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二）官

（二）官

　　官，这个不依血缘关系而依靠才能取得政治地位、取得财富的新兴阶级，是战国时代出现的。

　　春秋战国之际，世袭旧贵族走向没落，靠才能起家的人活跃起来。这些人中，主要有两种人，士人和商人。士人作政治活动，取得官位，官位又给他们财富。商人经商，在交换经济洪流里发家致富。士人和商人，是战国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他们都成为富人。

　　士人作了官，有俸禄，有土地。商鞅变法规定，有军功的可以“名田宅、臣妾。”名田，就是占有土地，颜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汉书·食货志》“限民名田”句注）

　　他们也可以买土地。长平战前，赵括就把赵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美田宅可买者买之。”

　　他们除买土地外，也可以从国君得到土地。王翦将六十万军队击楚，“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曰；……及时以请园宅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美田者五辈。”（《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这样作，是怕始皇疑心他，为子孙请田宅使始皇认为他无大志，不会反叛。汉初萧何曾效法王翦的作法，买田宅以自污（《史记·萧相国世家》）。不同处，萧何是买，王翦是请。

　　土地买卖，是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重要手段。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仟佰，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这里兼并土地的有商人，当然也有官僚。利用政治地位，利用经济手段，战国时代的官成为新兴起的富有阶级，特别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秦汉之际，是政治上一大变局时代。刘邦起泗上亭长，灭秦而建立新帝国。但他也只是打倒旧人，换上一批新人，制度并没有变化。

　　刘邦起事时是泗上亭长，跟随起事的，多半是小商、小贩、小吏、小手工业者。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说：“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萧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挽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

　　刘邦是很注意对他手下人以报尝的。作了皇帝以后，一再下诏令让各地政府给从军将士以土地。《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迂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这次给土地令食邑的，多是七大夫以上的中级爵位者，大约不包括列侯。依《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刘邦十二年，“天下乃平，始论功而定封，讫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昔日卖狗肉、贩缯、吹萧，今日皆庙堂将相公卿。不管当年他们出身多么贫贱，取得权力，作了大官，不久就个个发家致富，成为百万、千万、万万的富翁。

　　陈平，只有三十亩薄田。从项羽处投奔刘邦时，穷的只有一身袴褂，别无长物。作了丞相，陆贾为他划策结好太尉周勃以抗诸吕的时候，为了酬谢陆贾，他一次就送陆贾“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史记·陆贾列传》）。如果陈平是拿财产的十分之一送陆贾，他就有奴隶千人，钱五千万。即使陈平慷慨，是拿财产的五分之一或一半送陆贾，陈平的财产也应有权隶二百人到五百人，钱一千万到二千五百万。也不是小数了。

　　吕后、惠帝时期，社会经济恢复，官僚们的财富发展膨胀起来。刘邦封功臣时，“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如曹参始封时，（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一万六百户，后嗣免侯时（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有二万三千户。陈平，始封时（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五千户。到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嗣侯陈何坐略人妻弃世，有一万六千户。

　　列侯封时以户计，实则都有一定的区域。如《汉书·匡衡传》载：“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封地既有已定区域，以后这个区域内的流民归还和户口繁息，都为封主所有。

　　依照司马迁的估计，“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户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史记·货殖列传》）。千户之封君，封入大约等于百万之家。万户之封，等于家产千万之富豪了。

　　官僚有封邑的食租税，没有封邑的靠俸禄。大官的俸禄，也是足以使其养尊处优的。以贡禹为例。贡禹是个好宫，也是个穷官。他家有田一百三十亩，却是“妻子穅豆不赡，裋褐不完。”元帝叫他去作官，卖了一百亩田作制装和车马费。“拜为光录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录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汉书·贡禹传》）。光禄大夫，官不算大，收入不算最多，但已将等于一个一年有二十万收入的富人了。

　　更重要的是官僚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勾结商人并互相勾结，欺压黎民发财致富。董仲舒说：“身崇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录，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睃，寝以大穷”（《汉书·董仲舒传》）。官僚用他们手中的富贵资力和小民竞争，小民是争他不过的。结果他们日富，小民日穷。所以尽管刘邦和他的手下人，在创业时期都是些布衣，但在他们取得将相以后不久，都富起来。高惠文景时期开始，一个据有雄厚财富、众多奴隶、大量土地的豪富官僚阶级，便在社会上出现。

　　官僚们的财产积累，主要有钱、奴隶、土地。奴隶、土地也可以用货币表现出来，折合货币来计算。

　　“文帝赏赐（邓）通巨万以十数。……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史记·佞幸列传·邓通传》）。

　　“武帝即位，徙（宁成）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于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史记·酷吏列传·宁成传》）。

　　假贫民，假大约是租佃给贫民。把土地租佃给贫民，役使数千家。宁成的农业，是为了更富。他的粮食生产是商品生产。他的目的是致产千万，他的手段是“贾”。致产数千金，超额完成了他的指标。邓通铸了钱也不是都藏在家里。他要藏一部分，大部分要用出去。用出去就要购回物品。土地也定是重要的一项。邓通钱布天下，也必然使邓通财产遍天下。

　　“杜周，初徵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同上《杜周传》）

　　巨万，意为万万；数巨万，数万万。数千万的产业，在西汉已是大富，杜周家财到数万万，可见他富的程度。他这分家财，单靠作三公的俸禄是积累不起来的。杜周必然是靠经营商业、放高利贷，或购土地。不然就靠贪污行贿。《酷吏列传》后的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似酷烈为声。“……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十人传中，于宁成指出其贪，“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后来宁成“致产数千金”。于张汤则指出其廉，“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王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尹齐死，“家直不满五十金。”而于杜周，则指出“初徵为廷中，有一马且不全”，而久任官以后，“家訾累数巨万矣”！从文字中，可见出他的资财来路不明。

　　武帝前期最显赫的两位大官僚就是窦婴和田蚡，还有一个灌夫，都是贪得无厌占有广大土地的大官。

　　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堂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田蚡兼并土地，甚至兼并到另一大官贵族魏其侯窦婴的头上。

　　窦婴是文帝窦皇后的从兄之子。七国反时立过功，封为魏其侯。田蚡为丞相时，窦婴正不太得意。田蚡“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郄，乃谩自好谢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宜？）忍目待之。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忧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同上）。

　　魏其曾为丞相，且是外威。魏其的田，田蚡都想取为己有，可知他的极膏腴的田园是以势强夺的。

　　灌夫是七国反时汉朝名将灌婴舍人张孟的儿子，冒姓灌。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使，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同上）。

　　灌夫家累数千万，不知是怎样来的；但他的陂池田园，一定是“横”来的，所以颍川人才咒骂他“灌氏族”。

　　像田蚡样强夺贵戚窦婴的土地，在官僚广占土地的洪流中只能说是少数或例外，官僚的大土地占有主要靠兼并农民。灌夫家族，“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这大概是官僚广占土地的正常途径。汉武帝征和二年，制诏御史：“故丞相（公孙）贺依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汉书·刘屈氂传》）。不顾元元，就是兼并农民了。像霍去病那样，为他父亲霍“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汉书·霍光传》），怕是大宫中少有的了。

　　卫、霍两家，是西汉中叶两家显赫家族。武帝英明，大权独断。在武帝殿下为臣，上自丞相、将军无不战战竞竞。卫青、霍去病，贵为大将军、骠骑将军，都是安分守己规规矩矩的。司马迁说：“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太史公曰）。

　　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霍光，小心谨慎侍武帝二十余年。武帝死又辅佐少帝昭帝。“政事一决于光”。（《汉书·霍光传》）。霍光外孙女为昭帝皇后。昭帝死，立昌邑王，昌邑废，又立宣帝。宣帝益封光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疋，奴婶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霍光的儿子禹和他的侄孙云都作中郎将，云弟山任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与亲戚，连体盘根，布满朝廷，朝中事无大小，皆先关白霍光，然后再奏上皇帝。

　　西汉后期，官僚豪富之家财富积累更超过前期。他们作官又兼货殖，蚕食小民，无限的扩大他们的土地占有，利用政治势力，广积财货。

　　宣帝时，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汉书·张汤传附子安世传》）。

　　杜延年，“为人安和，备于诸事，久典朝族，上（宣）帝任信之，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汉书·杜周传附子延年传》）。

　　张禹“天子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禹为人谨厚，内殖贷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汉书·张禹传》）。

　　成帝时，王商为丞相，与大将军王凤不和，王凤使人上告商说：“商宗族权势，合赀巨万计，私奴以千数。”（《汉书·王商传》）。

　　成帝时的宠臣淳于长“封为定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亦累巨万。”（《汉书·侯幸传·淳于长传》）。

　　西汉官僚积财最多最富有的当推董贤。董贤年少，美姿容，得哀帝宠爱，“赏赐累巨万。……赏赐昭仪（贤女弟）及贤妻亦各千万数。”（《汉书·佞幸传·董贤传》）。赏赐董贤土地，一次就是两千顷。大臣王嘉上奏说：“陛下（哀帝）又为贤治大第，开门向北阙，引王渠灌园池。……诏书罢苑，而以赐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汉书·王嘉传》）。有的学者，以此证汉代仍行均田制，至此始坏。当否，先不去管它。二千顷田，确是西汉私有土地的最高数字了。哀帝死，王莽上台。董贤本无大才，惶恐自杀。死后，“县官斥卖董氏财，凡四十三万万云。”（《汉书·董贤传》）。西汉豪富之家，一般少者百万、千万，多者数千万、巨万（万万），少有过数万万者。董贤家赀，竟至四十三万万。惊人！

　　官僚家族财富的积累有几条道路：一条是依靠皇家的赏赐。这是很主要的一条，从上面征引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不大的中级官如贡禹，由于皇帝的赏赐便由穷人变成富人。得到赏赐钱千万、数千万的大官宠臣是很多的，董贤能得到赏赐累巨万，土地两千顷。但这条财富来路，有时并不稳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还好。赏赐太多而又招人忌恨的，往往不能保有他的产业。像邓通，能即山铸铜，钱物遍天下。文帝一死，景帝即位，没收了他的财产，最终不免饿死。董贤赏赐累巨万，哀帝一死，被迫自杀，财产没收。

　　二是靠强取豪夺。田蚡就强取豪夺到窦婴的头上。灌夫在颍川强取豪夺到老百姓诅咒他族诛。公孙贺兴美田利子弟不顾元元。官家强夺百姓的土地，恐怕自战国秦时期开始已经是常事了。前面说萧何强买民田以自污。其实，萧何还不是一个贪官，对于治产业有一套想法，不失为有眼光的人。《史记·萧相国世家》说：“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势家的土地，多是膏腴好地。田蚡的“田园极膏腴”，张禹的土地，“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萧何买田，买在穷乡，为势家所不争处。萧何置田宅于“穷处”，说明势家夺人田业是社会上常常发生的事了。

　　三是靠货殖、经营。这是一条正常的道路了。宁成有土地数千顷，租给贫人耕种，“役使数千家”，富致数千金。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业，是以能殖其货。张禹，内殖货财，多买田四百顷。杨恽免官以后，遂“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过着“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园”的农家生活，同时却又“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作“贾竖之事”（《汉书，杨敞传附子杨恽传》）。他们也放高利贷。孟尝君就在薛地放高利贷。一次就可收利息十万（《史记·孟尝君列传》）。官们还用公家的钱放高利贷。韩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萧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汉书·韩延寿传》）。用公钱为自己放债，是非法的。秦法就有规定：“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罪。”（文物出版社：《睡虎地秦墓竹简》165页。萧望之和韩延寿也是因为用公钱放贷而互相纠揭。但非法归非法，事实归事实。官人用公钱放债收息，发家致富，却是事实。犯法者多，发家者多，受罚治罪者少。

　　晋南北朝盛行的“送故”习俗——主官去职或死亡要送钱送役使，西汉已出现。《汉书·游侠传·原涉传》：“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妻子共通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繇是显名京师。”通过这条渠道，官僚家族也可以成为豪富。

　　官僚家族在西汉豪富家族中是强大的，有势力的。手中有权，经济有基础，社会上有影响。手中有权，最能为所欲为。

　　官僚的财富，一般集中在土地。“用穷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但守住财产，则靠土地。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也（《史记·货殖列传》）。《汉书·疏广传》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一般人是把土地看作最稳妥最保险的财产的。“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大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

　　买田宅，是最可靠的。