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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百九十四 元佑二年（丁卯，1087）
起哲宗元佑二年正月尽其月
春，正月甲寅朔。乙卯，诏以雪寒权停在京工役三日。（御集正月二日。）
辛酉，户部言：「中都吏禄岁计缗钱三十二万，法当以坊场税钱及免行、市易司市利、僧道度牒等钱充。会元丰七年所入才二十三万，兼以系省钱乃给，今议罢市易，则市利钱随废，将见阙乏。因究诸司有以应给吏禄钱别费者，适与所阙数相当，度支以闻。」诏以坊场税钱尽充吏禄，毋得他用。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朝廷德惠及生民者多矣，臣下聚敛之态亦已悛革，惟坊场一事根株牢固，条约交紊，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实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直，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争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亦平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箠，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县无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十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一】。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爱，亦宜为之动心也。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於元丰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与展限二年送纳。去岁大飨，亦有权住催理指挥，委监司保明闻奏，当议等第蠲放。德泽之流，非不广厚，然而此弊终未尽去者，一则为有司违慢旨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则为物轻币重【二】，钱货乏绝，或灾伤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费尚且不完，至於官钱，何有以纳？盖缘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业荡尽，子孙沦散，虚载簿书，枉费刑挞，岁月已久，重不聊生，憔悴之余，必无可得。臣愚欲望陛下推广先志，霈发异恩，无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力分数蠲免。如此，则大法简易，不为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又言：「承买场务之家，抵产物业元价高大，为近年物轻币重，田宅既减价，今虽拘收在官，出卖之际，必不依得元估，官司仍於欠人身上理纳余钱，极为骚扰。谓如抵产一处，元估一千贯，今只直七百贯，即更令纳三百贯之类。伏乞特降指挥，应系因坊场没官抵产，并许依元估价直充折，庶宽民力。第一、第二界价虚而高，第三、第四界价实而低，今第一、第二界虽欠钱三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增剩，况无可得，宜特蠲放。若须候监司保明奏到，方议蠲免，深恐诸路迁延期限，或所见不一，及吏缘为奸，别生事节，致使朝廷实惠未能均徧。莫若只以界分远近各与蠲减，所贵德泽早及细民。」（此疏不知何时，附正月八日以坊场钱给吏禄後，其从违当考。）
先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於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正月八日辛酉。）尧俞、岩叟又各上疏论之。岩叟言：「近臣以学士苏轼譔试馆职策题不当评议祖宗，因言者论之，初令放罪，後复收还，典刑不明，损国大体，乞赐辨正，累上封奏，至今未蒙施行。臣窃以天下之事虽纷然万端，而可以执一御者，惟理而已。陛下天资高明，知为国之道，其要在此。自听政以来，未尝以爱憎喜怒迁是非之至理，故人心有恃而天下以安。臣蒙被奨拔，付之言责，何敢不体陛下此意以图报。愿陛下不惑於虚名，不牵於偏说，而平心以察之。是非之理，明若日星，伏望圣慈早赐睿断。或尚有疑，则乞降臣前後章疏，集百官於朝堂定议。如以评议祖宗为当然，弹奏苏轼为非是，正臣之罪，臣所不辞。终不可混乱是非，使天下有所惑也。陛下省纳，幸甚！」
壬戌，右正言王觌言：（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九日。）「臣窃闻近者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策题轻议仁祖、神宗，以为不可师法者，初有圣旨，学士放罪，及指挥到尚书省，收还不下，光庭继有章疏论列未已，臣虽未尝预其事，今既是非曲直久而不决，臣安敢默默，请为陛下一论之。夫学士初有放罪指挥，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有罪也；既而指挥不下，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无罪也。以学士为本有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是者矣；以学士为本无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非者矣。有以为是，有以为非，则大臣之论既不同矣。臣又闻言事官章疏，亦或以光庭之言为然者，亦或以光庭之言为不然者。或以为然，或以为不然，则言事官之论又不同矣。夫大臣与言事官之论皆不同，则陛下将孰从耶？臣愿陛下姑置众说，取学士所譔策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彼同异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异同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则两岐遂分，朋党之论起矣。夫学士命辞有罪无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必以朋党名之，然後君子可以尽去，而小人可以尽得志焉。今朝廷清明，贤能萃众，不可因小事以生大患，此陛下所当慎也。臣故不敢默默，而先事以献说，惟圣慈裁择。」
贴黄：「臣窃闻朱光庭之论策题，言者既以谓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颐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故今外议藉藉，以谓势不两全。臣窃谓二人者皆不避嫌疑而已，陛下若置而不问，惟详察策题之是非，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即党名不起矣。若因其嫌疑之迹，而遂成其朋党之名，此非朝廷美事也。兼执政大臣可否二人之言者尚未必同，伏望陛下因执政奏陈之际，而断自圣意，此臣区区之愿也。」
甲子，右正言王觌又言：「臣前日曾有封事，言苏轼所譔策题是非曲直久而不决，大臣之论既不同，言事官之论又不同，陛下将孰从耶？望陛下姑置众说，取策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臣今窃恐陛下终以众说之不同，未即与夺。缘臣初不预其事，士大夫与臣言者无所嫌疑，获闻公论最详，兼轼所譔策题，臣观之亦熟矣，今更为陛下终其说。臣谓原轼之意，则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轼之策题曰：『欲法仁祖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励精，则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於刻。』又引孝文、孝宣，以谓『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患，督责过甚之失，何营可以及此也？』用此以观轼之本意，则诚出於设疑以发问而已，然孝文、孝宣之治岂无弊者耶？轼举之既已过当，而又忧我之有弊而慕彼之无弊，则疑若仁祖、神考之政不逮於孝文、孝宣矣，则轼之措辞，岂非失轻重之体哉？臣故曰：『原轼之意，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臣前疏所谓『取策题而详察之，则是非可以立见』者【三】，盖如此，惟圣慈裁酌施行。」
乙丑，朝散郎杜天经权发遣开封府推官。从知开封府钱勰辟也。
诏辅臣分诣诸寺观谢雨雪。
右谏议大夫鲜于侁言：「熙宁中，以戎、泸夷汉主客户通为义勇、保甲，岁以农隙教习武艺，令提点刑狱按阅赏劝。厥後夷人不免作过，而税地遂或废耕垦，请罢之。」会知郑州岑象求亦以为言，诏本路转运、钤辖司详度以闻。
诏于阗国黑罕王贡方物，回赐外，余不以有无进奉，悉加赐钱三十万。
故夏国主秉常以遗进物遣使来贡，诏其子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节度使、西平王例。上与太皇太后降诏赐物，悉视庆历八年银绢各三万、钱三万贯之数。以起居郎、权枢密都承旨公事刘奉世假直集贤院，借三品服，为册礼使，崇仪副使、带御器械崔象先副之【四】。册曰：「皇帝若曰：於戏！尧建万邦，黎民时雍；周立五等，重译来贡。此帝王之所同，而国家之成法也。咨尔乾顺：惟我列圣，顾乃西陲，锡壤建邦，卫於王室，保姓受氏，同于宗盟，爵命襃嘉，恩礼甚渥。今尔承其胄绪，绍兹藩屏，而能事上钦肃，饬躬靖虔，申遣使人，来陈方物，达於朕听，实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显宠名，锡尔以茅土之封，加尔以服乘之数，诞颁丕册，以绥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贤院、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奉世，崇仪副使、上骑都尉、安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崔象先，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夫笃於好德，乃克显光；忠於戴君，永膺福祉【五】。往祗明命，无忝予一人之猷训。」
诏罢诸路将下管设，自今诸将岁赐公使钱五十万，东南路军三十万。每公使十万造酒毋过十石，岁终有余，以缮军器。
右司郎中范纯礼奏：「瀛州防御推官钱世雄等进状理雪受苏轼讥讽文字案後罚铜事，元案内连坐官黄庭坚、周邠、颜复、盛侨、王汾、钱世雄、吴绾、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陈珪、王巩受苏轼谤讪诗不缴，罚铜二十斤；王诜隐讳上书诈不实，徒二年，追两官，合牵复。昨有旨，王诜诉雪文字不得收接，未敢看详。」三省进呈：王诜以尝追官，难从矜恕；黄庭坚等并特与除落。
是日，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譔试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非是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诸人面谕，更不须弹奏。」丙寅，三人赴都堂，右仆射吕公着、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谕旨。三人者谓公着等皆知轼为有过，然特欲以上意两平之耳，皆不敢奉诏。丁卯，三人者又各上疏，岩叟言：「伏睹圣意周旋委曲，优容臣下，惟恐有伤，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也。臣当何以报，惟知不敢爱身，为陛下守官耳。苟避犯颜逆鳞之诛，而阿意顺旨，不尽其心，以事陛下，则臣所不忍。臣按：苏轼如圣谕非是讥讽祖宗，然只以祖宗置于议论之间，便是有伤大体，安得以为无罪？今陛下既不欲罪轼，又不欲罪臣等，而拟两罢其事。在慈仁兼爱之心，则可谓至矣，於朝廷欲以立纪纲，正典刑，则未为得也。後日他事若更烦陛下和解，则恐纪纲由此隳，典刑由此废，启侥幸之门，开陵迟之端，自臣等始，负陛下罪不可容也。陛下听政以来，未尝有一事少差，此事更愿圣慈曲加思虑，必有所得者，臣愚不胜拳拳忠告之至。」贴黄：「臣愚闻有与轼为地，曲为之辞，以释其说，上欺天听者，愿陛下察其出於私意，不以为惑，则事遂矣。」
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於经义【六】、论、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庄子出题。及举经明行修，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东西、福建、河东、两浙、成都府路【七】各四人，荆湖南路、广南东西【八】、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路、夔州、利州各一人，委知县当职官司同保任申监司，监司再加考察以闻，仍充本州解额，无其人则阙之。」（吕大防作吕公着神道碑云：「自熙宁四年，始改科举，罢词赋等，用王安石经义以取士，又以释氏之说解圣人之经。学者既不博观羣书，无修词属文之意，或窃诵他人已成之书写之以干进。由此科举益轻，而文词之官渐艰其选。先帝以答高丽书不称旨，故当时以为言，议者欲以诗赋代经义，公着乃于经义之外益以诗赋，而先经义，以尽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庄之书出题，而学者不得以申、韩、佛书为说，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学，不得专用王氏。」）
复置太官令一员，从光禄卿赵令铄言也。
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
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义，身非己有，词穷理尽，不敢求去，是以区区复一自言。
臣所譔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後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有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间又言六圣相受，为治不同，同归於仁，其所谓媮与刻者，专谓今日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
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於窃鈇而知心目之可乱，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则是过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远矣。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耳目所闻见，明智特达，洞照情伪，未有如陛下者。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欲碎首糜躯，效忠义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避形迹，观望雷同，以求苟免，岂朝廷之福哉？
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心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譔策问，似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问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睹二圣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後，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而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譔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且非独此策问而已，今者不避烦凟，尽陈本末。臣前岁自登州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条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於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於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迩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於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技。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宽剩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晚耳。」光闻臣言，以为不然。
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宽剩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略计天下宽剩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於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於河东、河北、陕西三路，数年之後，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犹以为不可。
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谏官，上疏具论，乞将见在宽剩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当此之时，台谏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
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以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事屡争之，以谓先帝於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缕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平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余，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
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曰：「汉、唐以来，多少策题，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若当时百官有司皆不举其职，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为，乃是全然荒怠，致得百官有司如此。果如此，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至今耆老言之，犹往往流涕？仁宗何负，却言不如汉文？」
尧俞既读劄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出於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譬如误入禁门，於法罪亦不可轻。何则？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今若不以此事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舆，而云本出於误，亦可恕否？陛下虽欲恕之，七庙威灵在上，岂得容恕！昨执政於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既知不是，岂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又岂有朝廷明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朝廷事则不可如此。臣等为朝廷持风宪，若凡所论奏常指挥令休，要将安用耶？是臣等坏却风宪，更有何面目居职。真宗朝，知制诰张秉譔一叙用官制辞云：『顷因微累，谪於荒遐』，真宗览之曰：『如此，则是先帝失政。』遂罢其职。今所论苏轼，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被书在史册，後世视朝廷如何哉？传入四夷，必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辽使发问，不知如何为答。」乃曰：「言事官有党。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皆对曰：「有一人论之，且观朝廷行不行。中间或有差失，方当继言。昨朱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指挥，则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须言。後见反汗，又是非颠倒，臣等方各论奏。」岩叟因於袖中取轼所譔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劄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於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事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合看事如何，若心疑於有党，则必失事之实，既失事之实，即是非难辨。自古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君子无过，别无可以奈何，惟是指为朋党，人主遂疑，人主既疑，因而可挤矣。陛下不可不察也。此事是苏轼轻易不思，语伤大体，以致议论。若不正其罪，则此失却在陛下，陛下何苦力主此人，反自取後世讥诮？台官之职，只在触邪指佞，岂当却为人解纷？此意可察。」帘中曰：「策题是里面点去。」对曰：「闻是进入三首策题，其两首是邓温伯譔，最後一首是苏轼譔。陛下已爱其虚名，故点轼所譔者，必然不曾反覆详览。则虽是点中，於陛下何伤？今既分别得事理明白，陛下已知其虚名，不欲加罪，是惑也。陛下今不欲人言轼之短，假令司马光在，政事或失，不知合论与不合论。臣等所职是言责，所论只据是非，更不敢问其人。问着人，则须生私意。」曰：「今日改先帝事，何故不得问？」对曰：「修改政事，典形於文字不同，兼今日所改政事，皆是复祖宗旧法。况陛下下诏求民间疾苦者力改之，乃所以承祖宗之美，不知策题须得论耶，不须得论耶？陛下如此主张，臣等却如此力言，违忤陛下，以就罪责，不知臣等是何意，陛下可体察。况臣等与轼皆熟，素无怨雠，只知忠於陛下，要正朝廷事，使天下後世不能指议陛下，故都无所避。陛下只当责臣等不言事，不可戒约臣等令不言，恐天下窥陛下此意，阴相顾望，不肯尽忠於朝廷，更非朝廷之福。前日召臣等去都堂，外庭不知，皆言是奉圣旨召台谏官戒励，甚骇听闻。臣等被摧抑则不足道，却是损朝廷风宪，且愿陛下爱惜朝廷事体。陛下於苏轼所惜者小，则於言路所损者大不可不思风宪之地，非臣之私，乃陛下家事。陛下不崇奨，则臣等一匹夫耳。」帘中峻语曰：「待降责苏轼！」尧俞、岩叟皆曰：「此在陛下。假令暂责，随即召之，亦是行遣。」乃曰：「正待相度。」尧俞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乃所以为平。今待轼如此，轼骄，将何以使之？」曰：「便总由台谏官。」岩叟曰：「若台谏所言，陛下能尽听纳，自足以成陛下之美，台谏何预焉？」又曰：「但言不妨，行与不行须由宸衷。」岩叟曰：「如此，则是顺朝廷意者乃得行，恐非朝廷之福。尚书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於汝志，必求诸非道。』愿陛下常如此加察，恐逊顺陛下之言有非道之事。」岩叟又曰：「小人之欲破坏言路者多，陛下欲求言路则难，欲沮之则易。一沮之，则人将以言为戒，恐陛下不得尽知外事，愿加深察。」尧俞曰：「臣尽至诚告陛下，陛下不察，亦无可奈何，愿为国家更深思远虑。」遂下至台，尧俞与岩叟议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譔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候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劄子付三省。（二十二日进呈。王岩叟朝论叙十八日入对时事【九】，其初甚略，二十七日供职後，别叙初对时语言，方更详悉，但文字互换，颇有不同，其实不异也。今参考删修，只作一段，庶易於观览。盖二十三日既降各供职指挥，二十五日三人俱待班次，二十七日仍俱入谢，未必登对，亦无缘更重说许多也。）
司封员外郎盛侨为国子司业。国子司业旧止一员，於是更增其一，侨与黄隐并为之。（苏轼草词云：「先帝肇新辟雍，以养多士，於兹历年，学者云集，师儒之任，此亦重焉。是以增命乐正之官，以主司成之教。」）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近曾弹奏国子司业黄隐问学寡陋，操尚邪詖，行不知义，事不徇公，教化之地，非所宜处，伏请罢隐职任，未蒙施行。（陶前章附十月末。）臣谨按：隐叨冒学职，无以训导诸生，私枉之迹，众所不伏，嘲诮姗笑，諠闻庠序。近日考校私试文字，不与祭酒、博士公共去留，辄敢专纵，擢其婿张汝明为第二。陞降高下多出其意，皆此类也。恭惟至治之世，为官择人，循名究实，咸欲宜称，虽一司、一局米盐簿书之责，不敢虚授，苟有旷废，必论其罪。而师表之官，风化渊源，乃以素履回险之人窃位久处，则士林何所法？臣属何所劝？伏乞检会臣前章及今所奏，早赐降出，以允公论。」又言：「隐平日阿私无状，固宜罢黜，况今盛侨已除司业，则隐不可尚处冗员，玷累教育之寄。伏请早赐施行。」久之，乃左迁隐为鸿胪少卿。（政目八月十五隐改鸿胪少卿，实录无之。曾肇集有制词云：「烦言屡至，士不诚服。」朱无惑萍州可谈云：「黄降与时宰韩绦同名，乃托故改名隐，清论贬之。」按：黄降以元丰五年正月除监察，八年五月迁殿中，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司业，皆非韩绦当国时。又「绦」与「降」音同而字别，恐无惑云云未可信。又八月十五，丁骘云云当并考。登科记：黄降，开封人，治平四年第四人及第。）
朝奉大夫章楶为吏部郎中。御史孙升言：「楶自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有此除授。按：楶昨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内臣甘承立在本路肆为贪暴不法，残虐人命几千人。臣近闻公安县僧清愿者，经荆南陈状，於打造上供生活所收拾承立虐死无主工匠骸骨数百副，作大冢以葬之。道路闻者莫不痛愤。岂有仁圣在上，而承立小臣乃敢残虐人命至於如此！良有章楶在本路迎逢承立，以希进用，随意上下，无所不至。所部官稍违承立意，楶则随以他事劾之，故承立肆意虐人，无所忌惮，皆楶所致。臣窃以章楶职按一路刑狱冤滥，身寄朝廷外台耳目，坐视承立残虐平人性命，以为容纵，成就其恶，格不上闻，按楶之罪，重於承立。今承立虽流岭表，未足以偿冤命万分之一，而章楶置而不问，复被迁擢进用，何以惩小人之恶，为後来之戒？伏望圣慈详察，特降指挥罢黜，以慰存没之冤。」楶寻知越州。（四月二十二日知越州，盖除吏中未知改命。）
朝散郎黄景为职方员外郎。初，文彦博荐楚建中、李之纯、唐义问、范育、杜纯及景凡六人。景时知怀州，纯等皆擢用，彦博复以景为言，故有是命。（此据彦博奏劄增入。）
校书郎黄庭坚为着作佐郎。
权知陕州陈侗为直秘阁、知梓州，侗辞之。（六月末，吕陶云云可考。）
诏看详诉理所：「应元佑元年明堂赦恩以前内外官司所断公事，情可矜恕者，并听於元限内进状诉理，依前诏看详。」（政目云，诏诉理所展至元佑明堂赦已前。）
诏：「助役钱只许支充补助役人费用，岁终具剩数奏。」（政目十八日事，新、旧录并无，当考详增入。）
壬申，诏：「明堂赦书条目甚多，皆所以宽恤下民。深虑吏奉诏不虔，其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司分按所部，纠不如令者。即监司违慢，令互察以闻。」（旧录有此，新录乃不书。）
甲戌，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殿中侍御史孙升奏：（编类章疏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闻古人有言曰：「武王谔谔而昌，桀、纣默默而亡。」夫以一士之謇谔，岂足以致成周之昌？一人之循默，安能速夏、商之亡？积累然也。何故？以謇谔之言达，则壅蔽之患除。壅蔽之患除，则忠言日闻，忠言日闻，则变止於未然，祸消於未兆。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则其昌也，不亦宜乎？循默之风长，则壅蔽之患成。壅蔽之患成，则忠言不闻。忠言不闻，则变生於不测，祸至於已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已倾。」则其亡也，不亦宜乎？壅蔽之伤国，其患如此，是以秦之盛强，金城千里，子孙万世帝王之业，而赵高咫尺，以鹿为马，则四海九州之远，以乱为治，以安为危，以白为黑，以贤为愚，固无足怪。是以民穷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壅蔽之极，而秦之所以亡也。
夫世之治乱，系乎君子小人消长内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众，君子常患乎在外，而小人常患乎在内，是以自古及今，治世少而乱世多也。然则朝廷之有君子，可不贵哉！
恭惟二圣临御以来，首开言路，登用正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材，俱收并用，无有弃遗。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进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长而邪慝日消，在朝廷济济有成周之风，此首开言路之效也。臣愚不肖，遭遇明时，获在言职，尝蒙赐对，奉承德音，使尽言无间，虽有过差，圣慈为之主张。臣佩服训辞，以谓自古圣帝明王欲治求言之意，不过如此。
伏惟皇帝陛下恭默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帘听庶政。一日万机之繁，四海九州之远，深居房闼，所以共事者，当国元老、执政大臣尔。令此数人者皆至公无私，处事无一不当於理，犹当广达耳目，杜渐防微，况未能皆至公而无私，处事无一不当於理，而陛下乃於耳目之臣议论之际，置党附之疑，开小人之隙。疑间一开，谗巧必作，则君子不可胜诛，而言者不安其职矣。言者不安其职，则朋党比周之说胜，卖直掠美之言入，则虽圣听不能无惑。圣听惑，则其蔽必至於厌言。厌言则循默之风作，壅蔽之患生，忠言不复闻矣。臣窃恐非朝廷之福也。
臣不胜大惧，愿陛下深思往古之明戒，无替前日之训辞，除党附之疑心，待端良之君子，无使循默之风作，壅蔽之患生，则天下幸甚。伏望圣慈少留听焉。臣不胜惓惓披沥肝胆，激切待罪之至。
贴黄：「御史中丞傅尧俞历事四朝，白首一节，端方重厚，中外共知，必不党谏官，以负陛下，自污平生操履也。侍御史王岩叟刚劲不回，超擢进用，皆出圣知，必不党谏官，以负陛下，自取弃绝也。」
乙亥，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监察御史。从御史府举也。
国子监丞张缋为正字。
宣德郎陈烈落致仕，充福州州学教授。本路监司言烈虽老犹少，请加任使，故有是诏。
广南东路经略安抚、都钤辖司言：「西染院使、本路钤辖杨从先躬率召募兵，获贼首岑探并其徒。」诏：「亲获岑探人与西头供奉官，仍赐钱二百万，令经略安抚司以名闻；余官吏等捕贼功赏，速具来上，当视轻重推恩。其新州、南恩州、新会县民元因焚香祈福，入山避贼被杀及中毒死者，其元佑元年未输租税及凡逋负悉除之，仍以常平钱米赈其家。余因捕盗践蹂田宅，与追呼妨废生业者，亦除其半，皆赈给之。凡诏旨有未尽事，令比类施行讫以闻。」（蒋之奇传云云，已见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刑部言，请以南京，郓、兖、曹、徐、齐、濮、济、单、沂、滑、澶、博、沧、亳、寿、濠、泗、宿、南剑、汀、建州，淮阳、广济、邵武军，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邢州钜鹿、平乡县，洺州鸡泽、平恩、肥乡县为重法地方。从之。
是日乙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劄子，执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
丙子，诏：「苏轼所譔策题，本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缘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於检会。劄子与学士院共知，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着之议也。
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深虑烦凟圣聪，恐致陛下别有行遣。臣以受恩深厚，虽非职事，而不避僭易之罪，辄敢奏陈。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伏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谏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言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以陛下圣明，思之必熟，而臣敢妄有所陈，亦愚诚有所虑，不能自止。」
是日丙子，殿中侍御史孙升奏：（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窃观尧、舜极治之时，忠厚之至，则曰「宥过无大」，而孟子以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不幸而有所过，小人则无所往而不为恶。过虽大，无害为君子；恶虽小，终归於小人。过改而不吝，则成有德；恶积而不掩，则为大奸。过可宥而恶不可容也。
伏见翰林学士苏轼昨譔试馆职策题，而其词以谓「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於媮」，虽患在百官有司，而下文称「孝文宽厚长者，至於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有怠堕不举之病」，则是仁祖之政有病矣。其词以谓「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於刻」，虽患在监司守令，而下文称「孝宣综核名实，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则是神考之政有失矣。且方欲师法祖宗，而盛称孝文、孝宣之政无病与失，盖言彼之无病，则此必有病，称彼之无失，则此必有失，则轼之命词岂得谓之无过矣乎？
轼尝应方正直言科，文词俊敏，下笔如流，不避嫌疑，遂涉痕迹。若谓轼有意於讥讽，则轼非丧心病狂，何至於此哉？臣窃谓苏轼以命词之失而自当之，是乃君子改过不吝，则师法成汤之德矣。陛下以苏轼命词之过，而降放罪指挥，则是忠厚之至，而宥过无大，躬行尧、舜之仁矣。君臣之德，岂不美哉！朝廷之体，岂不正哉！臣比闻苏轼居家不出，恳求去位，至於四五。又自辩饰其非，而不自以为过，则乖改过不吝之德矣。陛下慈仁爱敬，追还放罪指挥，以明轼之无过，苟以含容於一时则可矣，安能逃天下异时之公议乎？臣愚深为朝廷惜之。
臣愚不肖，待罪言职，为陛下耳目之臣，居朝廷纪纲之地。方是非纷起之时，独无一言者，非为循默苟容之计也。臣以为文词之过，君子所有，不必深辩，而是非之理明如黑白。陛下至明至圣，洞照物情，而当国元老、执政大臣，皆天下以为公忠正直之人，必无彼我爱憎之论，以惑圣听。而苏轼以俊敏之过，受言词之失，亦何害为君子，则臣复何言哉。今则不然。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因奏论放罪指挥，而陛下疑以为党附谏官，而以苏轼为无过。尧俞、岩叟居家待罪，而元老、大臣曾无骨鲠之论，以别是非，而止降劄子令尧俞、岩叟供职。二人去就，实系国体，苟放罪指挥留而未下，则二人者何颜以出？而朝廷之体何从而正？臣於此时，岂可默默坐观，以负陛下耳目纪纲之寄乎？伏望圣慈详汉文、汉宣彼此轻重之词，察尧、舜、成汤宥过改过之德，早出先降放罪指挥，以全君臣之美，以正朝廷之体，则天下幸甚！（升虽有此奏，尧俞、岩叟既承诏即出就职，至二十七日乃入谢，今附此，不别书。）
丁丑，朝散大夫、知徐州杨绘复天章阁待制。绘自翰林学士坐罪责降，至是以赦叙也。
兵部郎中杜常为光禄少卿。太常丞贾易为兵部员外郎。
诏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着为景灵宫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礼仪使，入内内侍省都知张茂则都大管勾。
龙图阁直学士、正议大夫张诜卒。
戊寅，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孙永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立班佩鱼视资政殿大学士韩维例。後三日，永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諡康简。（永卒以二十八日，今附见。旧录孙永传云：「时司马光变更免役等法，永预有力。先是，谢景初为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坐与娼淫免官。元佑置诉理所，而永以景初之罪出於诬构，为雪其事，迁吏部尚书。元丰铨法，以荐者多寡为差。至是，永请改不以荐者多寡，而以到选先後为次，士论不平。」新录辨曰：「按：永魳历中外，其为吏部尚书，盖以次选，非因雪正景初罪也。铨法以荐者多寡则长奔竞之风，故永请改法。」今删去「时司马光」以下至「士论不平。」）
刑部尚书苏颂为吏部尚书。
己卯，左谏议大夫兼权给事中鲜于侁言：「蔡河拨发催纲司督京西、淮南粮运，以供畿内，半岁不能周一运。请令催纲司统按县道立赏罚之法，使人自为功。」从之。
工部侍郎王克臣提举万寿观，克臣请老故也。
宣德郎杨国宝为太常博士。（刘挚云云。）
辛巳，诏中书舍人苏辙、刘攽编次神宗皇帝御制。
殿中侍御史孙升言：（升言不得其时，斟酌附此。元年九月十八日指挥，并近有建议乡村出役钱者，二事当考。）
臣昨奉元佑元年二月六日朝旨，司马光劄子奏论免役为害於天下有五，言词激切，圣意感悟，即时施行，应天下免役悉罢，并依熙宁元年以前差役条贯施行。令下之日，四方之人莫不鼓舞，而又放逐吕惠卿於闽，告之以首建青苗，次行助役。是则免役为害於天下，陛下知之详矣，诏令宣之信矣，因民之倦而变更之，岂得已乎？臣尝奏陈，以谓陛下此因耆德正论，复行祖宗百年差役旧法，慰安元元，苏息疲瘵，中外欢欣，幽明庆快。臣又言：今民力困极，非十五年前之比，要在委曲随宜，斟酌施行，则人无异论。
臣窃以祖宗百有余年德泽深厚，浃于民心者，无他，知为国富藏于民之术而已。民非财不可以生，国非财不足以富，而钱为圆法，流通货财於上下，且非地之所生，非民之可为也。货殖百物产於山泽田野，售之於城郭，而聚於仓库，而流通之以钱，不可以饱人之饥，煖人之寒也。为国者不取民之力，而取民以钱，则货殖百物无以售，而民至於困极也。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富则国富矣。钱流通於下，则可以相生养；钱蓄积於上，则终无所蕃滋。为国者不藏於民，而聚之於府库，此财力所以耗竭，上下所以怨也。
祖宗百有余年，圣贤经纶用度，资国、赡军、备边，政术详矣，而差役之法，行於乡村而不及於城郭，非不知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苦也。夫平居无事之时，使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由之而不知，乐之而不倦。然尺地莫非所有也，一民莫非朝廷之臣也。朝廷之於民，犹父之於子，父子之财宜无异籍，故古语谓未闻子富而父贫也。朝廷一旦缓急，则计费之多寡，随所蓄之厚薄而均取之。天下之民皆知用之不为私，取之非无名也，懽然乐输而无憾矣。此祖宗藏于民之术也。昔人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盖盗取于人，犹有止息，而容或幸免，聚敛则无时而已，必至于穷竭而後止也。今准元佑元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诸路城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法纳免役钱五分，自今年正月为始，其收到钱，如逐处坊场、河渡钱，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人接送食钱，委是不足，方许将上项钱贴支，其余并封桩以备缓急支用。臣自奉上项指挥，日夜罄竭愚虑，不敢轻议。臣比闻四方之人，自降上项指挥，巙巙不安，以谓朝廷命令更改不定，而刻剥聚敛之徒假息窃视，幸其有间，复肆毒螫，此臣所以不敢默默也。臣窃以陛下始因司马光之言感悟圣意，复行祖宗差役旧法，罢去出钱免役，而放逐首议之臣，布告四方，鼓舞天下矣，而复令城郭减半出钱免役，城郭之民，祖宗以来，无役而有科率，科率有名而无常数。今岁令城郭免役，则是其取无名矣。贴支有余，封桩以备缓急，则是有袭聚敛矣。无名聚敛之迹犹踵袭乎前，则建议放逐之臣必讥讪於後，臣愚深为朝廷惜之。臣以为与其无名而取於民，封桩於府库以备缓急，曷若藏蓄在民，使之交相生养，待缓急而後取也？伏望圣慈详察臣所奏，宣示重事元老、执政大臣熟议得失，早赐裁决，以慰四方人心，则天下幸甚！
贴黄称：「良医之治病，必去其根本，则无後患。朝廷既知免役之病民而除之，又复踵袭其故而使之出钱，则是余毒犹在。余毒未除，其病必作。故近有建议者，令乡村元出役钱三百贯以上不令充役，依旧减半出钱。均为乡村之民，何独有钱可出？若以为物产高大，人力强壮，则或令频并充役，或令增添充役年限，以宽下户可也。自免役出钱以来，乡村极力人户破荡殆尽，所存无几。今又踵袭出钱之迹，以为诛剥，则更数年之後，物业优厚者破荡尽矣，是岂仁人之用心哉？臣近询问福建路提刑喻陟，言福建一路八州，见有宽剩钱犹可支雇役十年之费。而殿中侍御史吕陶自成都府路回，言西川每岁坊场钱可足一年所用。或诸路例皆如此。则何忍重困斯民，使之出钱以封桩也？今东南民间所用无完钱，皆乌旧缺边，而乡村所出谷帛，贱无人售。城郭人户比十五年前破家者十七八，皆因纳钱免役之患，此上下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或谓近年开边之役，所费非昔时之比，则乞每岁计边用所阙多少，於诸路城郭人户等第科率应副，不为定制，则取之有名，不为聚敛之患也。」（二月末，升有章论买田募役，与此相重，故两存之。）
注 释
【一】欠多者至数十贯少者亦三五百缗各本同。按文义，疑「十」为「千」之误。
【二】物轻币重「币」原作「弊」，据文义改。
【三】是非可以立见者「立」字原脱，据阁本补。
【四】崔象先副之「崔」原作「翟」，据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宋大诏令集卷二三六册夏国主乾顺文改。下同。
【五】永膺福祉「祉」原作「社」，据阁本改。
【六】经义「义」原作「议」，据阁本及注文改。
【七】成都府路「路」字原脱，据宋会要选举一一之四二、太平治蹟统类卷二八补。
【八】广南东西「东」原作「路」，据阁本及同上书改。
【九】叙十八日入对时事「事」字原脱，据阁本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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