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哲学的突破”之前，“士”(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从事着职业。在孔子的“哲学的突破”之后，“士”已经有了“道”的依托，有了高远的精神凭借，有了自身的人文追求，可以批评政治社会，敢于与王侯将相分庭抗礼。

　　孔子的“突破”是伟大的，“突破”才是儒家的基本性格。正因为孔子喊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声，儒家才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论语·泰伯》上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见“突破”的“士”的特性已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职业，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当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从属社会的经济附属物时，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才能把整个文化秩序作为关怀的对象，才能坚定地坚持思想上的信念。

　　“突破”后的“士”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正是“突破”前的“士”被于丹教授当成论述的对象，于丹教授因此也因错合拍，与她前几章的心得合拍，与她这本书的主题合拍。或者说于丹教授的论点需要“突破”前的“士”的概念的支撑。于丹教授的理想之道原本没有多么高远的要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

　　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个淡定的起点，给我们一点储备心灵快乐的资源。

　　多么容易满足的于丹教授啊!

　　于丹教授在这一章的结尾处，非常煽情地对大众读者说:

　　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走进《论语》，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鼓励，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歇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那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论语》传递出的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于丹教授三次提到“心”，又是“心灵的仪式”，又是“面对自己的内心”，又是“内心的关照”。于丹教授乐此不疲地对“心”情有独钟，津津乐道地呼唤着心灵的休养。可见她所追求的“理想之道”原来就是“心灵休养”之道。

　　我们终于看到了于丹教授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是于丹教授读《论语》的第七个心得:“人生之道”。

　　这一章的题目会让许多人产生兴趣。人生之道!是的，谁能没有人生之道呢?谁都愿意有人指点人生之道啊!

　　于丹教授在这一章中先引用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来说明人生的短促。随后于丹教授引用了《论语·为政》中的一段话: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矩。

　　于丹当然还要像前六章那样，将对这一段的理解向“心”上靠去。

　　谈到“三十而立”，怎样才算立起来了呢?于丹教授写道:

　　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在社会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内在的心灵独立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好的学习，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让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中国文化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

　　于丹教授还写道:

　　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

　　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立”的一种见证。

　　我们毫不奇怪于丹教授还是借“三十而立”来说她的“心”，用“内在的心灵标准”来衡量生命是否“立”了起来。

　　三十岁以后呢?

　　于丹告诉我们:

　　三十岁以后，就要开始学着用减法生活了，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