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张艺谋的影响极大的电影《英雄》也是“拜权教”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一个技术型的导演，张艺谋虽然缺乏思想深度，缺乏创造意义的能力，但是，却擅长通过夸张的电影语言，制造一种令人迷狂的魔力，善于通过强烈的感官刺激征服观众。从精神向度来看，他的电影充满了对暴力的迷恋和对强权的崇拜，缺乏健康的人性内容和现代性的价值观，所以，同罗伯特·贝尼尼和斯皮尔伯格等伟大的电影导演比起来，张艺谋简直可以被看做文化意义上的“野蛮人”;那些伟大的导演，赞扬人类面对恐怖和灾难时表现出的高贵和尊严，着力表现那些美好而健全的情感内容，张艺谋却满足于宣泄疯狂的非理性冲动，满足于渲染畸形、病态的情感，满足于替“强者”唱赞歌。李悦在《〈英雄〉:一场超级模仿秀》一文中，尖锐地分析了《英雄》的“奴性文化”本质，揭示了暴君与刺客“和解”的虚假性:“表面上看刺客放弃了刺杀行为和仇视，秦王也放弃了对刺客们的仇视，双方和解了。但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就是秦王并没有放弃强权与暴力。结果很明显:刺客们消失了，秦王仍在，仍然手握强权随时可以施用暴力，不同的是他王冠上的‘暴君’二字被改写成了‘英雄’。”

　　李悦这篇文章的独到之处，突出地体现在他对《英雄》的“和解”主题和“模仿”问题的批判。“和解”是张艺谋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在“和平”与“和谐”成为21世纪人类生活的核心话题的语境里，他的话语甚至显得很有“全球性”和“时代感”。但是，这不过是假相。因为，“和平”、“和谐”与“和解”的前提不是对立场和原则的放弃，不是以放弃做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代价。而张艺谋在影片中所展示的“和解”，在李悦看来，“其实是对强权的臣服，是对强权过去和现在施用暴力的认可，是侠向奴转化的完成”。李悦还非常准确地区分了张艺谋的“媚权”与甘地和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本质差别:“两位思想家只是不主张用暴力的方式反抗恶与暴力，但坚决主张用别的方式反抗恶与暴力。反抗与臣服是两个相反的概念，反抗最终能消灭强权与暴力，臣服的结果是使强权和暴力更为得逞。所以当秦王成为秦始皇之后，暴政登上顶峰，‘焚书坑儒’、大兴土木筑阿房宫和皇陵等祸及人民的罪行发生了。”甘地虽然不主张“暴力”，但是，他从来就不曾向暴君和强权妥协过，恰恰相反，他始终都是暴政和集权的高贵而不屈的反抗者，所以，在谈到暴君和刺客的时候，他总是表现出战胜他们的坚定信念:“每当我绝望的时候，我就想起，从古至今，真理和仁爱总腔袷?暴君和刺客可能暂时不可一世，但他们终将失败，每当我心生疑惑，我就寻求上苍的旨意。想想吧，经常想一想……”

　　本来，《英雄》只不过是一部庸俗而粗糙的商业片，但张艺谋却硬是要把它说成是一部艺术片。他说自己的这部电影要表现的是一种“意境”，而这个词不仅英语里没有，而且美国人在中国住上10年，也不会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李悦认为作品中所蕴藏的“情感与哲学思想”是影响“意境”形成和交流的重要因素，所以，《英雄》的不能被接受，其障碍并不在欣赏者，而是由艺术家造成的。李悦还发现《英雄》不仅思想贫乏，而且还是一部对《罗生门》的模仿之作，高明的模仿是进步的初阶，然而，遗憾的是，《英雄》袭取的只是黑泽明的“外表皮毛”，“缺乏的恰好是人性深度和哲学依托，所以他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丧失凝聚力和张力，就如同习武之人散了功一样，人的情感、命运、性格没有了推动力，很难展示，只能成为可怜的道具和符号。”

　　在《英雄》因为商业上的成功，而成为巨大的文化神话，而获得批评豁免权的时候，李悦的《〈英雄〉:一场超级模仿秀》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李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判断，而且还显示出一种很可宝贵的知识分子精神。在我看来，李悦的这篇文章和潘旭澜先生的《什么“英雄”》是两篇值得我们怀着敬意阅读的批评文本，因为，正是这两篇文章，让我们在一个金钱和权力肆无忌惮的时代，看到了“思想的尊严”，看到了启蒙者对一个时代的流行价值观的怀疑和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