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外的一文不少，外该的听其自便”，这是晋商普遍信奉的准则。该，即欠。欠人家的银子，到了该还的时候，一文不少地归还，不只了结了账，更重要的是用银子证明了自己的诚信。不只已经合作者，能够相信自己的诚信，更有那些尚未合作者，会以诚信中看到扩大合作的可能。所以，诚信是双赢，而不是单赢。

　　而外该，即别人欠自己的银子，一般也不催不要，到了该还的时候，能够及时如数归还，当然是其诚信的体现，双方的合作关系仍可维持和发展；但若该还时还不了，那就不仅仅只是银子多少的问题，而是失去了诚信，那损失可就无法用银子来衡量了！以前有合作关系的，是失信的直接受害者，肯定不愿再继续合作了；现在尚未合作者，也不愿再重蹈受害者的覆辙，因而也不敢再与其做生意。而无人愿意与其做生意，对于一个商家，意味着什么呢？

　　所以，“听其自便”，就等于自生自灭，谁愿意呢？

　　晋商通过标期，把诚信制度化，大家共同遵守，成为集体的自觉行为。谁也不敢失信于人，除非他不想再做生意了。这样以来，人人都争做诚信者，为他人，更为自己。偶而出现那么个别的失信者，也被自然而然地淘汰出局了。

　　惟有形成人人讲诚信的机制，诚信才能成为每个人“至诚”的自觉行为；惟有人人“思诚”这种机制才能够延续和完善。

　　就像晋商那样，每个商家都坚持以诚信为本，整个晋商帮的诚信就是天下第一；若有一商家失信，那整个晋商的诚信都要受到影响，因而，大家信奉的诚信机制具有纠错功能。即使“偶然”或“突发”，也是不能允许的。纵有不惜以自家商号的命运为赌注，有意失信，那立即会被淘汰出局。即使会给整个商帮的诚信造成一定的伤害，那也及时地纯洁了商帮，维护了整体的诚信。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那些并不在少数的不讲诚信者，在普遍不讲诚信的环境中，如何能像晋商那样，建立起诚信机制呢？如何能让做假者有“至诚”呢？如何能让人人“思诚”呢？

　　还得体现法的精神

　　孟子他老人家一贯主张通过修身养性来实现道德完善，固然是必需的，但现实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自觉“思诚”，并不是人人都能“至诚”待人，弄虚作假者大有人在，以假乱真者愈演愈烈，并不因为有孔孟这样的圣人的谆谆教诲而有所减少！相反，自古至今，虚假、失信的人和事，竟越来越多，为什么？

　　为何虚假会不断推陈出新？

　　为何失信会公行？

　　为何诚信反成了一种奢望？

　　纵观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若只寄希望于人内心的良心发现，去诚信待人处事，那显然是不够的。孔孟的圣人之教，教化了几千年，诚信的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虚假、失信却成泛滥之势，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具体的标准和尺度，那就是法治。

　　儒家文化恰恰缺少的，就是不重视法治，而注重德治。

　　德治的实行注重内修、感召，往往难以把握和实施。也为那些不诚信者，创造了以假乱真的机会。有时候，会适得其反。比如：你与一个惯骗讲诚信，他刚好利用你的诚意，而连连得手；你与一个屠夫讲诚信，他与你对话的只有屠刀，再就是蔑视和嘲弄。因此，讲诚实要看对象，要分时机，要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法治。

　　从古巴比伦汉漠拉比法典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从古希腊的梭伦改革、伯里克利改革到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标榜的拿破仑法典，从远古理想的“大同世界”到联合国宪章，从人权宣言到孙中山的“五权宣传”……人类立法的基本精神都是公正、诚信，基于这一基本原则，建立诚信机制，最有效、最现实、最普遍、最可行的做法就是，充分体现法的精神。

　　唯有用法律来规范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辅以道德教化，才能建立真正的诚信机制，形成理想的诚信、和谐社会。

　　这就像体育比赛一样。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公开的、公正的比赛法则，然后大家依此法则才能进行比赛。不然的话，比赛法则因人而异，不公平，能进行比赛吗？比赛过程暗箱操作，不公开，能进行比赛吗？诚信体现在遵守比赛法则，个人及团体的品德如何，也体现在是否违犯比赛法则上，而不是标榜的如何，内心活动怎样，裁判不只是对竞技水平的裁决，也是对个人和团体的诚信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