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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水乡，性情必有所关，岂敢引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古语，岂敢以“智者”为比 拟?我是要写我与大都市的“感情冲突”的来由。 天津地方的特点是水陆交通要道，自古有南北大运河，有出海入境的大沽口，民丰物阜，风 俗奢华，乾隆年间已有“小扬州”的绰号了；再加上清末成了八国租界之地，半殖民地色彩 笼罩了这处鱼米之乡，洋楼、柏油马路……改变了青溪翠苇、绿树红墙。 我十多岁第一回从家里进入津市(乡语叫“上卫”，还是明代的遗词)，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 喜欢这种洋式都市。 都市的一切，对一个“村童”来说当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 感 觉是烦闷，不快活。那“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晒，发出一种令我十分难过的气味和刺目的 反光，我有窒息感与“沙漠”感——这一切总括起来说就是把人和自然尽其可能地都隔离起 来，我所熟悉习惯的水土忽然都变成了洋灰、砂砾、砖头、沥青……我很难承受这种“巨变 ”。 这一点其实是短言所不能说清的，我在此的用意是将我生长的“时空”的“空”，先粗粗交 待一下，然后再讲几句“时”。 我出生于民国七年，1918，岁次戊午。而轰轰烈烈、覆地翻天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后 一年。不必词费，这是一个最简明的“时代标志”了。 这就说明，我的“时空”都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 末细小，所以足够让我这个村童“承担”的——我幼稚的心灵上早就有一种迷惘与“不好办 ”的莫名之惆怅。 我半懂事时，以至上小学，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先生诗)的年代，熟闻什么“奉军 ”、“败兵”……一串名词，还有“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的口号印象很深。其他 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无缘听到，更谈不上理解与吸取，甚至亲聆老农民对“时局 ”所抒发的感慨：“这号人，弄不好，还得出真龙天子才行!” 因此，我既少知识，更缺师导。思想，志向，都不在我这儿发生自觉性。这是很可怜的。 从文化讲，五四是认为中华祖宗几千年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该扔掉毁却，另行寻祖认宗方能 活命。于是从外涌入的纷然杂陈。躁动、杂乱、肤浅、庸俗、无聊……是时代的特征吧，青 年人的教养与教育、志趣与路向，也脱离不了时代给他的熏陶与铸造。 社会现象也不例外—— 男人，除卖力气的、担挑小贩等，还是长袍，“两截衣”只是家里的打扮，见人是不可以的 ，那是无礼。年节喜寿或专诚拜会，必加马褂(清代礼服)，戴帽，即店铺掌柜的与学徒，亦 无例外。过年了，木匠师傅也换一身新布衣，有的还要换袍褂。见面打招呼，有称谓，有问 候致敬之言词。 妇女更不同：四五十岁的，出门坐轿车(轿车，是木结构双轮长辕驾骡马的高雅级的车，因 有“轩罩”，三面小窗，故谓之轿车。勿与今日之小汽车名目相混)，要穿裙子，须将两腿 遮住，不然就很“放肆”、“难 看”了。大闺女(没有“姑娘”这词儿)很多还缠足，梳大辫子，走路风度端静规矩。平时不 出门口，也避生人——急走而入院入室……不会有嬉笑打闹、随便自由的姿态。 大约我将近二十岁时，妇女方有剪发的，当时叫做“摩登”(modern之译音，用时很少敬意) ，年岁大些的还很“看不惯”，气愤地评论：“可难看死了，活像水陆上画的!”原来“ 水陆”专指僧人为丧家做佛事时棚内悬挂“阴司地狱”画屏，女鬼才披头散发!(那在旧时是 不可想象的“形象”，除非是疯子、白痴……) 现今人已不知：中华妇容，头髻最为重要，看一位少妇梳头，与看她做的针线活计，是同一 等级品评她为人的标准；君不见刘姥姥描叙雪天抽柴的若玉小姐，要点就是“梳的油光的头 ”!头发极可珍爱，讲究梳得一根头发刺儿也不能吹起，不要说披散了。 到市里一看，可就“吓人”了：女的皆是剪发烫弯儿，穿的单旗袍紧箍在身上，讲究露大腿 ，露“曲线”……这是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我为何说起这些来?因我不会“从理论上”概括这个时代的特性，只好用这么一些例子 ，“形象化”地表出我身所处的“时空”是多么奇特而又复杂的“境界”!我就是在这样的 历史安排下而“存在”的一名书生。 我不新不旧，又新又旧。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悬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 点，处境尴尬得可以。我非圣贤，也不是英雄豪杰，就是这么十分寒伧的出身。“现身”说 “法”，这是掩饰打扮不得的。 诗曰： 大化从来变几端，我生之世态千般。 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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