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国学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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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兄祜昌之思

我们弟兄,排行五人,我居幼,“挨肩儿”的是四哥,即祜昌。

四哥与我的关系最为亲密深切。他寿至七旬晋九,因家庭条件太差,患病(本是可医或缓解 而非致命的慢性病)失医,不幸辞世。

他忽然走了。我总像不大相信这个人就没了,分明还和我形影相共,心意不分;还会来京小 住,秉烛研《红》……

可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景了。

他走了之后,我像失去了自己的“一半”,踽踽凉凉,独来独往,彷徨于“空间”。

我的红学道路是他引导的,而且数十年来是“同行共命”的为《红》辛苦者。我这个“ 着名红学家”的头衔,其实是他给我准备和赋予的。

他对曹雪芹与《石头记》的痴情挚意,远胜于我。我受了他的感染和感动。这是一种巨大的 精神力量,是这力量成为排除万难、自强奋进的“能源”。

祜昌是个苦命人。

他的苦,不惟世人难晓,他的家里人也未必尽谅尽解。“有命无运”这个命题是雪芹首创的 。祜昌的命苦其实该说是厄运。他平生的两大致命关卡是学程的意外不幸和自己失算。

他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高材生,成绩甚优,文学才能已露头角。毕业后投考北大,原不成 什么难题;谁知天降倾盆大雨,一名“大孩子”初入京城,值此“天变”不知所措(无人相 伴,又无外出雇车的经验),遂白白地误了场。据他的记忆,此场以前的考试,答得十分满 意自信。

据我推断,如不误场,他是张中行先生的同班。因为那年的国文试题是由陈寅恪先生拟定的 ,其中有一项是“对对子”,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相传最佳者对的是“胡适之”— —“适”与“行”对仗极工,别的古人名字带“之”的不乏,但上一字都对不上“行”(适 有“往”义)。

这可扼杀了他的文学之命运的康庄大道。如若不是这般意外,也许他早已成了文界名流或文 史学者、教授。

第二个“致命”点是他考北大失意后,无可奈何地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国文系。由于复杂 的因素,他在彼处无精打采,难有进境。已读了三年,只一年足可对付毕业,取得学历资格 了——他忽然要尽弃前功,坚决退学,考取了一个浙江银行的练习生!

一着走错,全盘棋输。

他为人讷讷不能巧言,落落不交俗友,看不上那时的世态人情……这样能得“上司”的青目 与欢心吗?自己越走路越窄,终于辞职不干了。

以后经历铁路局、新港的小职员职业,大都类此。解放后,勉勉强强充当了故里的一个商业 局的业余中学的教师。

他最不善于讲话,没有一点儿“口才”与讲授艺术。他能讲得让学员“喝彩”吗?其况可想 而知。为人性直,一句假话不说,对一切人以诚相“料”相待,结果到处受嗤,四处碰壁, 自己不会处世,也不能尽怪人家看不入眼。

此人之苦,苦在这里。

自1948年夏秋之际,我从北京借来了稀世之珍籍《甲戌本石头记》,他就一心立志要为雪芹 的真本原笔恢复光辉,湔洗污垢(伪续篡改)。动手录副本,尽两月之功完成。

我于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仍读西语系;是祜昌的提示,竟然发现了胡适先生遍觅不得的《 懋斋诗钞·东皋集》内有大量题咏雪芹的篇什——从此“曹学”遂有崭新的迈步重兴。

我在燕大不断研芹续有进境,每一新获,必先函告于他。他大喜过望。我们当时的鱼雁传书 ,是一项珍贵红学史料——可惜“文革”时散亡已尽。

祜昌矢志为雪芹校出一部真本《红楼》。他为此巨业一直辛苦到临终的前夕。此书恐有千 万字的浩瀚工程,一手写录,心力俱瘁——他乐而无悔。

这项巨业,独力苦支,未曾得到任何人的重视与扶持。反而因为“与胡适的关系 ”,三次抄家,片纸无存,立锥无地,衣食濒绝……

此书题曰《石头记会真》,是他毕生精神的“化石”。

我拿什么文词来纪念这样一位胞兄和同行共命之苦人?自愧无力不文,粗记数行,以志吾痛 ,本不足为世人道也。

诗曰:

手足情深结几生,同怀哀乐事光明。

六十年间辛苦尽,为兄为弟是殊荣。

2000年10月26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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