求放心者，非是别去求个心存着。只才觉，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鸡犬放，则知求之；心放，则不知求。」某尝谓：鸡犬犹在外面，才放了，须去外面捉将来。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别求，才觉，便在这里。鸡犬放，犹有求不得时；自家心，则无求不得之理。
（梓材谨案：此条末有「因言横渠说做工夫」至「说得来大段精切」八十六字，移入《横渠学案》。）
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如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类，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关聚，说出一个「敬」来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
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人性本明，如宝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见，去了溷水，则宝珠依旧自明。自家若知得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是这上便紧紧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围拔守，人欲自销铄去。所以程先生说敬字，只谓我自有一个明底物事在这里，把个敬字抵敌，常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夫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紧要处正在这里！
圣贤言语大约，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贯。只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笃敬」，这是一副当说话。到孟子又却说求放心，存心养性。《太学》则又有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至程先生又专一发明一个敬字。若只恁地看，似乎参错不齐，千头万绪，其实只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间，秖觉得异；实下功，则贯通之理始见。」曰：「然。只就一处下工夫，则余者皆兼摄在里。圣贤之道，如一室然，虽门户不同，自一处行来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尔！」
因叹敬字工夫之妙，圣贤之所以成始成终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缘子路问不置，故圣人复以此答之。只是个「修己以敬」，则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汉以来，诸儒皆不识这敬字，直至程子方说得亲切，学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说得如此亲切了，近世程沙随犹非之，以为圣贤无单独说敬字时，只是『敬亲』、『敬君』、『敬长』方着个敬字，全不成说话！圣人说『修己以敬』，曰『敬而无失』，曰『圣敬日跻』，何尝不单独说来﹖若说有君有亲有长时用敬，则无君无亲无长之时，将不敬乎﹖」
敬之一字，学者若能实用其力，则虽程子两言之训，犹为賸语。如其不然，则言愈多，心愈杂，而所以病夫敬者益深矣。当使截断严整之时多，胶胶扰扰之时少，方好。
敬不是万虑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尔。非专是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然後为敬。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尝谓敬字似甚字，却似个「畏」字。
周先生只说「一者，无欲也」然这话头高，卒急难凑泊。寻常人如何便得无欲﹖故伊川只说个敬字，教人只就这敬字上捱去，庶几执捉得定，有个下手处，纵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于此心上见得分明，自然有得尔。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装点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遂觉累坠不快活。不若眼下于求放心处有功，则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见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间尔，何难而不为！
敬即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问：「下学与上达，固相对，是两事，然下学却当大段多着工夫﹖」曰：「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来，也要知个贯通处。不去理会下学，只理会上达，即都无事可做，恐孤单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无玩索。』既是自然，便却无可理会了。譬如耕田，须是种下种子，便去耘耡灌溉，然後到那熟处。而今只想像那熟处，却不曾下得种子，如何会熟﹖」
问：「为学道理，日用间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缜密者，盖缘天理流行，日用之间，千头万绪，无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便于天理凑得着﹖」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须是密。然亦须就那疏处敛向密，又就那密处展放开。若只拘要那缜密处，又却局促了。」问：「放开样子如何﹖」曰：「亦只是见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将去。」或云：「无时不戒谨恐惧，则天理无时而不流行；有时而不戒谨恐惧，则天理有时而不流行。此语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须将戒谨恐惧说得太重。不是恁地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见他说此四个字重，便作临事惊恐看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认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不成便恁地惊恐。学问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谨恐惧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与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贤人所以异于圣人，众人所以异于贤人，亦只争这些子境界，存与不存而已。尝谓人无有极则处。便是尧、舜、周、孔，不成说我是从容中道，不要去戒谨恐惧。那工夫亦自未尝得息。」
持养之久，则气渐和；气和则温裕婉顺，望之者意消忿解，而无招咈取怒之患矣。体察之久，则理渐明；理明则讽导详款，听之者心喻虑移，而无起争见却之患矣。更须参观物理，深察人情，体之以身，揆之以时，则无偏蔽之失也。持养、察识之功，要当并进。更当于事事物物，试验学力。若有窒碍龃龉，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锄去之。
问：「『持其志，无暴其气。』古人在车闻鸾和，行则有佩玉。凡此，皆所以无暴其气。今人既无此，不知何如而为无暴﹖」曰：「此人多动作，多笑语，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气。今学者须事事节约，莫教过当。此便是养气之道也。」
问夜气、平旦之气。曰：「这一段，其所以主却在心。熹尝谓只有程先生『夜气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诸家解，惟此说为当。」
洲《师说》曰：「平旦之气，即是良心，不是良心发见于此气也。」又曰：「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体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气，似落于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为知命。犹之太虚何处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则生机散漫，无所收拾。佛氏以虚无为体，正坐不知命。」
（梓材谨案：此下有「洪庆将归」一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
学者须是培养。今不做培养工夫，如何穷得理。程子言：「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匪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胶扰驳杂，如何穷得理一﹖如他人不读书，是不肯去穷理，又无持敬工夫。从陆子静学如杨敬仲辈，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穷理，须穷得分明。然他不肯读书，只任一己私见，有似个稊稗。今若不做培养工夫，便是五谷不熟，又不如稊稗也。
人也有静坐无思念底时节，也有思量道理底时节。岂可画为两途，说静坐时与读书时工夫迥然不同。当静坐涵养时，正要体察思绎道理，只此便是涵养。不是说唤醒提撕，将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时，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笃敬，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只是见这忠信笃敬在眼前，自然邪念无自而入。非是要存这忠信笃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静坐、读书时，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烛理不明，虽强把捉，岂得为敬。
日用之间，随时随处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随事观理，讲求思索，沈潜反复，庶于圣贤之教渐有默相契处，则自然见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谓学者，舍是无有别用力处。
学固不在乎读书，然不读书则义理无由明。要之，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缺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件事，便缺了这一件道理。要他底，须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说，要人敬。但敬，便是关聚底道理。
尝爱古人说得「学有缉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为学者，要令其光明处转光明，所以下「缉熙」字。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且如人心何尝不光明，见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尝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种人，自谓光明，而事事物物原不曾照见，似此光明，亦不济得事。
《大学》是圣门最初用功处，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处。然格物是梦觉关，格得来是觉，格不得只是梦。诚意是善恶关，诚得来是善，诚不得只是恶。过得此二关，上面工夫却一节易如一节了。到得平天下处，尚有些工夫，只为天下阔，须着如此点检。
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因叹「骤进」二字最下得好，须是如此。若进得些子，或进或退，若存若亡，不济事。如用兵相杀，争得些儿，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济事。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为学之要，亦是如此。
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後，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
学者要看义理，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责效，才责效便有忧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结聚一饼子不散。今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只专心去玩味义理，便会心精，心精便会熟。
读书须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须是聪明。」曰：「虽是聪明，亦须是静，方运得精神。昔见延平说：『罗先生解《春秋》也浅，不似胡文定。後来随人入广，在罗浮山住三两年，去那里心静，须看得较透。』某初疑《春秋》干心静甚事，後来方晓。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看书与日用工夫，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文阔，主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着工夫也。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後方观书，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则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得见古人意思﹖须是虚此心，将古人言语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迫，又要进前寻来，却不是「以意逆志」，却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终无进益。
读书理会道理，只是将勤苦捱将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犹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後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尔。将诸家说相比并，以求其是，便是有合辩处。
经之有解，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解。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今意思只滞在此，则何时得脱然会通也﹖且所贵乎简者，非谓欲语言之少也，乃在中与不中尔。若句句亲切，虽多何害；若不亲切，愈少愈不达矣。某尝说，读书须细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见注解，但见有正经几个字在，方好。
大抵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是觉得有下落处。此说向见李先生曾说来，今日方真实验得如此，非虚语也。
问：「力行何如说是浅近语﹖」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问：「何以为浅近﹖」曰：「他只见圣贤所为，心下爱，硬依他行，这是私意，不是当行。若见得道理时，皆是当恁地行。」
（梓材谨案：此下有「廖晋卿」一条，移入《沧洲诸儒学案》。又「方伯谟」一条，移为《附录》。）
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谓「不能使船，嫌江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工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人谓齐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胜。又如韩信特地送许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胜。学者若有丝毫气在，必须尽力。除非无了此气，这口不会说话，方可休也。
古人所以从事于学者，其果何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则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间也，则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国有一国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性之所有也。弗胜其事，则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则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顺乎天也。然则舍讲学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食息，至纤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贯，则天性之陷溺也。然则讲学其可不汲汲乎！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也。虽然，事有其理，而着于吾心。心也者，万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统纪。学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当然者，凡吾于万事，皆见其若是也，而後为当其可。学者，求乎此而已。尝窃怪今世之学者异乎是。鼓箧入学，抑亦思吾所谓学者，果何事乎﹖圣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学，群聚而教养者，又果何为乎﹖嗟乎，此独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则必竦然动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际，视听言动之间，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门矣！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
讲究义理，须要看得如饥食渴饮，只是平常事。若谈高说妙，便是悬空揣度，去道远矣。近日学者论仁，多只是要见得仁字意思，纵使逼真，亦终非实得。看《论语》中圣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迩，循序积习，自有所至。存养、省察，固当并进。存养是本，工夫固不越于敬，敬固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难。
讲学不可以不精也。毫厘之差，则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故夫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而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冯虚之忧；二者皆其弊也。考圣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尔。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弟忠信之所发，形于事而後行乎﹖自息养瞬存，以至于三千三百之间，皆合内外之实也。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梓材谨案：此条录自《文集》。）
作事若顾利害，其终未有不陷于害也。古人临事，所以要回互时，是一般国家大事，系生死存亡之际，有不可直情径行处，便要权其轻重而行之。今则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尺直寻，而利亦可为与﹖是甚意思！
问：「学者 讲明义理之外，亦须理会时政。凡事要一一讲明，使先有一定之说，庶他日临事，不至面墙﹖」曰：「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若要一一理会，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今世才人文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
人最不可晓。有人奉身俭啬之 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底，却只爱官职。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缘私欲不能克，临事只见这个重，都不见别个了。或曰：「似此等人，分数胜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说。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论。他只爱官职，便弑父与君也敢。」
古人尊贵，奉之者愈备，则其养德也愈善。後之奉养备者，贼之而已矣。
为血气所使者，只是客气。惟于性理说话涵泳，自然临事有别。
处事须是慈祥和厚为本。如勇决刚果，固不可无，然用之有处所。事至于过当，便是伪。
学常要亲细务，莫令粗心。问避嫌是否，曰：「合避，岂可不避。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岂可不避﹖如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皆是合避处。事有不当耐者，岂可常学耐事。学耐事，其弊至于苟贱不廉。学者须要有廉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间病痛都没了，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耻有当忍者，有不当忍者。人须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哉！」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错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举吕舍人诗去：「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论语》必须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际，限界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则立脚不定，安能有进。又云：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定，则是入门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只缘不见这个道理。若真见这个道理，何富贵之足羡而贫贱之足忧邪！
学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沟壑为念，则道理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义犯分，役心役志，营营以求之邪﹖某观今人，固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义理之所必当为，与义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无所入于其心，而其学又足以应事物之变，是以气勇谋明，无所慑惮。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以上洲原本。）
宗羲案：「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此伊川正鹄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议论虽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较明道之言，故欲扬之，恐人滞；考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荡。其用心则一也。然考亭之悟，毕竟在晚年。阳明子为《朱子晚年定论》，虽或有出于早年者，其大意则灼然不失也。一辈学人，胸无黑白，不能贯通朱子意，但惊怖其河汉，执朱子未定之论，不敢信孔、孟，并不敢信朱氏，是岂朱子之所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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