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本书得到《北京晚报》的大力宣传和赞扬，使得于丹一时间成了文化功臣。排队买于丹着作的读者大约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人听了于丹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演讲，赞同她的观点;另一部分人并没有听过她的演讲，只是跟风购书。这两部分人中间不乏儒学爱好者，他们在国学热到来的时候，想从于丹的书中得到些国学知识。这些被于丹教授当成圣贤看的大众读者，并不具备圣贤的批判能力，很容易上当中毒。不是已经有许多读者中了刘心武和易中天的毒了吗?我担心今后大众读者还要中许多文化名人的毒，细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呀!

　　中国地方大，什么风也刮。各种各样的文化风此起彼伏。可怜的大众读者，忽而跟此风，忽而又跟彼风……

　　我们因胡乱盲目跟文化风，吃的亏还算少吗?然而我们很少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以为今天排队买于丹大作的大众读者中的大多数，若是赶上三十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一定也会排队买几本批孔的书来读。

　　在不同的时代里买不同的书，但没有质的区别。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左翼是很可能变为右翼的，况且多数人原本就没有什么左右定位。

　　大众读者并不是因为想研究《红楼梦》而去读刘心武的红学，也并不是想研究《三国演义》而读易中天的《品三国》，当然这次争读《于丹〈论语〉心得》也并不是想成为儒学专家。

　　刘心武不过是个索隐派，硬是要为虚构的小说《红楼梦》找到真实的原型;易中天以史书当武器，去批判虚构的小说《三国演义》，犯的是方法论的错误;这次的《于丹〈论语〉心得》曲解和阉割了《论语》，宣扬了错误的思想。

　　以上三位文化名人都因错而名声大振。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现象。对此现象，有的人说是强势媒体起了巨大作用。

　　莫非强势媒体真能把错误的文化内容炒火吗?

　　我看媒体的炒作包装只是一种外在形式，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起关键性作用的应该是文化心理。是大众读者的文化心理的兴奋中枢被一下子击中了。

　　我几年前读美国学者理查德·凯勒·西蒙所着的《垃圾文化》一书，不明白他为何说:“所谓的‘垃圾文化’，无一不是古典文化在当代新现实中的翻版。”

　　读了刘心武、易中天和于丹的大作之后，我才理解了理查德·凯勒·西蒙教授的意思。原来刘心武、易中天与于丹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将古典文化在新现实当中翻了一下版，虽然是曲解的翻版，毕竟也是翻版，这样就击中了大众读者文化心理的兴奋中枢。正是:

　　怒看名家又翻版，

　　忍惜大众中毒深。

　　正愁批评无写处，

　　转眼又出新名人。

　　以上四句是戏作打油，这么长的文章委实写得有些累了，自娱自乐而已。

　　还是接着谈翻版吧!

　　刘心武、易中天与于丹等人无论走上《百家讲坛》，还是出书，都是为了媚俗，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媚俗的时代，媚了俗就有听众，就有读者，就能名利双收。

　　欲媚俗，就得将古代精典文化作品翻成现代版，翻版的方法就是拆散过去文化的全部结构，以期从中找到合适的材料。刘心武是拆散了《红楼梦》全部结构，从中找到了秦可卿这么个由头，然后经营他的“大众红学”;易中天从《三国演义》中找到曹操等历史人物作为他“品三国”的由头;于丹则从《论语》上找到“回归内心”的由头。然后易中天与于丹再去给“大众读者”制造出“大众文化”。

　　这种制造大众文化的方式原本是以媚俗为目的的，怎么能不错误百出呢?

　　最不能容忍的错误是人文精神的丧失，在古典文化翻版成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丧失了人文精神，不是易中天与于丹二教授丧失了人文精神，他们恐怕原本就没有什么人文精神。我指的是由于翻版，使古典文化丧失了人文精神。

　　易中天教授在《品人录》一书中，将武则天、曹操等人归结为“最优秀最杰出”的英雄豪杰，并且还为这两位灭绝人性的暴君辩护。易中天教授写道:“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前途却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会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那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则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