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案书第八十三

案书第八十三

　　盼遂案：本篇尾云：“六略之录万三千篇，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且”，元本作“儒”，朱校同。按：此文不当有“且”字，盖“儒”字涉上下文衍，校者则妄改作“且”。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此文有误。日抄引作“自相乖反”。薄葬篇云：“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死〕人之精也，孙曰：“审”下疑脱“死”字。上云：“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与此文正反相应。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有”疑当作“右”，形声相近而误。薄葬篇云：“虽右鬼，其何益哉？”语意正同。此文乃明墨家右鬼薄葬，自违其术，义无取於鬼之有无也。若作“有鬼”，则与“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之义不相属矣。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旧本段。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许慎说文序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隋志：“左氏，汉初出於张苍之家。”是左氏传张苍所献也。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於坏壁中，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许慎说文叙：“鲁共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段玉裁谓春秋经。或曰：“春秋”二字衍文，非也。三国志魏志刘劭传注引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论语、孝经。”是并未言左氏传出于孔壁也。刘贵阳说经残稿曰：壁中古文之数，详于汉艺文志曰：“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是也。其分列诸经，尚书家首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九篇。礼家首列礼古经五十六卷。论语家首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经家首列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记不一种。礼家有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种皆古文。隋书经籍志称刘向考校经籍，得此五种记，共二百十四篇，而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十（今脱此字。）四篇。”可证。然春秋家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此亦当出自孔壁。说文叙云：“鲁共王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总叙处少此种，或文脱耳。说文叙又云：“左丘明春秋传以古文，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盖春秋古文经出壁中，古文传出张苍所献。段氏注说文，谓“班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皆谓苍所献。说文以春秋系孔壁，恐非事实。”此徒见志上列春秋古经十二篇，下列春秋经十一卷，云公羊、谷梁二家後，列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之传，意十一卷之经属公、谷，十二篇之古经则属左氏。不知孔壁之经，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坚之特重古文也。张苍有传无经，即有经，亦以孔壁古文该之可耳。论衡说左氏传出共王壁中，正见经出孔壁，即传亦误归之矣。若记五种，不加“古”字，文省也。公羊高、谷梁置、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传何序，疏引春秋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四库总目以为“不尽出於公羊高，定为公羊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题高名，盖未审也。”汉志：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先孙曰：汉书艺文志颜注云：“谷梁子名喜。”经典释文序录引桓谭新论云：“谷梁赤。”又引七录及杨士勳疏并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孝经正义“淑”作“俶”。）陆□春秋纂例引风俗通亦云：“名赤。”并与此异。晖按：“名俶”，亦见元和姓篡一屋引屍子。作“淑”，形误。“名赤”，亦见前汉记二十五。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汉志：左氏传三十卷。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何以验之？礼记造於孔子之堂，汉志：礼记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学者所记也。”隋志说同，故云：“造於孔子之堂。”“礼记”之目，後儒相承指戴圣所传四十九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戴所传大戴礼，及小戴之礼记而言。（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顾实汉志讲疏从之。）仲任意指小戴，抑包大戴，今不可知。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与范升相难者，亦乙太史公多引左氏。见後汉书范传。公羊高、谷梁置、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序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四字，经典释文序录引有。）後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公羊隐二年传何注：“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记於竹帛。”公羊大题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母生，乃着竹帛。胡母生题亲师，故曰公羊。谷梁者，亦是题其亲师，故曰谷梁。”是公、谷虽受经于子夏，（从杨士勳、徐彦说。）而其书则晚出也。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书抄九八、御览六一六。）盼遂案：此二语本于桓谭新论。马总意林引新论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此亦蔽也。”仲任正本斯文。又案：子政习左氏传，汉书刘向传所不载，唯言向治谷梁学而已。恐汉书向传出自其子子骏之意，故削去左氏之学。君山之言，或反属实录也。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升）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先孙曰：“范叔”当作“范升”。下并同。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後汉书本传。“升”与“叔”艹书相似，古书多互误。（後汉书周章传：“字次叔。”李注云：“叔或作升。”）范叔（升）寻因罪罢。元、叔（升）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盼遂案：“讷”疑当为“纳”，涉上“言”字而误。後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此论所谓陈元言纳，范叔章诎之事也。言纳者，言见采纳也。范叔（升）章诎，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盼遂案：“返”本为“反”，涉“违”字而误沾“辵”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章太炎曰：“以左氏春秋同吕氏春秋者，亦本论衡。案书篇云：“左氏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谷梁置、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又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据此诸语，仲任固以左氏为传，且谓胜彼二家。则其与吕氏春秋并论者，特吐言之庇谬耳。”（春秋左传读叙录。）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汉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国语韦昭解序：“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讬王义以流藻。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於经，故号曰外传。”释名释典艺：“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说文、风俗通引国语“称春秋国语”，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故也。汉书律历志引国语“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等语，称春秋外传。隋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以上诸文，并以国语为外传者。至所以名“外传”者，韦昭谓：“其文不主於经，故号曰外传。”释名曰：“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毕沅曰：“外传亦有鲁语，则此语为不可通。韦说得之。”案：仲任以国语为补左传之略，则义近韦说。又按：左襄二十六年传正义曰：“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叶少蕴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盖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书说楚事为详。（并见困学纪闻六。）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举八证以明左氏非丘明，叶梦得春秋考以左丘明为战国周、秦之间人。以上诸说，不以国语为左氏外传也。窃以後说为是。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实”，元本作“宝”。旧本段。盼遂案：“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元刊本作“宝”。

　　公孙龙着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於治。汉志名家：“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列子释文：“字子秉。”有坚白论篇。庄子秋水篇：“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淮南齐俗训云：“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又诠言训注：“公孙龙以白马非马，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新论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假物取譬，谓白马为非马，非马者，言白所以为色，马所以为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御览四六四。）别录曰：“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过关。”（初学记七。）吕氏春秋高注亦云：“乘白马，禁不得度关，因言马白非白马。”罗振玉刻古籍丛残，有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先孙曰：“三邹衍”当作“三邹子”。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齐有三驺子，（驺、邹字通。）衍其一也。晖按：“衍”当作“子”，是也。“三”疑当作“二”。汉志不见邹忌书，史记孟荀传亦只言其以琴干威王耳。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并邹衍所说。又邹奭子十二篇。史记孟荀传曰：“邹衍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别录曰：“邹奭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御览四六四。）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注超奇篇。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管子有轻重甲、乙等篇。梁章钜曰：“轻重甲篇称梁、赵，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按此文，则以为管仲手着。史记管晏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矣。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是与王义同。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弱”下旧校曰：一作“威”。公赏罚，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疑此文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又脱“不可”二字。若此文有“公赏罚”句，则当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赏罚”乃其治术；“富民丰国，强主弱敌”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後言其术，无此文理。其证一。此节乃评司马迁史记之失，以公孙龙、邹衍之虚诞无益於治，不当与商鞅、管仲并言。今本作“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则上文公孙龙云云於义无取矣。其证二。知脱“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立文相同，可证。日抄引作：“公孙龙、邹衍书虚夸，与管、商书相反，而太史公兼纪。”虽约举此文，但可推证此文原谓管、商书与公孙龙、邹衍书不可并言也。则今本脱“公孙龙”三字，“不可”二字，甚明。太史公纪公孙龙，亦见孟荀传。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盼遂案：史记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与燕王谋破齐。入齐齐王大怒，车裂苏秦於市。”是仪所说与史记苏秦传齐大夫争宠而刺秦者殊远矣。自以仪说为实也。仪知各审，“各”疑“秦”误。盼遂案：章士钊云：“各当为秦之误字。”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史记苏秦传曰：“苏秦详为得罪于燕，亡走齐，为客卿，欲破敝齐而为燕。其後齐大夫多与之争宠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若死，车裂臣以□於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後闻之，乃恨怒燕。”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於市。'”是于秦之死，两传抵牾也。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孙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冯商续太史公书七篇。又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记所书，止汉武太初，已後阙而不录。其後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後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於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於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後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後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後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鸟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辩其妄。旧本段。

　　新语，陆贾所造，注超奇篇。盖董仲舒相被服焉，余嘉锡曰：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於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云：“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褥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注明雩、乱龙篇。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元本作“夏郊不之祀”。案：当作“夏郊不祀”。元本衍“之”字，今本後人妄改。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详死伪篇。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再”疑为“可”误。以政致旱，宜复以政。复，消复也。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顺鼓篇引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沈溺致雨。”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亢阳致旱，今雨至而亢阳不改，明变复说妄。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与寒温、谴告、治期之旨相违。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佑，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旧本段。

　　董仲舒着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法言君子篇：“诸子者，以其知异於孔子者也。”汉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传云：“仲舒所着，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王先谦曰：“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诸书内也。”今按：百二十三篇者，乃上疏条教，非仲任所指。实知篇云：“孔子云：董仲舒乱我书。其後仲舒论思春秋，造着传记。”则知仲任殆指其“说春秋事得失”者。而今传春秋繁露八十二篇，玉杯第二，竹林第三，总名蕃露，与本传不相应，或疑其後人采缀而成。仲任谓其不称子，已见其题曰“繁露”欤？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文选广绝交注引“多”作“以”。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臆”，旧误从“耳”，今据各本正。感虚篇云：“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北”，元本作“比”。按：作“比”是。“三”当作“二”，以仲舒比方子长、子云也，不当言“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实知篇力辟此语之妄，而於兹反信为孔子之言，何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以下文例之，“或”下疑有“以”字。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反）孔子。先孙曰：“及”当为“反”，形近而误。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文。引之者，明“乱”当训“终”。集解郑曰：“师挚，鲁太师之名也。始犹首也。周道既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洋洋乎盈耳哉，听而美也。”晋书司马彪传：“春秋不修，则孔子理之；关雎之乱，则师挚修之。”并读“乱”为“治乱”之“乱”，非谓乐之卒章也。论语骈枝曰：“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是为一成。始於升歌，终於合乐。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周礼大师职：‘大祭祀，帅瞽祭歌。'仪礼燕及大射，皆大师升歌。挚为大师，是以云‘师挚之始'也。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凡六篇，而谓之‘关雎之乱'者，举上以该下，犹言‘文王之三'，‘鹿鸣之三'云耳。”礼经释例说同。足证仲任训“乱”为“终”之说。乱者，於（终）孔子言也。孙曰：“於”字无义，“於”当作“终”，草书形近而误。下云：“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又云：“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并解释此文。乱龙篇云：“劣则董仲舒之龙说不终也，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并其切证。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班叔”旧作“尽也”。先孙曰：“尽也”当作“班叔”。晖按：孙说是也。朱校元本“尽”正作“班”，可证。超奇篇亦见此文。今据正。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离骚“乱曰”，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鲁语亦以商颂那篇之卒章为“乱”。韦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按：仲任训“乱”为“终”，与王逸异。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治龙”亦见上文，各本误作“始龙”，今依崇文本改。必将有义，未可怪也。旧本段。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见孟子滕文公上。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论，新论也。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或疑“曷”声误。谓何能蹈骥迹也。超奇篇曰：“卓尔蹈孔子之迹。”书解篇：“汲汲忙忙，或暇着作？”或亦“曷”之误。是其比。有马於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韩非子有难一、二、三、四，凡四篇。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者，韩非立义以难之。桓宽之盐铁，汉志儒家：“桓宽盐铁论六十篇。”师古曰：“宽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时，丞相御史与诸贤良论盐铁事，宽撰次之。”君山新论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论，谓着论者。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於论，不务全疑，“全”当作“诠”。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宜”当作“肯”。处谓辩证也。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以下句例之，知此文误。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新论曰：（据孙冯翼揖。）“余为新论，述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耶！”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注感类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江南通志云：“越绝书外传记卷末有隐语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为米，覆之以庚。”为“袁康”二字。书为袁康作也。康临淮人，字文术，或曰字文伯。其书有经，子贡作；有内传，吴平作；其外传与记，乃袁康为之。”袁文术名康，未知何据。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注超奇篇。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章”旧作“童”。元本作“易章句”，崇文本已校改作“章”，今据正。文术之咸铭，孙曰：“咸”疑“箴”之坏字。盼遂案：“咸铭”者，“函铭”也。枕函、杖函、剑函皆可谓之咸矣。周礼秋官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郑玄注：“咸读为函。老臣杖於朝，有司以此函藏之。”此“咸铭”即“函铭”之说也。昔武王有带铭、杖铭，（大戴礼记践祚篇。）後汉李尤有经襓铭、（艺文类聚五十五引。）匮匝铭，（太平御览七百十四引。）与咸铭之意尤近。或谓“咸”为“箴”之坏体，不如此不破字之为愈也。君高之越纽录，孙曰：吴君高事见书虚、超奇诸篇。此云越纽录，即越绝书也。越绝篇叙外传记云：“以‘去'为生，（按“生”当作“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讬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与事类，俟告後人。文属辞定，自於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与承同。）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杨慎云：“此以语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其曰‘不直自斥，讬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以‘口'承‘天'，‘吴'字。屈原同名，‘平'字。与康共着此书者，乃吴平也。”按：杨说最塙，然则君高殆吴平之字矣。长生之洞历，注超奇篇。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政”，各本误“攻”，今从朱校元本、崇文本正。盼遂案：史记留侯世家正义引周树洞历云：“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道原。太伯之後。”是周树殆是长生之名矣。又考北堂书钞卷七十三引谢承後汉书云：“周树达於法，善能解烦释疑，八辟从事。”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谢承後汉书云：“周树为从事，刺史孟观有罪，俾树作章，陈事叙要。得无罪。”谢书云“周树为从事”，与仲任所云“位不至公卿”合，决长生即周树也。善（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孙曰：“善”疑“盖”字之误。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朱曰：杨州府志：“陈子回、颜方，皆广陵人，与王充同时。”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注别通篇。盼遂案：“令”下疑当有“史”字。兰台令为长吏，史则其属员，未可混而一之也。後汉书杨终传：“征诣兰台，拜校书郎。”傅毅传：“建初中，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皆未尝为兰台令也。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注效力篇。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好”当在“其”字下。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後，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着书，李斯采以言事；李斯阿二世，以书对，引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又引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见史记本传。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方以智曰：“侯芭字铺子。”惠栋汉书补注说同。并据此文也。俞曰：侯铺即侯芭，“芭”与“铺”一声之转也。世知侯芭，不知侯铺，故表而出之。晖按：汉书扬雄传赞云：“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隋志有杨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又案：侯芭字铺子，疑方、惠说是。非、斯同门，云、铺共朝，“斯”旧作“私”。先孙曰：“私”当作“斯”，音近而误。晖按：先孙说是也，朱校元本正作“斯”，今据正。非、斯俱受业荀卿。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句有衍误。齐世篇：“杨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一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此文“并肩”，意当与同。齐曰：“益”为“异”字之误，“远”、“术”二字衍。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杨子云反离骚之经。汉书扬雄传：“雄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名曰反离骚。”辞载本传。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下着“经”字，并云：“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洪兴祖曰：“太史公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孟坚曰：‘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也。'颜师古云：‘忧动曰骚。'余按：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後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逸说非是。”晖按：洪说是也。据此文，则充亦谓“离骚经”，非逸一人也。盖当时词人有此语。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文误脱，不可读。

　　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艺文志：“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阮孝绪七录序曰：“刘向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撮其指要，着为七略。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七略而称“六略”者，沈钦韩曰：“其辑略即汇别群书，标列指趣，若志之小序，实止有六略耳。”抱朴子自叙、广弘明集引阮孝绪七录序、续博志并云，别录、汉志“万三千二百（七录误作“三百”。）六十（抱扑子误作“九十”。）九卷。”则此云“万三千”者，举成数。篇即卷也。亦见对作篇。隋志、旧唐书志、文献通考，“一万”并作“三万”，误不足据。盼遂案：汉书艺文志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余尝实考算之，得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篇，则仲任所说万三千篇之数，较相近也。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