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抛开合理与公正，抛开物质利益，抛开思想的斗争与进步，我们民族的灵魂会是什么模样呢?

　　那只能是犬儒主义式的灵魂。

　　从“中华版的书堆里长大”的于丹教授也许不知道犬儒主义为何物。犬儒主义是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哲学派之一，也有音译成“昔尼克学派”的。此派中人生活条件艰苦，衣食简陋若颜回，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若陶渊明;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号召大众克己自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并以此为美德。

　　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民主和法制社会的时代宣传犬儒主义，无疑是一种倒退行为，等于给大众读者注射了强剂量的含毒麻醉剂。

　　如今我国贫富差别日益拉大，弱势人口不断在增加。大量的文化和文学作品并不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在大众的疾苦面前无动于衷。其结果是造成一个人格真空的时代，对我们的民族形成严重的精神毒害。

　　于丹若只是不关注弱势群体，危害也还不算太大。她是在麻醉和毒化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大众读者。让他们安于苦行，退回内心，不关注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不与腐败群体做斗争，不去抨击假、恶、丑现象，不必搞什么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成为一群在黄连树下苦中作乐的快乐的人。这是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象;用“返回心灵”的逃世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

　　潜心内视并寻求心之所安的思想并不是始于于丹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有着内倾精神，当“外推”遇到了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外在世界时，出于无奈和绝望，就只好转而“内倾”。

　　这种内倾精神难以积极地激励一个民族去寻求对外在世界的系统了解，而科学则是对于自然现象各方面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西方文化的外倾精神有助于系统科学的发展。

　　中国的内倾文化与西方的外倾文化在寻找人自身的问题上大有差异。西方人把人当成认知对象;中国人把人当成充满感情和欲望的生命整体，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能通向世俗人间，构成人伦秩序。因此中国的政治很难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也就很难建立民主政治。

　　远的不说了，就谈清朝吧。内倾文化影响国人为寻求内心的修养和安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政治上没有民主制度，当西方列强国家的坚船利炮入侵时，我们只得丧权辱国，就连内心的安宁淡然之境也随之破碎了。从此我们整个民族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

　　由于我们返回了内心，求得了内心的安宁，却拒斥近代科学和工业化，拒斥了民主思想，以致在现实中都无法立足，沦于危亡之境。这一悲剧后果却被巨人马克思不幸而言中。早在清朝庚子国难发生的前42年，马克思于1858年就已经从理论上预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命运。他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这是一个古老的文化悲剧。

　　这种悲剧再不能重演了!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又露出了重演悲剧的文化倾向。

　　我们当然要批评她!我们必须批评她!

　　谈易中天、于丹现象

　　“小妮子”于丹的这本毛草的小书，并没能勾画出孔子思想的本真，只是寻找到一些片言碎语，为她本人的“返回内心”当论据罢了。虽然勉强挂靠上孔子的“内圣外王”中的“内圣”之说，也只是对孔子思想的阉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