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修”与“外治”是一个理想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二者为一，是一个辩证的有机体。这和“内圣”与“外王”的相互关系是一样的，“内圣”正是为了能够“外王”。

　　然而，“内治”与“外治”两个程序的混淆一直是我国儒学的一大问题，至今并没有在学术上得以彻底的澄清。这种混淆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明显了，宋、明理学的内倾性格更加深了一般人对儒教的误解。

　　于丹教授在讲解理想之道时，也对“内治”与“外治”进行了混淆。

　　于丹教授说: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

　　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的这段话，是自相矛盾的。她承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可是她却要强调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还说:“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于丹教授显然片面夸大了“内治”的重要性，而忽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治”的作用。

　　于丹还写道:

　　你的内心越淡定，越从容，你就越会舍弃那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

　　这显然是将“内治”与“外治”对立起来。

　　殊不知没有“外治”，也就没有内心修养的动因。“内修”与“外治”是一个完整的苹果的两个面儿，丢掉了半个苹果，还能有一个完好的苹果吗?

　　也许于丹教授也觉得有意割裂“内治”与“外治”的言语，暴露出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很容易会被懂《论语》的读书人提出质疑。所以她笔锋一转，又写道:

　　孔子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修养，决不是放弃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为了说明如何“为社会服务”，于丹引用《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指出士的标准有三，一是“不辱君命”;二是“不辱祖先和父母兄弟”;三是“言必信，行必果”。她认为这三件事就是在“为社会做事”。

　　于丹教授在这儿指的“士”就是知识分子。于丹教授指的“为社会做事的‘士’”，是旧的意义上理解的“士”。孔子的思想并不像于丹教授说的那么简单，孔子的思想非常丰富和复杂。同一本《论语》并不是孔子在同一时期的言论，而是各个时期言论的集合。孔子的思想不是从始至终一直不变的，也是在变化之中的。孔夫子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对旧传统文化的突破，对自己旧有观念的突破。这是哲学上的突破，也是超越的突破。这些“突破”当然都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例如孔子虽然因尊重三代相传的礼乐而只是“述而不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礼乐缺少内在生命的僵死的形式深恶痛绝。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孔子的创新部分。孔子是在《论语·子路》中谈到了“士”的最高标准。但他当时所指的“士”与《说文解字》上写的原始意义上的“士”是相同的，那就是:“士，事也”。这个定义适用于专制制度下具有固定职业的知识分子，但远不是孔子“突破”后的新的“士”所涵容的意义。

　　于丹写道:

　　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他的职业角色中，只能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对这个职业的提升。

　　于丹还在这一谈到“士” 的标准的章节中写道: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并不缺乏。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受到的一种考评。

　　于丹是以职业角色来给“士” 定位的，她不知道她引用的孔子的那三条“士”的标准是孔子“突破”之前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