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这段神话故事反映了古代人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不是现实世界的科学反映，只是因古代人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变化，而产生了一些幼稚的想象和主观的幻想，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所以马克思说古希腊神话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然而于丹教授却将《论语》扔在一边，把这则神话当成了她理解天、地、人的主要依据。她对此发表看法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人的意义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这与《论语》无关，《论语》没有反映出这些想法。《论语》反映出孔子对天的信仰很强烈，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所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谓“天生德于予，桓 其其如予何?”;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谓“五十而知天命”;所谓“知我者天乎”……在孔子的思想里，天是世界万物的根本，是宇宙世界的主体，也是人生活的真正凭依，更是人心信念、信仰的源出。

　　《论语》中真实反映出的孔子的“天地”并没有被于丹教授提到，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心得可言。于丹教授仍然有感而发，说:

　　《论语》的思想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源的精华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因而无比强大。

　　我们今天也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论语》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

　　于丹若真的四岁开始学《论语》，她应该知道，孔子主张天是人的大根源，人只能则天法天顺天命，而不能将人与天并列。于丹几次谈到的“天地人并称为‘三才’”，根本不是《论语》的思想，而是《易经》上的提法。《易经·系辞下》写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还有些看相的相书上称人的面部有三才，即额角、准头(鼻子)、地角(两颊骨的下端)。《论语》中并没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更谈不上是“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了。“天时”最早还是出现在《易经》中，《易经·乾·文言》中写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管子·牧民》中也提到过:“不务天时，则财不生。”将天时、地利、人和同时都提到的是孟子，《孟子·公孙丑下》写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于丹教授将“天、地、人”和“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强硬加在孔子身上，是为了把孔子硬拉成“和谐社会”的倡导者。于丹教授认为和谐“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孔夫子的心胸是什么样的呢?

　　于丹教授认为:

　　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阿弥陀佛!于丹教授费了这么大力气，终于提到信念了!原来她这第一部分心得主要是要谈信念的。“信念”二字出来了，于丹教授马上引用了那段“子贡问政”。我在这文章开头的地方，指责于丹教授曲解了“子贡问政”，说她将“民信”误解为“百姓的信仰”，将“民无信不立”歪曲成“民没有信仰不能立国”。

　　于丹教授写道: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字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我在前面已经论证了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是指:国家如果失信于民就不能站住脚。而于丹教授之所以要曲解成“国民失去信仰，国家就站不住脚”，是为了说明“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