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他，上级派人检查工作，您应当“束带见之”。就如同今天，你要穿正装，系领带，恭敬地去见领导。

　　陶渊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就是说，他不愿意为了保住这点做官的“工资”而向人低三下四。于是把佩印留下，自己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情写进了《归去来兮辞》。

　　他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我的心灵已经成了身体的奴仆，无非是为了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不得不向人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我的心灵受了多大委屈啊!

　　他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就回归到自己的田园。

　　陶渊明的意义，不在于在诗中构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开出了一片乐土。

　　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

　　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

　　请看，于丹教授给我们贫穷的“寒士”和弱势群体描绘了一幅怎样奇妙的解贫脱困的图画呀!那画上传递的全是“调整心态”、“安贫乐道”的符号信息。

　　这时该我们这些大众读者看着于丹教授，“不亚于看着圣贤” 了。

　　这位圣贤像易中天教授所形容的那样穿着白衣白裙，圣洁而飘逸，她“用和缓的，因循诱导的，跟人商榷的口气”，向我们说起温暖的真理:“与世无争， 缩回自己的内心，调整好心态，安于贫穷的生活，就过上了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就是《论语》的真谛，是《论语》告诉给每一个人的。”

　　于丹强调思想、信仰，忽略和轻视物质生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有个性的心得。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这种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头脚倒置的现象，就被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得体无完肤。1877年6月，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们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

　　马克思对此发问了，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谈到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他写道:“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于丹教授为什么在21世纪还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呢?

　　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不就是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吗?

　　恩格斯认为最好的社会就是一个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社会，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奋斗的目标。为什么于丹教授让我们不去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安于贫穷呢?

　　其实于丹教授摒弃物质利益的目的也并不是强调单纯追求思想的进步。她连思想的斗争都反对，要知道没有思想斗争，也就不会有思想的进步，历史上许多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正像我们今日批评于丹教授的思想，也一定能够促使儒学研究的进步一样。

　　于丹教授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结尾处写道:

　　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