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三千弟子，“好学”者唯一，就是颜渊。四科十哲①之中，“德行”为首，领先群哲的又是颜渊。这样的学生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对于社会与国家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孔子有颜渊这样的弟子，原可快慰平生，现在却又先他而去，如此悲哀岂可名状。前贤往哲之芳表，在今日只能徒供感叹乎？①：四科十哲：孔子的学生大概可以分为四科，这四科里面有十位哲学家，“哲”是指古代有学问的读书人。具体分类为：德行科：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宰我、子贡；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学科：子游、子夏。名正言顺


　　“必也正名乎!”（《子路》）这是孔子为政之道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为何会与“正名”有关?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


　　原因是：“名”有两种，一是名实，二是名分。就“名实”而言，可以“循名责实”，任何东西皆有名称，如日月星辰，是约定俗成，客观明确的。如果单单谈到名实，只是分析哲学家的偏好，他们对于任何名词都要先问：“你所谓的XX是什么意思?”最后还原到感官经验所能掌握的物质世界。


　　然而，我们所用的语言中，却有更多超越感官经验的名词，像真、善、美、圣、正义、仁爱、明智、勇敢等，这些名词又有什么意义?它们表达的未必是真实界，却可能是理想界。所谓理想界，是指人以特有的自由及其选择所构成的世界，其中涉及的是“应不应该”的问题。何以知道人应该如何?这是使哲学家头痛的焦点。


　　孔子的做法是：特别注意“名分”。暂且抛开抽象的讨论，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譬如：“君”是名称，他的本分则是“君之道”。“父”是名称，本分则是“父之道”。任何现存的名称，都有“应该”的行为规范，这在人类社会是普遍的现象。譬如，古人谈起“君”，往往以尧、舜、禹、汤的具体表现作为典型的判准，然后期许及要求后代的“君”，也要“像个君”。


　　如果政治能够做到“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那么人类社会自然稳定和谐，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因此，“正名”可以兼指名实与名分，让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清楚的称谓及规范。对于政冶家而言，则“名分”较为重要，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同时也有为非作歹的可能，如何善加约束，则需由“名分”来界定。《左传?成公二年》曾录孔子的话：“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天下大乱。孔子在强调“正名”之后，接着教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