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个例子成为鲜明的对比。就社会背景而言，互乡的蛮横落后，远远比不上阙党的开明教化。但是两个童子的表现却正好相反：互乡童子洁己以进，阙党童子则欲速成。他们选择的目标都是上进，方法却有正误之别。正确的是谦虚学习、按部就班，在行为规范与人格陶冶上，逐渐由成长而趋于成熟。错误的则是自以为明白事理，想以外表行动证明自己可以与大人平起平坐，至于内心的修养与知识的探讨，则受到漠视。


　　看到两个童子的例证，可知教育工作之意义。出身背景如何并不重要，有心向学才是关键所在。以此而论，每个少年都是充满希望的。师徒如父子


　　父母赐给子女生命，但是谈到启蒙开悟，指出精神生命的方向，则需要老师帮忙。于是，老师成为一个人精神上或心智上的父母。古代男子受教育机会较多，我们不妨以父子与师生相互比拟。


　　苏格拉底在雅典，虽有老师之实，却不愿自居老师之名。他自称为“牛蝇”，只想唤醒沉睡中的良驹；对于弟子，则以“接生婆”自喻，助人破除伪知，面对无知，进而自行孕生智慧的胎儿。意思是：除非自己觉悟，否则只能学一点记诵之知。


　　凡是老师，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柏拉图正是这样的英才。苏格拉底辞世时，柏拉图说：“老师死了，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无独有偶，颜渊也是这样的英才，可惜他竟比孔子先死。此事可记者三：


　　一、颜渊敬爱孔子，一如子之视父。这是孔子深切的感受。孔子在颜渊死后，为了是否厚葬的问题，与其他弟子有些意见出入。这时他提到：“回也视子犹父也。”（《先进》）


　　二、颜渊实在不愿先孔子而死。孔子周游列国时，由于时局不安，曾在匡被人围困，当时颜渊走失了，隔几天才赶上。孔子看到他，心中宽慰，就说：“我以为你遇害了。”颜渊回答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先死呢?”（《先进》）师生情谊跃然纸上，生死之交不过如此。然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颜渊还是在孔子七十岁左右去世。孔子心中之悲痛实在难以想象。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好像自己一生的努力都落空了。身为老师，理当承先启后，现在眼见最杰出的弟子先我而去，不只为个人哀，也为社会悲。


　　三、孔子哭得非常伤心，近乎过度。其他弟子提醒老师：“子恸矣!”孔子并不掩饰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我会哭得太悲哀吗?我不为这样的人哭得悲哀，还要为谁哭得悲哀呢?”既宣真情，又明道理。《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能说孔子不是“发而皆中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