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主义的对立面是犬儒主义。一个启蒙主义者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是一个以批判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的人。相反，一个犬儒主义者则是遁世主义者，是以随顺在态度生活的人。李悦对于丹的批评，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与犬儒主义者的对话。

　　于丹谈《论语》的节目，我看了几次，印象不佳:从方法上来讲，她“六经注我”，强作解人，整个一“过度诠释”;从精神姿态来看，她追求“顺世和悦”的快乐，缺乏现实感，缺乏那种积极的“愤怒”和高贵的“不满”，缺乏真正从外部和内部同时解放人的理性自觉和责任担当;从文化视野来看，她的知识构成是狭窄的，缺乏必要的阔度与深度，尤其缺乏现代性的人文视境。她选择的是最轻松、最安全的言说路径，那是近乎说梦的那种，手挥目送，海阔天空，滔滔不绝，天花乱坠，但是，与疼痛的人生隔着不止一层，与严峻的现实隔着不止一层，完全是心造的幻想，是梦里的好事，一遇着坚硬的现实，便要被碰得鼻青脸肿、落花流水的。

　　李悦对于丹的批评是及时的，也是直中肯綮的。他尖锐地指出，于丹的思想本质上是犬儒主义的，“此派中人生活条件艰苦，衣食简陋若颜回，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若陶渊明;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号召大众克己自制，独善其身而无所求，并以此为美德”，而于丹在阐释《论语》的时候，就是以这样的哲学为依托，进而“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象;用‘返回心灵’的逃世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她对《论语》的理解是实用主义的，而她谈论的只不过是“半截子孔子”。李悦不仅具体地批评了于丹理解、诠释《论语》的错误，而且还从文化的层面，批评了她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唯心主义”，一种业已没落的“内倾文化”。

　　在我看来，李悦在批评于丹时对两种文化的比较，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中国的内倾文化与西方的外倾文化在寻找人自身的问题上大有差异。西方人把人当成认知对象，中国人把人当成充满感情和欲望的生命整体，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能通向世俗人间，构成人伦秩序，因此中国的政治很难从人伦秩序中划分出来，也就很难建立民主政治。……由于我们返回了内心，求得了内心的安宁，却拒斥近代科学和工业化，拒斥了民主思想，以致在现实中都无法立足，沦于危亡之境。这一悲剧后果却被巨人马克思不幸而言中，早在清朝庚子国难发生的前42年，马克思于1858年就已经从理论上预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命运，他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的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这是一个古老的文化悲剧。”然而，令人担忧的是:“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又露出了重演悲剧的文化阆颉！

　　于是，李悦坦率地说:“我们当然要批评她!我们必须批评她!”

　　我们应该倾听李悦的“批评”，应该感谢他的认真和努力。

　　一个批判者不仅要敏锐地发现社会的残缺和问题，而且还总是怀着欣喜的目光关注着新生的文化，发现那些宝贵的经验。李悦高度评价董桥先生的《文字是肉做的》，指出董桥文章的“好处”是“有情致”:“这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情致，就连那不足300字的序言也是有情致的。”他最后的结论是:“好文章是要动了真情，好文章是肉做的”，因此，“写文章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写出好文章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是董桥先生的文章给我们的又一个启发”。李悦的《文化乐旅》评介的是旅美作家少君的《凤凰城闲话》。他发现少君先生在比“文化苦旅”更为通脱的“文化乐旅”中，“直接审视人的生存状况，探索人为什么而活着”。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通过比较发现了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对《日日夜夜》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超越:没有停留于对战争中的英雄主义的讴歌，而是“站在历史的巅峰上，俯瞰整个人类的存在状况，思考人类的整体性命运”。格罗斯曼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则”，任何形式的暴行都是退化性的动物行为，都应该受到强烈的抵制和批判。正是这种高远的人文主义境界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使格罗斯曼的作品具有非凡而伟大的品质，使它受到了李悦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