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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所包诚富，它一开始就以作者与版本的研究作为两大分流——其后发展建立了 “曹学”与“脂学”，也是由此而生而成。 以作者与版本为两大主题，似乎是研究小说(其实也适用于一切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规律， 人们当“常识”看了，又有甚稀奇值得再来提起?殊不知，那在《西游》、《封神》等小说 尚属一般性课题——不知作者为谁，并不影响对全书的理解；甚至一人作、几人作，有无原 本与改动本，也似乎关系不至于“动摇根本”。但在《红楼》，情形性质却不能与之等量 齐 观、混合而论。因为：这里包涵着一个“自传性”的核心命脉的大问题，故尔必须深研作者 的家世生平，一切背景、思潮、写书动机……种种缘由实际。所以有些人不明此理，总在“ 呼唤”脱离“曹学”、“脂学”的“老一套”，只作所谓“本体诠释”——其实就是主张架 空 一切产生《红楼》的因素关系，只要“就小说论小说”，美其名曰“回归到文本”上来， “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云云。
他们完全忘了(或根本不明白)：曹雪芹生前定型的《红楼》版式是只有八十回，正文与脂 批同为“合法并存”的整体“文本”，不可分割断裂。
“脂学”的建立晚至40年代末，1950年《燕京学报》刊出拙文《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 是其正式标志，而1953年《红楼梦新证》问世后方才是海内外一齐瞩目的重要一题。
因为大家重视起来了，当然引出不同看法，例如拙见认为脂砚是一女子，“脂砚”与“畸笏 ”二署名实为一人，此女批书人即书中的史湘云之“原型”三大要点。对此，表示不同看法 的时有其人，以为脂砚是男，脂、畸非一，当然更谈不到“湘云”了。
这都是研者观点不同，属于正常。
可是另有一种事态，与此大异了——我今日方名之曰“挑战”。挑战的方式形态，既新奇又 巧妙。
60年代初，我忽然接到南京浦镇毛国瑶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对脂砚的考论不能成立，因他 发现友人靖氏所藏一抄本《石头记》，上有朱批，证明脂、畸为二人，畸在而脂亡；并云据 彼本可证雪芹卒于壬午，而非癸未，云云。
我十分重视这些“新证据”，即复信求阅所云之朱批(他说已过录为150条之多)。他又来信 说已录寄俞平伯先生，让我到俞处去看……简捷叙之，终于承他惠示了那所称的“靖本朱批 ”。
我相信了，并且撰文向香港《大公报》的《艺林》版介绍这一“重大发现”。
但治学之事，终究异于“随风倒”，需要实事求是，我反复思绎，又觉他所录“朱批”，不 无可疑之点(本文是论事，不是重述考证的内容，读者鉴之)。
等到1976年增订《新证》，内中增入了一篇《靖本传闻录》，说明我毕竟未见毛君所言之原 件，若干问题有待深研，不敢遽断如何。我是很谨慎的客气的态度和言词，给继续研索留下 了明朗的余地。
谁知，毛氏见了此文，大为震怒，在南京红学会上，他以恶语对我大肆攻击——意谓因“证 据”推翻了我的考证，因而反诬“证据”之靠不住……
不止一桩事例表明了一个“规律”：在学术上听到不同意见，心平气和地与之切磋的，是真 学者真论证；而一闻人家略有商量问询献疑请教，即便暴跳如雷、歇斯底里、恶语伤人的， 就暴露了他是装学扮士，作案心虚、货色有假——惟恐捅破他的一层窗户纸。
毛氏的表现，引起了更多人的疑思。
到后来，大家要求他拿出所谓“靖藏本”来以昭信实时，却声称此书丢失了，说是家里人不 知其价值，让一个收旧物的担贩给买去了，下落无法追寻，云云。
还有一回特殊的经过，值得一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仁陈建根，因公赴南京，特来打 招呼：有什么要办吗?我就拜托他费点儿事，到浦镇去找毛国瑶，持我介函，请他惠赐一张 照片，将所云之“朱批”拍一条也好，带给我以便研究。
这原是易为之事，因“原本”虽失，毛氏已将150条“朱批”过录到他自己的一部“有正本 ”上了，选一页照个小片子，就行了。
陈先生返京后向我报告访毛的实况，要点是：南京的照相馆不给拍这种照片。
这确实是从未听说的新闻。
陈先生还说：“我向他讨求，请出示一下你自藏的那部‘有正本’，也不必再麻烦拍照的事 了。”
可是，毛氏又有托词。那部带有“过录靖本朱批”的宝书，迄今并无任何人从他那儿看到过 影子。
我们不好说什么“定案”的话，但我们可以表示：你拿不出一页“证据”物件来，是你自己 把事情弄成“死无对证”的“无头奇案”的，别人无罪——不该反而受你之恶语中伤。
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你的“过录靖本朱批”已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混乱，关系到红 学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对此，要负责任，要出示证据，以防人言可畏。
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的学者都有评议发表了。江苏的石昕生先生， 与毛氏为好友，而石先生已发表论文数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伪之迹。还有李同生先 生，也对揭伪举出了力证(毛据俞辑的脂评的某条而“改造”时，不知俞辑本有漏误，他照 抄袭俞之误。这使得伪迹无可诡辩)。
台湾学者进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论点而伪造朱批，寄与俞氏，俞不能识，反以为己说 获得了力证，落入了毛的设计。
前几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札，内言拟将我旧年给他的信件(还有其他红学研者如吴恩裕等 人的)编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对他曾在南京会上攻击我的往事谢过，说他原不懂什么、我 不必与他计较等意。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编印计划，因那都是当时不明真相的言辞 ，如不经我同意而擅自发表，要负法律责任(此复函有复印本，并分寄与学友存证)。
近来忽又有上海的魏绍昌在贵州《红楼》期刊上发表了一批俞平伯致毛国瑶的信札的排印 文 字。魏君是公开支持毛国瑶、相信“靖本”的人，也许这和毛的来信所打算的编印诸家信件 一事有所关联。对于魏君发表所辑俞函的说明介绍，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评议。这都很有关系 。
我叙此案的粗略经过，用意是在说明：研治红学的事是多么复杂而艰辛、离奇而怪异——这 在“学术”范围之“内”还是之“外”?一个人有多大精神智慧能力，来应付、“处理”这 些做梦都想不到的事相?
我经的却又不止这一件奇情异事，当相继而来的几个关键问题都与己所考证针锋相对，“证 据凿凿”——这情势之下，考验自己应持何态度，可真非小事一段。例如当有贵州学人葛真 先 生，见了我的《靖本传闻录》，就赐函说我“已经到了‘真理’的门前，却又后退了!”是 责我应当相信毛辑“靖本”之批也。这可能代表相当一些人的看法。
动摇吗?许多疑点未清。“固执”己见吗?要有充分的反论证破之，方能岿然无怯，去承受作 伪者的反击和舆论“微词”。
诗曰：
谁道研《红》乐不疲，骇情怪状日方滋。
道高一寸魔千丈，感叹愚人小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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