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四二、墨子止楚攻宋考

四二、墨子止楚攻宋考

　　墨子止楚攻宋，本书不云在何时。鲍彪《国策注》谓当宋景公时。《闲诂》讥其疏谬。余考攻宋之谋，自公输之制云梯。而公输来楚，在惠王四十四年前，其献云梯，则在四十四年东侵得志之后。何者？楚既广地至泗上，遂北向而窥宋，此自地理言之而可信也。且证之《墨子》书。《公输篇》云：“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毕云：“《吕氏春秋爱类篇》云，自鲁往，是。”）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则墨子来楚，与公输初相见，正楚方图宋之时也。又《鲁问篇》：“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此公输与墨子事后之谈。公输既不欲宋，必不复思侵越，此制构强在制云梯之先也。又“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沟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此尤公输制钩强，早在遇墨子之先，故闻墨子论议而以此为询也。本此三文，公输制云梯图宋在制钩强破越之后，又断然矣。故余定楚谋攻宋在惠王四十五年后也。

　　又考《公输篇》：“墨子赴楚，使禽子诸弟子三百人守宋。”禽子即禽滑厘。《备梯篇》：“禽滑厘事墨子，三年而后问守道。”孙氏《墨子传略》谓：“墨子止楚攻宋，年未及三十，正当壮岁”，则禽子年又当更轻于墨子，而已为诸弟子长。墨子以早岁即学成行尊，致弟子三百人。又师弟子皆年少，预人国事，疑未然也。余定墨子止楚攻宋时，年不过四十，否则亦不能“百舍重茧”，（语见《宋策》。）“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吕氏春秋》。）禽子年三十左右，循是推其生卒年寿，亦无不合。又魏文侯元年，当楚惠王四十三年，（《考辨》第三七。）时子夏年六十二，曾子年六十，子贡若尚在，年七十五，子思年三十四五以上，略当墨子。墨子与曾西、颛孙、子莫、田无择相比伍，而或稍前。而已与其前辈子夏、曾子抗颜，为并世大师。禽子年未及三十，为弟子领袖。当时儒墨情势，约略如是。

　　又按：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寡人虽不得天下，乐养贤人。墨子辞，曰：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王使穆贺以老辞。”孙诒让《墨子闲诂》谓：“余书乃本《墨子贵义篇》，而今《贵义篇》文则已多脱佚。其云五十年，亦疑本《墨子》旧注。”余谓墨子止楚攻宋，与其献书惠王，盖一时事。初本为止楚攻宋而来，楚既听其说，乃献书期大用。既不得意，乃遂归鲁。其事至晚不逾惠王五十年，则差可定也。

　　又按：《楚曾侯钟》文：“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阳，楚王能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积古斋钟鼎款识》曰：“能通熊。《左传》楚昭王于鲁定公六年迁鄀。《汉志》若属南郡，《注》云：楚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师古曰：《春秋传》作鄀，其音同。此云徙自西阳，当即自鄀还郢之时。西阳《汉志》属江夏郡，去鄀甚近。”林春溥《战国纪年》据此，定楚还迁郢，在惠王之五十六年。今按：昭王自郢迁鄀，其后并无还郢事，《汉志》误也。（参读《考辨》第一二七。）《史记楚世家》：“惠王以四十二年灭蔡，四十四年灭杞，东侵广地至泗上。”时方大启疆土，北争中原，决无南迁还郢之理。《汉志》江夏郡西阳，，王先谦《补注》引《清一统志》：“故城在今黄冈县东”，则于鄀不能谓近。自鄀还郢，亦不过此。窃疑《曾侯钟》之西阳，不当以《汉志》西阳为说。《史记楚世家》昭王十二年去郢，北徙都鄀。《正义》引《括地志》：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三里，在故都城东五里，此故都疑指鄢郢言。《水经沔水注》：沔水过宜城县东，故城鄢郢之旧都，沔水又经鄀县故城南，古鄀子之国也。县北有大城，楚昭王为吴所迫，自纪郢徙都之，即所谓鄢、鄀、卢、罗之地也。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谓鄢，楚之别都，后楚徙郢于鄀，兼称鄢郢。楚又尝自鄀徙鄢，逾年而复。窃疑楚自昭王迁鄀，此后又徙鄢，遂称鄢郢，绝无重返江陵旧郢之事。而鄀亦不得称鄢郢，高说复误。宜城有西山，楚先王冢墓所在，此西阳殆即指宜城西山之阳而言。或楚都屡徙，而要不出此鄢、鄀、卢、罗之区，则可断言也。（参读《考辨》第一二七）则墨子十日十夜自鲁至郢，亦宜城之郢耳，固未深历江汉奥区，达于江陵之郢也。（《路史》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谓故郢。昭王避吴迁鄀，今宜城，为北郢，即郢州。惠王迁鄢，在宜城。鄢非久都，故惠王没，墨翟重茧趋郢。此谓惠王迁鄢是也。而不知墨子至郢，正即鄢郢，非南郢，则《路史》复误。）又墨子晚年居楚鲁阳，《汉志》在南阳郡。《清一统志》故城今鲁山县治。其地在方城之北，河南之中部。然则墨子居鲁，其足迹亦未远离中原，而至江域也。（墨子时越都琅琊，则墨子弟子游越，亦未远涉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