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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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境界--留恋自然

  生于水乡,性情必有所关,岂敢引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古语,岂敢以“智者”为比 拟?我是要写我与大都市的“感情冲突”的来由。

天津地方的特点是水陆交通要道,自古有南北大运河,有出海入境的大沽口,民丰物阜,风 俗奢华,乾隆年间已有“小扬州”的绰号了;再加上清末成了八国租界之地,半殖民地色彩 笼罩了这处鱼米之乡,洋楼、柏油马路……改变了青溪翠苇、绿树红墙。

我十多岁第一回从家里进入津市(乡语叫“上卫”,还是明代的遗词),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不 喜欢这种洋式都市。

都市的一切,对一个“村童”来说当然是事事新奇的,有刺激,有探索,有展拓,但主要的 感 觉是烦闷,不快活。那“马路”被夏天的烈日一晒,发出一种令我十分难过的气味和刺目的 反光,我有窒息感与“沙漠”感——这一切总括起来说就是把人和自然尽其可能地都隔离起 来,我所熟悉习惯的水土忽然都变成了洋灰、砂砾、砖头、沥青……我很难承受这种“巨变 ”。

这一点其实是短言所不能说清的,我在此的用意是将我生长的“时空”的“空”,先粗粗交 待一下,然后再讲几句“时”。

我出生于民国七年,1918,岁次戊午。而轰轰烈烈、覆地翻天的五四运动就发生在后 一年。不必词费,这是一个最简明的“时代标志”了。

这就说明,我的“时空”都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交叉就是“矛盾”——而那矛盾并不微 末细小,所以足够让我这个村童“承担”的——我幼稚的心灵上早就有一种迷惘与“不好办 ”的莫名之惆怅。

我半懂事时,以至上小学,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先生诗)的年代,熟闻什么“奉军 ”、“败兵”……一串名词,还有“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的口号印象很深。其他 政、法、哲、思(潮)等等,一概无缘听到,更谈不上理解与吸取,甚至亲聆老农民对“时局 ”所抒发的感慨:“这号人,弄不好,还得出真龙天子才行!”

因此,我既少知识,更缺师导。思想,志向,都不在我这儿发生自觉性。这是很可怜的。

从文化讲,五四是认为中华祖宗几千年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该扔掉毁却,另行寻祖认宗方能 活命。于是从外涌入的纷然杂陈。躁动、杂乱、肤浅、庸俗、无聊……是时代的特征吧,青 年人的教养与教育、志趣与路向,也脱离不了时代给他的熏陶与铸造。

社会现象也不例外——

男人,除卖力气的、担挑小贩等,还是长袍,“两截衣”只是家里的打扮,见人是不可以的 ,那是无礼。年节喜寿或专诚拜会,必加马褂(清代礼服),戴帽,即店铺掌柜的与学徒,亦 无例外。过年了,木匠师傅也换一身新布衣,有的还要换袍褂。见面打招呼,有称谓,有问 候致敬之言词。

妇女更不同:四五十岁的,出门坐轿车(轿车,是木结构双轮长辕驾骡马的高雅级的车,因 有“轩罩”,三面小窗,故谓之轿车。勿与今日之小汽车名目相混),要穿裙子,须将两腿 遮住,不然就很“放肆”、“难 看”了。大闺女(没有“姑娘”这词儿)很多还缠足,梳大辫子,走路风度端静规矩。平时不 出门口,也避生人——急走而入院入室……不会有嬉笑打闹、随便自由的姿态。

大约我将近二十岁时,妇女方有剪发的,当时叫做“摩登”(modern之译音,用时很少敬意) ,年岁大些的还很“看不惯”,气愤地评论:“可难看死了,活像水陆上画的!”原来“ 水陆”专指僧人为丧家做佛事时棚内悬挂“阴司地狱”画屏,女鬼才披头散发!(那在旧时是 不可想象的“形象”,除非是疯子、白痴……)

现今人已不知:中华妇容,头髻最为重要,看一位少妇梳头,与看她做的针线活计,是同一 等级品评她为人的标准;君不见刘姥姥描叙雪天抽柴的若玉小姐,要点就是“梳的油光的头 ”!头发极可珍爱,讲究梳得一根头发刺儿也不能吹起,不要说披散了。

到市里一看,可就“吓人”了:女的皆是剪发烫弯儿,穿的单旗袍紧箍在身上,讲究露大腿 ,露“曲线”……这是30年代的天津女流之形象也。

——我为何说起这些来?因我不会“从理论上”概括这个时代的特性,只好用这么一些例子 ,“形象化”地表出我身所处的“时空”是多么奇特而又复杂的“境界”!我就是在这样的 历史安排下而“存在”的一名书生。

我不新不旧,又新又旧。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我悬在一个历史上少有的“四不像”交叉 点,处境尴尬得可以。我非圣贤,也不是英雄豪杰,就是这么十分寒伧的出身。“现身”说 “法”,这是掩饰打扮不得的。

诗曰:

大化从来变几端,我生之世态千般。

小童何以知途向,瞎马盲人旅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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